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兴，中医兴；儒学衰，中医衰。从中医的五个阶段看传统与现代

中医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并以传统的认识论、方法论及其思维方式而逐步形成的。

我国的传统文化，悠久而广博，先秦有诸子百家，其后释道分别盛行，但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显学，还是儒学。

虽然道家思想和实践是中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源泉，而且直到如今中医还具有浓厚的道家色彩，但就中医本质而言，儒家思想对中医的作用更具有决定性。

一个强有力的证据，纵观历史，儒学兴，则中医兴；儒学盛，则中医盛；儒学衰，则中医衰。

下面简述中医发展的五个阶段，来了解中医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医学借助于儒家的阴阳五行理论，临证学、药物学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奠定中医基础的《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均是出自这个时期。

二、到了两晋、隋唐、五代之时，儒学日微，道教和佛教盛行，中医学也走了下坡路。

《隋志》记载，官方收录的医书共计3953卷，其中方剂类多达3714卷，占到94%，而有关医学基本理论的仅有9部51卷，且除《五脏论》和《巢氏病源》两书以外，都是《内经》、《难经》过过去时代的著作。这表明在长达700年的时间内，中医理论没有开拓性的进展。

为中医临证确立辨证论治原则的《伤寒杂病论》，在问世后的几个世纪内并没有得到广泛流传和重视，就连“药王”孙思邈在70岁之后才与《伤寒论》谋面，不禁大为惊叹，并发出“江南诸医秘仲景要方不传”的感慨。

隋唐在经验方的收集，诊断学、病因症候学等方面的成就非凡，但过于重视方证，使医学理论上的突破。而且，这种风气一直影响到北宋。

强盛莫如大唐，富有莫如北宋，却依然如此，可见强大和富强并不一定就是学术进步的先决条件。

三、宋代儒学中兴，儒学依靠其强大的融合能力将释道两家之精华加以吸收，形成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新的儒学体系，后人称之为“新儒学”，亦称为“理学”。

赖儒学之兴，医学学术气氛也立即活跃起来，形成了金元学术争鸣，并出现了具有独特学术理论的金元四大家，张元素的温阳、刘完素的寒凉、李东垣的内伤、张子和的攻邪、朱丹溪的滋阴等学说对中医的发展均有极大的推进意义，中医学术体系逐步完备、丰满和成熟。

而此后，中医领域鼎新革故，医家竞相著书立说，学术流派之争盛行，风气延至明清，其势未衰。

金元四大家，却不被称为宋元四大家，这在我国文化史上是极为罕见的。金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只是意味着野蛮、欺凌和耻辱，所以金元四大家的说法在很多人看来是很突兀的。

金元医学之所以昌明，除了隋唐临证经验的积累、宋代印刷技术的提高，统治阶层对医学教育的重视，以及医生待遇提高等原因外，异族统治者对于儒家思想的认同和推广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

四、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之落后源于传统之旧文化的认识被普遍认可，抛弃、改造旧文化就必须要“打倒孔家店”。这一时期，是中医最低潮的时期，甚至可谓面临着生死存亡。

五、进入新时代，中医的发展是如何一种状态呢？直到现代，在很多国人的观念中，包括中医、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还是被视为保守和落后，而且认为传统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也大人在。

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经验和教训，都很清楚地证明，通过全盘否定传统而建立现代化国家都是愚蠢而不可行的。就像西方发达国家，一只手拿着圣经，却丝毫不妨碍另一只手握着现代化。

美国物理学家、著名未来学家卡恩认为：在今天的条件下，一切具有儒学文化传统的社会都能很好地适应现代化的过程。儒家伦理对人的培养，将促使新儒学社会比其他社会更加有效地运转。由于儒家比西方社会更着重强调人与人关系的相互补充，新儒学文化近日也许比西方文化更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

无论二战之后日本的崛起，还是四小龙的腾飞，抑或是我国的快速复兴，儒家文化圈重新走向世界之巅，能很好地印证卡恩的结论。

无数事例验证，摈弃本国传统文化，一味地向其他文化寻求解决之道，不但不可避免地打击本国的民族自信心，也会使民族信仰变得支离破粹。传统与现代无法割裂，亦可能有机融合，关键就是要找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

中医的现代化、科学化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条路并不能有西方医学的科学标准来界定和衡量。

虽然目前中医的发展受到很多制约和困难，但从儒学文化强大的生命力来看，中医在未来肯定能爆发更大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