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感悟《孙子兵法》3——大道之行

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以一篇《大道之行》来结束今年的读书感悟。做人、做事走大“道”,这是想干成任何一件事情的前提和关键!

当孙子提出战争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的论断之后,接着论述了应该从以下五个方面做好“详察”。他说:“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现在汉语的意思是:应该从五个方面通过具体比较双方的基本条件来探讨战争胜负的情形: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四是'将',五是'法'。所谓'道',就是从政治上使民众与君主的思想一致,这样,民众就能与君主同生共死,誓死效命,毫无二心。

孙子这里所说的“道”的含义与现代汉语这个词表示的意义有所不同。“道”是中国人早就创造出来的一个词,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词所表达的含义也在发生着不同的变化。这里说的“道”是指政治上的最高理想,是政治治理的意思,是指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上下一心,团结一致,生死与共。只有这样,才会是赢得战争的基本条件。 

《礼记·大道之行也》中说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整段话的意思是:在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把品德高尚的人、能干的人选拔出来,讲求诚信,培养和睦气氛。所以人不只是敬爱自己的父母,不只是疼爱自己的子女,要使老年人能终其天年,中年人能为社会效力,幼童能顺利地成长,使老而无妻的人、老而无夫的人、幼年丧父的孩子、老而无子的人、残疾人都能得到供养。男子有职务,女子有归宿。反对把财物弃置于地的浪费行为,但并非据为己有;人们都愿意为公众之事竭尽全力,而不一定为自己谋私利。因此奸邪之谋不会发生,盗窃、造反和害人的事情不发生。所以大门都不用关上了,这叫做理想社会。

中国古代,对“道”做出全面解释的当属老子,老子之后范蠡、庄子、韩非、张载、程颐、朱熹等人都分别对“道”做出过不同的解释。

《孙子兵法》所说“道”的意思是:在一个清明的政治体制下,君臣上下思想高度一致,人民与君主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民众愿意随时为国家去牺牲而无所畏惧,只有这样高度团结一致才会赢得战争,否则就连政权都不一定能够保得住,更何谈战争。

对《孙子兵法》中“道”的诠释,新中国的解放战争就是最好的例子,解放战争一开始,人民解放军不论在装备还是人数方面都远远逊色国民党的军队,但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受到了全中国人民的拥戴,而相反,国民党则逐渐被人民所抛弃。最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这就是对孙子这句话一个最完美的解释。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拿着人民的利益不当一回事的统治者很多,但是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被历史的车轮碾压的粉碎。

殷商末年,纣王的暴行激起了天下人的愤怒。以周武王为首的部落联盟准备伐纣,在伐纣之前周武王派人刺探殷商的动静,探子回到岐周禀报说:“殷商大概要出乱子了。”武王说:“乱到什么程度?”那人回答说。“邪恶的人胜过了忠良的人。”武王说;“还不是时候。”

那人又去刺探,回来禀报说:“它的混乱程度加重了。”武王说。“达到什么程度?”那人回答说:“贤德的人都出逃了。”武王说:“还不是时候。”那人又去刺探,回来禀报说:“商纣混乱很厉害了!”武王说:“达到什么程度?”那人回答说。“老百姓都不敢讲怨恨不满的话了。”

武王赶快把这种情况告诉太公望,太公望回答说:“邪恶的人胜过了忠良的人,叫做暴乱,贤德的人出逃,叫做崩溃,老百姓不敢讲怨恨不满的话,叫做刑法太苛刻。商纣的混乱达到极点,已经无以复加了,可以征讨他们了!”

于是,武王开始率军伐纣并一举成功,经过牧野之战的大胜后,一举推翻了商纣王的残暴统治。这是明显的“大道不行,民怨沸腾!”

春秋早期,秦国一直是一个弱小的国家。但是为什么最终完成中国统一大业的偏偏就是这个曾经的弱国秦国呢?这与从秦孝公开始的商鞅变法有密切的关系。为了使秦国强盛起来,秦孝公任用商鞅在秦国开始变法,变法的内容主要有:一、编制户口,加强刑罚。这有利于法治社会的建设。二、奖励生产。这有利于秦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三、奖励军功。这有利于激发整个社会的活力,提高军队战斗力,这才是秦军“虎狼之师”形成的原因,也是秦君受到民众爱戴的原因。四、承认土地私有,有了军功,就会有土地。这是确立地主阶级统治最为关键的一项。五、推行县制。六、统一度量衡。

可见,由于商鞅变法,使秦国上层与民众对立的矛盾缓和下来,因为最基层的民众也有了通过军功改变命运的机会。于是秦国上下一心,奋发图强,最终统一中国。

相反的例子也有不少,其中明朝末年的故事就令人唏嘘感叹。明代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勤于朝政,比较务实,生活上自己节衣缩食,提倡朴素,并不像他的祖上明武宗、明神宗、明光宗、明熹宗等那些昏庸无道的皇帝那样政治腐败,骄奢淫逸。但是,大明王朝又怎么偏偏毁灭在崇祯的手上呢?

明末,由于连年战争和天灾人祸,国库异常空虚。按冯梦龙《甲申纪事》所说,堂堂的崇祯皇帝竟然穷到靠变卖金银器皿来维持花销的局面。

面对就要倾覆的江山,急需用钱的崇祯皇帝张口向大臣们借钱,大臣们却纷纷喊穷,不愿意借钱给皇上。皇上老丈人周奎不得不捐出1万两,其他大臣家里藏几十万两的,却只认捐几十两。这是典型的无“道”  ,从这点就可以看到大明的命运。

李自成进京,从国库没搜到许多,就向大臣们搜刮,谁喊穷就一顿皮鞭过去,不得不乖乖地交出银两,一下子李自成在京城就搜刮到了七千万两白银。其中,王公贵族、太监宦官各占三成,百官商人两成,其余两成是老百姓。

到这个时候,孙子所说的“道”早就不存在了,又何谈战争的胜利?这不能不说是明亡清兴六十年中最痛心的一幕。

历史在不断的重演中,到清朝末年,这样的故事也开始在大清国上演。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半年之后,英军开始大举进攻虎门,这里是林则徐销烟之地,是珠江咽喉。尽管清军严密布防,可是依然一败涂地。前后4次战斗,英军仅以伤亡数十人的代价,击毙清军1300余人,俘虏1200人,清军主将关天培阵亡,另一名将领祥福被逃跑的自己人踩踏而死……

更令人震惊的是,后来洋人们对这场战斗这样记载道:“当英舰突破虎门要塞,沿江北上,开向乌涌炮台时,珠江两岸数以万计的当地民众,平静地观看自己朝廷军队与英军的战事,好像观看两个不相干的人争斗,当挂青龙黄旗的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时,两岸居民竟然发出像看马戏看到精彩处的嘘嘘声。”

1842年镇江保卫战中,清军水师与英军在长江激战时,岸边大批百姓冒着枪林弹雨聚集围观。当清军舰船被击沉时,岸上百姓又发出阵阵喝彩声、鼓掌声、尖利的长啸声。他们完全在看一场与自己无关的战争,严格说是看一场好戏。

在镇江保卫战中阵亡的满族将领海龄,在战斗时随意处决了许多他认为会叛变的汉人。据镇江人写的《出围城记》记载:“百姓有违言,即是汉奸,吾兵足以杀之。”当时被海龄以“锄奸”名义杀害的所谓“叛徒”甚至有上万人!

这事被道光皇帝知道后,愤怒地说:“海龄查拿汉奸,误杀良民不计其数……”但由于海龄在战斗中阵亡,也就没治他的罪了。

1900年庚子国难。八国联军在天津登陆后,老百姓发现这些洋鬼子并没有烧杀掠夺。于是许多老百姓接受联军雇佣,用独轮车队为八国联军运输粮草进城。

据英军总司令格兰特的日记记载,有天津老百姓给联军送来窖藏的大冰块消暑,一位天津粮商还把自家的豪宅腾出来给联军作为指挥部。当然,对于格兰特的记载,也不排除有这样一种理解:老百姓怕联军烧杀掠夺,所以先主动慰劳他们,表示不会反抗他们。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时候,竟然有老百姓扶梯帮助联军翻越北京城墙。英军在北京老百姓的引导下,直接抄近道从沙窝门的下水道进城,老百姓则在两边围观。

英国人在多次与大清的战争中,敏锐的意识到大清的这一“特殊国情”,那就是“大清老百姓绝不热爱他们的鞑靼统治者,在战争中要尽量少与人民做对。”所以英国人在战斗中,往往是一边痛揍大清,一边张贴布告安民。

老百姓对朝廷是这样感情,那么深受皇恩的官员又怎样呢?答案是比老百姓还糟糕。比如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留下的北京官员给联军司令部送了两面大锦旗一面是“万国咸喜”,另一面是“祝效华封”。“万国咸喜”就是喜大普奔、皆大欢喜的意思。“祝效华封”出自《庄子·天地》,是人民为尧帝祝寿的话,意思是祝你多福多贵多子孙。

为什么大清的老百姓和官员会这样呢?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奇观呢?对此,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已发出这样的疑问。他问身边的中国翻译,翻译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从这一点上理解《孙子兵法》,从这一点上去看大清,所有的战争都会失败,国家的灭亡只是早晚的问题。

“大道之行”,不仅仅是针对战争而言,人自身的和谐、家庭的和谐、社会和谐、国家和谐,这是一个国家富强的基石。离开了这个前提,什么事情都不会成功,更何况是战争。

《周易》中有“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的话语。意思是说,同心协力的两个人,足以把坚硬的金属折断,兄弟们推心置腹的话语,比兰花的香味还要好。”这充分说明了团结的重要性、和谐的重要性,行大“道”的重要性。

没有“大道之行”的社会,是什么都做不好的,无论是经商还是做其他什么事情,只有做到团结一心,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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