杜君立｜中国历史上的关中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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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人来说，长城具有一种神圣的象征性。中国的长城确实非常古老，而且一直保留到现在。在古代，长城常常被作为“华夷大防”的物化象征；在今天，则作为国家和国防的象征。

中国自古以农耕立国。根据现代历史学研究，长城的修筑路线基本与400毫米降雨分界线重合，长城以北降雨量低，过于干旱，不适合农耕，形成草原游牧经济。长城以南是中国传统的农耕区。

草原地区降水量低，不适合农业。农民无法适应牧区生活，但牧民却可以在农业区生活，尤其是黄河流域的农业区，很容易将原来的耕地变成牧场。换言之，农牧分界线可以南移，却不能北移。对秦汉时期的中原来说，阴山山脉成为难以逾越的极限，这就是建立长城的根据。

事实上，著名的“胡焕庸线”比与长城降雨线更有想象力。

 

胡焕庸线

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沿着东北的瑷珲到云南的腾冲，划出一条线，把中国版图分为西北和东南两大块。这条线不仅是一个更大的自然地理分界线，也是一条经济文化分界线。

从这条线可以明显地看出，西北高，东南低，东南的土地只占全国总面积的36%，却滋养了96%的人口；而西北有64%的国土，却只有4%的人口。

胡焕庸线不仅是人口分界线，也是民族的分界线，或者说是“农牧分界线”。

从现代中国来说，中国的历史其实是农耕区与游牧区围绕长城或胡焕庸线互动的历史。

从秦汉帝国肇始，就奠定了中国的传统农业定居区，即古之所谓诸夏、后世所谓汉区，清代叫本部十八省。

虽然这是中国历史的主要部分，但并不是全部，在它之外还有一半历史，是游牧区的那些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吐蕃、契丹、女真、党项、蒙古等族的历史。这在古时被称为“北狄西戎东夷”，在清代为四大边疆。

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有一个论断，他说，中国从有利于建立中国社会的精耕农业的环境中，逐出了一些原来与汉族祖先同族的“落后”部落，促成了草原社会的建立。

对农业定居民族来说，草原游牧民族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文化而非地理实体来定义的，它的边界总是随着力量平衡的变化而改变。

拉铁摩尔采用换位思考的方式，认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农业社会与草原社会的互动，主要是农业社会限定了草原社会，而不是草原社会“扰乱”了农业社会。从这个角度来说，与自然的农牧分界线不同，驻以重兵、严加防范的秦始皇长城，人为地限定了，或者说加速了长城内外政治、文化、经济的分割状态。

中国气象地理学家竺可桢曾经绘制过一张“中国五千年历史气温变化曲线图”。这张图显示，中国历史上的评价气温一直是周期性波动，这个周期一般是几百年时间。经过一段温暖期之后，便要经历一段寒冷期，温度相差2~3℃。每次从温暖期到寒冷期，都会引发巨大的社会动荡和改朝换代，而每次从寒冷期到温暖期，则会带来风调雨顺的繁荣和“盛世”。

这种气温变化最显著的影响，就是导致胡焕庸线发生偏移。尤其是气温下降时，降雨线就要南移，北方游牧区冬季时间延长，气温低于常温，大量牲畜死亡，游牧民族为了生存，不得不大举南迁，引起中原王朝的动荡。

从竺可桢的这张曲线图上可以看出，历史上有四次明显的气温下降，分别是西周末、东汉末、北宋晚期和明末，每次导致中原王朝亡于北方游牧民族之手。

从中国地理形势看，东部季风区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主要区域。虽然经济重心在南移，但政治统治始终以北方为主，南方难有作为。

古人说，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中国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自古以来，居北可以制南，居西可以制东，居上游可以制下游。从历史看，所有政权都是北方统一南方，少数几个南方政权也属偏安，最终免不了被北方统一。

《诗经》有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用许倬云先生说法，中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共同体。

根据何尊的铭文，“中国”一词原本是西周时代天子用来表示王都镐京地带的。后来“中国”代指整个中原，在这种“差序格局”下，中国的历史就是从中心向周边辐射扩散，并不断融合、扩大的历史。随着周边地区不断地“中国化”，小中国最后就变成大中国；随着各民族的“汉化”，汉族成为绝对主体民族。

长期研究蒙古史的日本学者杉山正明认为，元朝以前的中国历史，包括汉、唐在内，本质上属于“小中国”。到了元朝，加上此前辽、金等北方民族政权的影响，中国才变成了“大中国”。也就是说，在元朝以前，“小中国”是常态；元朝之后，“大中国”变成了常态。

位于东南部的中国本部，拥有地球上最为肥美的土地，这里气候温和，风调雨顺，最适合发展农业。因此，这里也养育了地球上最为密集的人口，孕育出古老的中华文明。

这里的丰饶与富庶，自然对西北部构成强大的吸引力，吸引他们不断地“加入”，从而成为这种文明的一部分。这一过程可能是贸易或和亲，也可能是战争或纳贡，有时是征服，有时是内附。但无论如何，文明中心的位置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偏移，一般不会偏离胡焕庸线太远，更不会跑到线的另一边。这是从一开始就注定的。

围绕胡焕庸线，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多决定性的战争，最有代表性的或许就是蒙古征服南宋的战争。

当时，金朝以开封为首都，南宋以杭州为首都，都偏离胡焕庸线很远，尤其是南宋，几乎是中国主流王朝中，首都距离胡焕庸线最远的。

蒙古征服从进入北京开始，以这里为“大都”，跋山涉水，辗转万里，进入云南，打通了整个胡焕庸线，然后居高临下，兵分数路，以泰山压顶之势同时向东南方向进攻，最后在崖山海战中消灭最后一支宋军。

到了现代，红军在遵义会议后的战略，基本就是沿着胡焕庸线北上，先是到达中点延安，最后以东北为起点，解放了全中国。只不过，红军是用脚走的，而蒙古军则骑着马。

打仗是一门专业学问，政治同样也是，都很复杂，需要时间积累，需要环境养成。在古代条件下，定居的农耕民族在军事上常常不及移动性的游牧民族，而游牧民族在官僚政治上又不如农耕民族。军事可以实现征服，但统治还要靠政治。在缺乏政治力量时，游牧民族只会烧杀、破坏、抢劫，而不愿意去做长期占领。

举个例子，就像金兵灭亡北宋时所做的一样，汴京遭到彻底毁灭，金人继续回到东北。后来，金人利用原来辽国的政治体系，才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帝国统治力量，形成金朝与南宋对峙的南北朝局面。

宋人庒绰在《鸡肋编》中写道：

自古兵乱，郡邑被焚毁者有之，虽盗贼残暴，必赖室庐以处，故须有存者。靖康之后，金虏侵陵中国，露居异俗，凡所经过，尽皆焚爇。如曲阜先圣旧宅，自鲁共王之后，但有增葺。莽、卓、巢、温之徒，犹假崇儒，未尝敢犯。至金寇遂为烟尘。指其像而诟曰：“尔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祸，自书契以来未之有也。

 

关中现象

历史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发生的，而战争尤其如此。在古代社会，政治常常是军事的一种延伸，或者说是战争的结果。

与那些纯粹的农耕区或游牧区相比，位于“胡焕庸线”附近的边缘地带，因为农耕的汉人与游牧戎胡杂处，而兼具军事和政治能力，这是一种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

秦之所以能够统一六国，除过法家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充分发挥了“地缘政治”的优势；相比之下，其他六国更注重“血缘政治”，基本依靠贵族（而不是法家）来治理。

在早期是关中，这里以农耕为主，在后期是东北，以游牧渔猎为主。黄仁宇先生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说：“从长时间远距离的观点看来，则是中国的政治中心由长安东移，其国防重点也同时东移，以后不仅契丹之辽，而且女真之金、满洲之清，都发源于东北，即蒙古部落发迹的克鲁伦河也仍是正北偏东。”

在两千年前，司马迁对“关中现象”有过这样的概括：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史记·六国年表》）

贾谊在《过秦论》中，特别强调在秦国崛起过程中关中的地理优势：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候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当此之世，贤智并列，良将行其师，贤相通其谋，然困于阻险而不能进，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

所谓“被山带河”，山指崤山，河指黄河。所谓“四塞之国”，指秦国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西有散关，北有萧关，秦地在这四座雄关之中，所以叫关中。

对历史来说，离不开时间和地理这两条轴线。中国有清晰纪年的历史约为三千年，其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以关中为中心的，尤其是周、秦、汉、唐等几大王朝，从关中统治中国，构成古典中国的主要族谱。

清代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把关中（陕西）比作中国的“头项”——

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往者，商以六百祀之祚，而亡于百里之岐周；战国以八千里之赵、魏、齐、楚、韩、燕，而受命于千里之秦。此犹曰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夫沛公起自徒步，入关而王汉中，乃遂收巴蜀，定三秦，五年而成帝业。李唐入长安，举秦凉，执棰而笞郑夏矣。盖陕西之在天下也，犹人之有头项然。患在头项，其势必至于死，而或不死者，则必所患之非真患也。（《读史方舆纪要》）

楚汉争霸时，有人劝项羽在关中称王，“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但项羽只想回老家，“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结果刘邦据有关中后，“转漕关中，给食不乏”，终于打败了项羽。后来司马迁总结项羽的失败原因，第一条就是“背关（中）怀楚”。

当初项羽放弃关中，让人讥讽为“楚人沐猴而冠”，其实刘邦也是楚人。刘邦后来也想放弃关中，结果遭到众人的反对。田肯说：“秦，形胜之国， 带河山之险，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谋士娄敬进言说：“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娄敬打比方说，占据关中，在战争中就占据了主动，就像与人打架时掐住他的咽喉，猛击他的后背一样。

从功能上来说，关中的四塞起到了城墙的作用，有这些天然城墙，就可以节约大量的军事力量。如果没有这样的地理环境，就要供养大量的军人，弄不好会把政府财政拖垮。

后来的宋太祖一直想将迁都到长安，因为汴梁（开封）虽然水陆交通非常便利，但位于平原地带，无险可资，只能依赖军队防守，这终归不是长久之计。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了一段宋太祖与宋太宗两人的对话。太祖赵匡胤想迁都到洛阳，最好是长安，这样最起码可以“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当时还是晋王的赵光义不同意迁都，他相信儒家的那一套，即国家的安全“在德不在险”。赵匡胤无奈，只能感叹说：“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后来，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论德政与文明程度，宋朝在中国历朝历代中几乎出其右者，更不知比金元强多少倍。汴京的沦陷之所以成为“靖康耻”，恰恰说明道德面对暴力时的无助。宋徽宗被金人封为“昏德公”，这简直是对“在德不在险”最残酷的嘲讽。

有宋一代，士人们传说太祖太宗之所以“都于大梁，无形势之险，而其险以兵”，但实际上，宋朝豢养的八十万禁军纯属银样镴枪头。“斡离不（即金兀术）始挟兵才万馀，长驱而至，莫有敌者，仓卒遣人召白徒以勤王，京师不守，则勤王之人寇掠遍天下矣。”

战争是非常无情的，战争不是“以德服人”，而是“以力服人”。野蛮战胜文明是常有的事，尤其是在冷兵器时代，地理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再怎么拔高都不为过。《易经》云：“王公设险，以守其国。”

当年魏武侯浮舟黄河，感叹说：“河山之险，岂不亦信固哉！”吴起便以“在德不在险”予以反驳。

当时魏国的首都是位于晋东南的运城盆地，有河山屏障。魏武侯死后，魏惠王即位，他将首都迁到了大梁，也就是后来的汴梁，这是开封历史上的第一次建都。魏惠王从此就成了梁惠王。

作为首都，大梁四面受敌，从军事防守来说非常不利。张仪就说，“地四平，诸侯四通辐凑，无名山大川之限。从郑至梁二百余里，车驰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万。梁之地势，固战场也。”

后来梁惠王苦心经营，大梁城修建颇具规模，也非常坚固，城墙高大，护城河又宽又深，还养着十万重兵驻防。但在以后的战争中，魏国却一败再败，“东败于齐，西丧秦地七百余里，南辱于楚”。

梁惠王走投无路时，最后向孟子问计，孟子给他讲了许多“仁者无敌”的大道理。这些大道理让孟子成了圣人，却让梁惠王像宋襄公一样成了笑话，用孟子的话说，“望之不似人君”。

对宋朝来说，汴梁在此之前已经做过许多次首都，从战国时期的魏国到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每次都国祚不久。前车之鉴，并不能给后人带来多大的教训，往往只是一遍遍地让历史重演。

大一统

如果说中国历代王朝是轮回的，那么历代战争则更加相似，就像是用了同一个剧本。这其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所有战争都是在特定时空发生的，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变化的是时间和人物，地理因素总是永恒不变的。

中国特有的地形地貌，决定了中国战争的发生模式和发展规律。大多数决定性战争都是围绕“胡焕庸线”发生的，所谓“兵家必争之地”。战争的规律一般都是西打东，北打南。所以中国历代王朝的首都，以长安和北京最为典型。

郭建龙先生对中国军事史有一个独特的看法，他从地理上将中国古代史大致分为关中时代、中原时代和北京时代。关中时代几乎占居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古典时期；中原时代其实是一个过渡。北京时代从安史之乱开始，到元朝完成，以北京为中心，将关中和中原以外的广大边疆地区最大可能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

忽必烈之所以选择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一带作为大蒙古帝国的新都城，是因为这里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它既邻近出海口，又兼顾中原农耕地带和草原游牧地带，是兼跨欧亚多种经济区域的庞大帝国的理想政治中心。

古代北京称燕京，这里最早是战国七雄燕国的都城，在后来又多次成为北方游牧帝国的都城，其中也包括慕容氏的前燕和安禄山的伪燕。北京背靠燕山，面向肥沃的华北平原，是游牧民族统治农耕民族的关键节点。从文字学来说，“燕（子）”是一种季节性的掠食动物，成群成队，来去如风，势不可挡，这与游牧民族的掠食习性极为相似。

与关中时代、中原时代相比，北京时代是一个真正的帝国时代，其疆域要大得多，这不仅是军事征服力量的体现，也是交通和通讯技术提高的结果。在古代条件下，这是非常不易的，直到元朝和清朝时才成为可能。从秦汉到隋唐，中原王朝一直以关中为中心，仅仅是为了控制西域，就几乎耗尽国力。

民族国家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而文明是认同的结果。所谓夷夏之辨、胡华之别其实是相对的，彼此之间界线并不像长城那样确定，而且经常可以互相转换。“所谓天下，便是这样一个不断以夏变夷，化夷为夏的过程。”

古代中国不同于现代中国，它属于“王朝国家”，是一种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文明共同体。欧洲是列国体制，一个上帝，多个国家。中国是大一统，一个天下，多个王朝，谁占有中原，谁便获得历史正统。

因此，在“家国天下”的观念下，古代中国没有国族认同，只有王朝认同。夏居天下之中，商从东边灭夏，认同了夏；周从西边灭商，也认同了夏。华夏便成了中国的精神内核。

秦不仅吸收了西戎的军事优势，同时也广泛接纳东方各国的政治人才，尤其是实用性很强的法家，这让秦能够文武兼备，轻松地统一中国。

秦虽然国祚很短，但此后，无论谁统治中国，都基本遵循着秦始皇创立的制度，直到清朝依然如此。

游牧民族可以用武力征服中国，但要统治中国，就必须认同中国的文化制度。而且，游牧民族一旦进入中国本部，就会马上被超过他们十倍百倍的农耕人口所淹没。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依靠人口优势和文化优势完成了中国的生存与发展。有学者简单地将其总结为“大国优势”。

从秦到清，长城作为国家边界消失了，“胡焕庸线”也只剩下气候地理分界线的意义。与此同时，“中国”的概念不断地形成和变化，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古代中国是一个复线的中国。既有以中原为中心的汉族文明的中国，也有身处草原、森林和高原等地的少数民族的中国。他们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的历史。一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原与边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互动的历史，其中有以夏变夷，也有以夷变夏，最后夷夏合流，到了晚清之后转型为近代的民族国家，并开始凝聚为中华民族的国族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