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国义：《川江号子》的原创作者是谁？
(老年陶鹏）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到一所中学代课，因离家远，只能暂住在学校一间空教室里。随身所带蚊帐无法悬挂，总务老师便找了两根废弃的又破又脏的烂木棒，带我到校办厂木工房去，引荐给了正在挥汗忙乎的木工师傅。
我被眼前高大魁伟的“木工师傅”镇住了，他40来岁，面带微笑，眉宇间流露着一股英气和不容亵渎的神韵。身旁的木模制品已见雏形，几何尺寸、光洁亮度显示出主人高超的手艺。在了解了我的意图后，他用不到20分钟时间，把那两根烂木棒变戏法一样制成了一对工艺品般的蚊帐架。
据老师们介绍，此人名叫陶鹏，过去是个演员，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猛河的黎明》中担任过男主角。1957年被划成了右派，开除公职，丢失了令人羡慕的工作，不得已只好回到家乡重庆，在社会上“打烂条”自谋生路。
他与弟弟都是能识图做木工活的能工巧匠，加上妯娌二人，组成了一个家庭班子，承接一些工厂所需的高难度模具制作。由于政策所限，私人不准办营业执照，也就不能在银行开户，无法与单位结算资金报酬。于是就挂靠我们校办厂，由学校提供工作场地和银行账户，净提收入总额的20%归己，即所谓的分“干二成”。
他们在校办厂没日没夜通宵达旦干活，精雕细刻，形状精美，几何尺寸、产品质量完全达标。两个多月后，不但按期完成了自己带来的业务，学校也获得了可观的“效益”。不久他们离开学校，又转战他处找业务谋生去了。
那年月电影演员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神秘且具有吸引力的，从此，“陶鹏”这个名字就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一晃40多年过去了。
（《猛河的黎明》海报）
某日得闲，忽生怀旧之情，找来长影厂1955年出品的《猛河的黎明》碟片观看，演员表字幕上打着陶鹏的名字，扮演男主角藏族小伙达尔介。终于看见了年轻时的陶鹏，模样没有多大变化，但比中年发胖，皮肤黝黑的他要细长苗条白净得多。
字幕上同时出现的还有当年重庆的一批艺术家的名字，如朱丹西（本片编剧，时任全国戏协重庆分会主席、西南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剧中扮演土司罗布丹增）、刘莲池（时任西南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剧中扮演政府工作团长）等人。另外还有几位熟悉的名字，如长春厂的著名演员苏娅（即王苏娅，剧中扮演达尔介的未婚妻）、王人美（剧中扮演医生）、孙羽（剧中扮演解放军战士）等。
（陶鹏与王苏娅在影片中的镜头）
曾经听说陶鹏还是那首脍炙人口、蜚声中外的《川江号子》的原创者和第一演唱者，甚感惊叹，于是就开始留意寻找有关方面的资料进行佐证。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朋友赠送的一本1999年出版的《重庆文化史料》上，我发现了吕汶撰写的《<川江号子>署名回归记》。又顺藤摸瓜，到重庆市图书馆查阅到了陶鹏亲自撰写，登载于重庆日报1998年6月5日第12版的《<川江号子>搬上舞台的前前后后》一文，弄清楚了曾经炒得沸沸扬扬的一段《川江号子》作者署名公案。
原来，《川江号子》最早叫《川江船夫号子》，由陶鹏采编，杜宇整理，发表在1951年出版的《人民音乐》二卷四期上。同年又由人民唱片厂灌成唱片发行国内外。与此同时，《川江船夫号子》还被列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音乐教材，供学生们学习。后来演唱《川江号子》的歌唱家李双江承认，当年他在该校就学习过这个教材。
（川江船夫号子唱片曲谱）
在那个无视知识产权的岁月，特别是1957年以后，许多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失去在本人作品上的署名权利。如同西部歌王王洛宾的许多作品被署名“青海民歌”“新疆民歌”一样，陶鹏的原创作品《川江船夫号子》不但被改名为《川江号子》，而且作者署名也被换成了“四川民歌”。
陶鹏是地地道道的重庆人，父亲是川江上一艘木船的船长。他听着长江的波涛长大，童年时耳闻目染船工的艰辛和劳作时吆喝的号子，常常大声跟着吆喝，久而久之练就了一副好嗓子。
1949年9月，陶鹏考入重庆中华戏剧专科学校表演专业。该“剧专”排练并在解放初的重庆舞台上，公演解放区传来的歌剧《白毛女》，陶鹏在剧中扮演“杨白劳”。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在浓烈的艺术氛围环境中，他产生了把“川江号子”搬上舞台的欲望。于是将自己在推船时吆喝的下里巴人“号子”经过艺术加工谱成曲，间插了一段朗诵词，编成了男声小合唱《川江船夫号子》搬上舞台。他自己担纲朗诵和领唱，在重庆演出一炮走红。由时任全国音协重庆分会主席的音乐家时乐濛推荐，节目组到北京舞台公演，引起首都观众和文艺界强烈反响。著名词作家光未然、作曲家马可等热情地对作品提出修改润色意见。
陶鹏因之调进中央戏剧学院歌剧团，与王昆、郭兰英等演员成为同事。
随长影厂摄制组拍完电影《猛河的黎明》，陶鹏从北京调往云南，再又调到上海江南电影制片厂。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事业、婚姻、生活都发生巨大逆转，被发配到偏远农场种地，披星戴月，日晒雨淋，艰苦改造。
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后，他回到家乡，住在嘉陵江边一间简陋的吊角楼里（现李子坝抗战遗址公园附近）。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四处“跳烂条”，先后当过搬运工、“水猫子（不穿潜水衣的潜水员）”，还干过木模工、混泥工、钢筋工等。真的是坎坷曲折，一生沧桑！
1979年，年过半百的陶鹏落实政策恢复公职，安排在重庆市话剧团当演员，再度焕发卓越的表演潜力，先后在峨影厂拍摄的《挺进中原》扮演旅政委肖光华，在长影厂拍摄的《重庆谈判》中扮演民主人士柳亚子。在电视片《徐悲鸿》《上党战役》中，也留下了他所扮演角色的身影。一时之间，陶鹏再次“火”了起来。
更神奇的是，1981年，峨眉电影制片厂以陶鹏的坎坷经历为线索，由刘子农、乌兰导演，拍成了故事片《漩涡里的歌》。当初上映此片时，因不知道里面有陶鹏的个人经历在内，所以观众只当成一般的故事片在观看。对片中诸多的重庆元素，如朝天门、长江、嘉陵江、吊脚楼等镜头十分留心；对女主角扮演者潘虹、杨雅琴，男主角扮演者赵尔康等演员的表演比较在意。
（赵尔康扮演的“水猫子”）
该片《川江号子》一曲，由刚刚成名的歌手李双江演唱。早年学习过《川江船夫号子》的他谦虚地对陶鹏说：“你是唱《川江号子》的老前辈，我应该跟你好好学习！”
李双江很好地领会和把握了作品反映的川江船工与大自然搏斗时，骨子里蹦发出来的坚忍与拼搏精神，把歌曲演出得非常成功，他激情豪迈地唱道：
“穿恶浪啊，闯险滩，船工一身都是胆。水飞千里船似箭，乘风破浪奔大海……”
此歌曲后来成为李双江的经典保留节目。
令人遗憾的是，陶鹏创作的《川江船夫号子》，自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歌选》等出版物中，作者署名变成了“四川民歌”，歌名也变成了《川江号子》，一些知情者感到忿忿不平。
在当年“剧专”同学和四川、重庆文艺界同行同事的支持鼓励下，他决心到北京找出版社要回应当属于自己作品的署名权。
1998年，陶鹏带着当年《川江船夫号子》的初发稿和署名唱片，以及重庆音乐家协会主席叶语、峨影厂导演刘子农等知情人士为他澄清事实真像的相关文章，数次往返于北京、成都和重庆之间，据理力争，讨要公道。
有当事人充足的原始资料，有知情者的证词证文，有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为法律依据，人民音乐出版社经反复审查严格论证，终于肯定了他就是《川江号子》的词、曲作者，表示要尊重作者的合法权益。
1999年3月10日，人民音乐出版社与陶鹏签署了协议，约定在《中国民歌选》再版时，《川江号子》歌谱恢复陶鹏署名，并在全国性刊物《音乐研究》上登出更正声明。同时付给了陶鹏一笔迟到的稿酬和精神损失费。
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公正态度，是对知识产权的坚定保护，是对作者辛勤劳动的尊重，满满的正能量，十分可贵，令人敬佩！这不仅是陶鹏个人应得的荣耀，而且是重庆音乐创作的一段光彩乐章，是重庆文艺界的一笔宝贵财富，值得每一个重庆人骄傲和称赞！
重庆地域广博，山峻水秀，峰奇峡险，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厚重，文化源远。《川江号子》自从搬上舞台，经过若干代人的薪火相传，承接递进，在无数的文艺工作者和无数次的演出中，得到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表演形式不断变化，歌词内容几经丰富创新，演唱者和表演者水平更上层楼，配器伴奏更加多样出彩，演出背景布置和场面更加恢宏，气势磅礴，震撼人心。2006年，《川江号子》毫无悬念地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川江号子演出场面）
无论如何，《川江号子》的成功，都不应忘记首位“吃螃蟹”的人，都应该感谢第一位把川江号子从民间吆喝传唱，采编写成正规歌词，编成简谱，搬上舞台演出的开拓者，重庆本土的优秀艺术家——长江的儿子陶鹏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