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铁都：1127-1900年的佛山》一书为罗一星成名作、博士论文《珠江三角洲传统工商城市的发展形态：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扩展，围绕着佛山民间铸铁权及其成就与帝国体制对佛山的管理运作而展开。一言以蔽之，明清佛山城市是民间铸铁权持有发展的结果，佛山模式则是民间铸铁权与王朝体制融合一体的发展模式。正如作者自序所言：“近年来，笔者在杨国桢教授开创的中国海洋文明史学体系下开拓课题，发掘了广锅海外贸易、佛山市舶、广锅采办制度与广炮铸造等重大课题，填补了佛山史研究的空白。”作为早期区域史研究中不可替代的精准样本，三十年前《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一书成为早期华南研究重要的作品之一。近年来，作者北上燕京和沈阳，补上往昔缺乏官方档案资料的短板，又查阅外国文献史料，穷五年之功，写出五十余万言的《帝国铁都》。作者进而感叹，“佛山的历史，不仅仅是一部岭南社会经济史，它也是一部中国内陆与边疆贸易发展史，更是一部世界海洋文明发展史”，是书《明代广锅的海外贸易》《明代广锅与九边互市》《清代前期佛山市舶与海外贸易》等新增章节充分体现了作者的边疆与海洋视野，故本文由此切入并评述广锅在南、北的畅销，同时以祖庙信仰为线索梳理佛山城市的社会整合与转型之路。明清佛山镇的崛起与繁盛，是中国城市文明史上的重要节点。“天下四大镇”：广东佛山、江西景德镇、湖北汉口与河南朱仙镇，分别以冶铁、陶瓷、船码头、集散地等特点而闻名于明清时代，它们之间共有着一些与彼时郡县不同的特质，如主体人口为工商业者、政治统治较为薄弱、民营手工业占主导地位等等。可以这样说，“四大镇”以其突出的经济功能迥异于一般的州县城乡，是明清东南市镇繁兴与发展的最佳范本。五百年的红炉风物，更是成就了佛山天下四大镇之首的城市地位。追本溯源，佛山的发迹实因其民间拥有“官准专利”的铸铁权。作者指出，佛山冶铁业的兴起与明代铁矿业由官营转向民营有莫大关系。明代所实行的炉户制度，虽非官营，但却为官准。广东官府对炉户的种种优惠政策，使其渐渐取得了部分铸铁的独占权，但仍存在各地生铁“另给票自卖或赴佛山铸冶皆许”的情况，可谓是有官准而无专利。到了清代，佛山冶铁业已是官准专利制度下民营炉户的集约式经营方式。“官准专利”规定：两广所属大炉，炼出铁块，限期尽数运往佛山发卖，由佛山炉户一体制造铁锅、农具等。佛山的这个“专利”身份，也使其具有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盖天下产铁之区，莫良于粤，而冶铁之工，莫良于佛山。”明代佛山冶铁业就已名播天下，尤其是佛山所铸铁锅，不仅畅销九边塞外，亦可远贩东西二洋。
在明代，广锅（明代官方对广东佛山铁锅的称谓）作为铸铁炊具的代表商品就已行销海外。洪武定鼎之初，诸番贡献毕至。当时东亚诸国鲜有成熟的铸铁技术，故洪武朝多赏赍诸国贡使铁釜，各国也常以此为荣。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来自广东佛山的广锅充当了国家礼品的角色。广锅在明前期的朝贡贸易中，在满足诸国首领对铁器器物追求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明王朝的中心地位。明中叶以后，朝贡贸易逐渐衰落，入贡国家日益减少，广锅的出口受到一定影响。在以月港为中心的隆庆开关后，东南沿海的民间贸易才又进入一个新时期。同时，原市舶司的职能也发生了很大转变，从接待各国贡舶变成主要接待各国的商船。作者即以佛山市舶为线索，向我们展现了佛山海外贸易的另一面。
佛山市舶澳门商，百货纷来自外洋。
见说每年五六月，白蛮黑鬼尽红裳。
清人沈大成诗句反映出每年五、六月南风信风期，佛山市面便充满了由澳门海舶载来的洋商百货。佛山地处广州往澳门的珠江后干道上，与澳门仅一水之隔，澳门洋商贸易可直接对接佛山港市，进而催生了佛山市舶。清廷撤藩之后，以皇帝姻亲身份的李士桢被委任广东廵抚，开始了对佛山市舶的进一步治理完善。首先，整顿市舶税额，查禁私抽侵吞之弊病；其次，禁革总店，停征旱税、移交海税，并分拆洋货行和金丝行；接着在管理运作上，广东盐市提举司在佛山设立专官盘查盐课，兼管市舶。作者还进一步对佛山市舶的洋商组织、港道航船以及商品税则和类型进行概论，并将其衰落归结于核心口岸、航路要冲等的转移与清政府特许政策的变化。在广州一口通商体制确立之前，佛山曾作为清前期岭南地区重要的出口商品集散地，却一度被历史遗忘。作者将目光聚焦于佛山市舶与海外贸易的研究中，并认为经过这一百年（1650-1750）的发展，佛山完成了从传统型市镇到外向型市镇的转变和整合。
弘治末年，在明王朝北部边疆形成了以辽东、蓟镇、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为核心的九边防御体系，它们所组成的防线直面北方各少数民族，对保卫京畿及内陆地区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明廷的制边利器，广锅不仅曾为瓦剌也先发动“土木堡之变”的借口之一，也以“广锅互市”促成了俺答入贡的隆庆和议。明朝经略辽东，先后设立外夷卫所、朝贡和马市，其中尤以开原马市为重，广锅在此之中作为充市商品与主抚赏品。“虎俗视子女为一体，故衣食必共而不吝”，可以这样说，铁锅和缎布支撑着辽东马市二百余年的循环运作与发展。正统十四年，瓦剌也先大举进攻明境，并随后在土木堡大败明军，亲征的英宗被俘北狩。既往学者研究中，对此事件多有评论。作者另辟蹊径，以随驾扈从、脱难回京的李贤《古穰杂录》为依据，探寻出“禁售广锅”亦是造成此罹难的众多原因之一。在明中后期俺答“隆庆封贡”的过程中，广锅再次扮演了重要历史角色。为获得基本生活所需的铁器、布帛，俺答多次向明廷求贡，在多次议拒之后明朝陆续开放大同、宣府马市。但马市的成功开办，并未能满足俺答对广锅的大量需求，明代蒙古人对铁的珍爱程度，超过铁器本身的价值和汉人对铁的认知。如元顺帝的名字脱欢帖木儿，蒙语里即为铁锅之意。隆庆五年，明朝廷围绕着俺答封贡与广锅互市进行了激烈辩论，最终将“广锅互市”确立为隆庆和议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在宣大总督王崇古的不断努力下，相继开放了宣府、大同和山西等边镇的广锅互市。有明一代，作为商品与抚赏品的广锅，在大量占有九边市场空间的同时，提升了边镇马市的商品价值，成为内陆朝贡体制的重要支撑。有诗云：
夷货即入华货随，译使相通作行赅。
华得夷货更生殖，夷得华货即欢忭。
佛山祖庙，又称真武庙，奉祀真武神，俗称北帝。据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吾粤多真武宫，以南海佛山镇之祠为大，称曰祖庙”。佛山祖庙最初的名称为龙翥祠，建于宋元丰年间，并随着靖康南渡的岭南移民潮，逐渐成为佛山社区最初的祭祀中心。元时，佛山最早的民居聚落九社也随之建立。明洪武元年，佛山九社共同发布了祭祀龙翥祠玄天上帝的《九社公启》：
天下神明，各有庇佑。唯我真武玄天上帝，乃佛山通乡所赖，今始供奉于龙（箸）[翥]祠内。凡我九社之民，均沾神庥。故而人人乐捐，家家尊奉，世代传承，荐享不辍。
九社以玄天上帝为尊，形成了佛山地区最早的仪式联盟。需要说明的是，自九社共同体成立之初，内部就存在着差序的社区地位排序，其具体展现在每年的北帝神巡游中，作者将其归因于各氏族入住佛山的先后之别。正统十四年珠江三角洲爆发了黄萧养之乱，佛山在二十二老的领导下，以祖庙作为战时指挥部，全堡上下团结一心，最终在官兵的援助下打破贼军。鉴于祖庙在战时的精神枢纽作用，乡贤请封，随后礼部正式将佛山祖庙列入国朝祀典，同时“龙翥祠”改称“灵应祠”，佛山北帝崇拜也就藉此从纯粹的民间祭祀进入官方祭祀的阶段。本次胜利对佛山影响更为深远的是，战时以祖庙为指挥部的铺区制度被承袭下来，达成了由“乡里”到“铺民”的身份认同意识转变，即地缘关系代替了旧有的血缘关系。有明一代，佛山均处于自治状态，没有设立任何官府衙门。特别是黄萧养之乱后，铺区制度就一直在佛山延续，二十四铺由里长、耆老自裁其事，如遇纠纷不决或佛山全境公事，则会鸠集于灵应祠内，发起“庙议”。在这其间，李侍问及其家族对祖庙的改造尤显重要。从万历年间到崇祯年间，李侍问相继建立忠义营、嘉会堂和文昌书院，并分别作为佛山地方武装中心、行政管理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而祖庙就是上述三大中心的中枢所在。通过李侍问新兴士绅集团对佛山社会的重新整合，使得祖庙的“庙议”功能得以延续，并走上了制度化发展的轨道。在不断的公共事务处理过程中，祖庙掌握了凌驾于各宗族之上的公权力，充当了某种意义上的“官衙”功能。明代的嘉会堂在清初日渐衰落，祖庙也一度沦为八图土著各族的公共祠堂。进入清代，侨寓商民大量涌入，在佛山设肆营生，佛山八图土著也面临着宗族组织解体的危机。受佛山经济组织的双重分化影响，佛山的政治组织也发生了分化与重组——大魁堂成了整个佛山社区的权力中枢。通过对大魁堂社会功能与值事身份的探究，作者认为其是清代佛山土著里排势力下降、侨寓和士绅势力抬头的产物。与此同时，佛山土著居民也尝试着重构地缘组织，成立了一个包括明代八图各氏族的“八图公馆”（又称八图祖祠），欲藉此抵抗侨寓的侵占，但收效甚微。由明至清，佛山祖庙及其设立在祖庙内的嘉会堂和大魁堂，作为官府治理之外的民间信仰中间与自治机构，不仅身兼道德象征与信仰祭拜，还承载着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正如作者所言，明清时期佛山有过三次性质不同的社会整合：一、明正统至景泰年间，建立铺区制度，由乡老领导，以祖庙为中心，使佛山各个宗族在地缘关系上联系起来；二、明天启至崇祯年间，由新兴士绅集团领导，建立嘉会堂、忠义营，重修祖庙；三、清乾隆年间，吸收侨寓人士加入权力核心，重新分配公共利益，官府参与调解，建立大魁堂，建立义仓，祖庙祭祀圈扩大。在佛山神庙体系与多重祭祀圈的论述中，作者进一步指出祖庙把众神庙整合为一个呈金字塔型的神庙系统，祖庙居于全镇核心位置，祖庙下的主庙、公庙和街庙（含社坛）皆有各自所处的层次和范围，且其信仰圈也曾波及整个珠江三角洲。明清佛山体量庞大的佛寺道观，皆统于一尊，即归属于祖庙的无上权威。祖庙对诸庙的整合，是一个持续不断且多头并进的历史过程，诸庙分布的范围每扩大一点，祖庙的地位就抬高一步，进而将其纳入祖庙的势力范围。佛山祖庙的“神力”，源自于通乡所赖的玄天上帝，加深于公共事务的处理过程之中，并神化为诸庙之首、万事皆可仰。可惜的是，今日这份“神力”恐怕已经不在了。
于帅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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