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岳 | 从新中产走向新高产
从我的身份来说，一方面我是一个专业做研究数据咨询的公司的创办者，另一方面我也是比较早期的创业服务机构，所以我在4年前开始和11个在美国纳斯达克和纽交所上市的服务业老总创办了飞马旅。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三个方面的观察，这个观察既是来自于我身为一个专业的研究者对这个领域所经历的研究。另外一方面也和我现在所做的工作有密切的联系。
第一个观察跟大家算一笔账，中国国际资产配置的空间，或者说它的潜力有多么大？福布斯已经分享了，大众富裕人群2015年在1千多万人，我不知道这个定义规模是怎么样。如果用美国所谓中产阶级标准来衡量，中国有多少人可以归为美国式的中产阶级呢？它的总水平大约是占我们总人口的15%。而15%是什么概念呢？总量大概相当于1.8亿人。美国是2.4亿，如果按照美国式中产阶级，中国的中产阶级总量比美国小一些。
高端收入人群，不能简单叫富豪，而是高产阶级。高产阶级占中产阶级的10%，所以它的总量1800万左右。实际上高产和中产有很重要的区别，高产人群年龄更会遍大一些，中产年龄更会偏小一些。但是这个并不能仅仅说明中国未来全球资产配置工作人群的总量，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快速的中产阶级化的过程，这个中产阶级化的过程是超越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想象。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同样看中产阶级达标标准来看的话，中国会有怎么样的快速发展呢？再用15年左右的时间，中国中产阶级总量大约接近65%，80后和90后，以及很快05年往前的人，很快会进入中产阶级人群中，而且这个中产阶级人群总量大得多。因为这个人群是中国最核心的独生子女所在，这些人群虽然他们原来生活所在的家庭不是中产阶级，比如说一个普通的上海市民家庭，可能父母连中产都不是，但是父母加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把孩子养成中产阶级完全有可能——较低社会阶层培育出较高社会阶层的孩子。像中国的80后，在美国买一个房子就达到中产阶级标准。中国的80后中间75%的孩子首付都是自己付的，这个在美国很难想象。只有在中国，80后中35%的孩子，买的车子是父母给买的。这个就是非常快速的财富集中模式和购买力转移模式，也就是说新中产阶级产生速度非常快。
在未来20年间，差不多占总人口45%以上的80后、90后包括00后一部分人会转移成为新中产阶级。会使我们中产阶级总量超过60%。我们7.5亿人口会成为中产阶级。美国再经过15年人口也不会到4亿，意味着跟美国相比有2.5倍的中产阶级。如果站在财务能力的角度来说，中国社会人群的变化空间还非常大。
第二个方面，在15%的现有老中产阶级中间，有10%是属于高产阶级。在新的中产阶级，我们假设也用10%来推算，意味着中国高产阶级总量大约在7千万到8千万左右，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这个多么大的市场。这个是从数量的角度来判断我们可以工作的对象。
第二个角度是我们所谓叫国际资产配置。实际上老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非常不一样。老中产阶级非常重要的特点，本质上从小是个穷孩子，是个苦孩子，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在你成人之前，甚至在二、三十岁之前都没有见过像样的生活是什么，你也不知道外国是什么样，因为这样，你青年生活并不是生活在那个环境中间，或者对那样的环境认知非常少，所以当讲到风险管理的时候，这种生活和国际经验缺乏，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心理风险。如果你要移民，或者拿绿卡，或者某种原因要在国外配置资产，或者进行直接投资，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心理成本非常高，因为总的来说你在这个领域中间认知非常低，对于你来说，有点像到月球上配置资产。
今天我们看到老中产阶级这样的行为和新中产阶级有很重要的不同。但是老中产阶级最激烈的行为者来自于企业家，尤其是老中产阶级中间的老高产阶级，其中有两个动力最明显，一个是产业转移的需要。在过去10年，中国产业转移压力大大增加，改革开放加起来35年，35年前的15年只要倒腾买卖都可以做。后15年面临较大产业升级和企业转型压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明白了营销、金融、管理等知识，所有这些东西其实是在过去15年左右中间被培植西方的概念。在这个之前，绝大部分人做生意，只要有个东西能倒腾就能赚钱，你赚的前跟当官分一分就可以赚钱。根本不会找风投、天使投资，根本没有这个概念。
而在这15年中间，你要想转型，或者你要能够把已经获得原始积累和现在的资本进行高价值的配置、重组，意味着你的活动半径需要扩大。资源获得半径越大，优化可能性越大，半径越小，优化机会越有限。这个也是为什么浙商的跨度多大。他们做的这些事情正是在寻找转型当中：参加国际论坛，开始招商、被招商，在这个过程中间接触很多知识，然后发生很大的改变。很多传统企业家，如果他走出去比较多，接触比较多的时候，他的参照系发生变化，他就开始寻找资源，寻找合作伙伴的模式有很大改变。
创业这件事情很简单，就是一个资产配置，因为中国的互联网创业人几乎没有原创，全是学美国。这件事情，无论你新造一个产业，或者你要把原来的事业优化升级，跟你的国际知识，国际资源这个认知获得的能力有密切关系。
现在企业家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如果我条件很不错的话，我的孩子应该国际化，从小上国际学校，直接到国外留学。这个就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有一些企业家出国不是考察商业，是考察儿子教育的。其实中国的二代留学生的有钱的爸爸到后来实现国际资产配置重要的推手，因为有了这件事，所以两口子都觉得应该到国际上找点事。
所谓土豪就是在中国干实业出身，基本上不懂英语，主要是儿子说话。当然到了新中产阶级发生非常重要的改变，新中产阶级留学比例就大大增加。在中国非常活跃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是鼓励大学生到全球实习。当然也有更多企业雇佣中国的员工到不同国家去工作，比如说印度。他工作一圈之后发现，这个地方也有好处，第一工作节奏没有那么快，第二这个地方女孩子也挺好看，找工作比中国还容易，本来去那个地方给华为工作，一看当地还有好多地方没有开发，在那边干个农场也行，因为巴西都不吃鸡，巴西的鸡都出口给中国也是挺大的前景。
所以现在机遇在从新中产阶级走向新高产阶级的这些人，他们的特性更像互联网原住民一样，更有点像国际化原住民。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新一代全球公民，或者世界公民正在诞生。但很多外国人分析中国富豪在国际资产配置的时候，比较喜欢从政治风险或者从腐败这些角度思考问题，好象把钱放到国外更加安全一点。比如说寻找更好的从税收的角度来说更加合适的地方，或者在这些国家吸引你过来，给你提供的各种政治某些环境，或者国家整体这方面税费负担会比较少。
我2002年做的第一个项目是研究中国最富有的117个富豪到国外移民的可能性，那个时候6个人说如果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愿意去看，比重是3%、4%。那个时候出去很大一部分是政治担忧。但是今天要移民人政治担忧的比重还是有。到1992年我们调动的时候，有的企业家还担心共产党会不会把我的资产给没收了。
在进行资产配置的时候，典型模式会是什么？其实在高产阶级和老中产阶级的模式中是，有几个好朋友在那边做了什么东西，我们跟着他们去看一看，当初来源配置，资源选择模式占了目前为止所进行总配置中间大约78%到80%，目前主导还是这个形态。但是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其实从总体来看，进行国际资产配置增长率是非常快的，它比现在高产阶级增长速度还是快很多。过去偶尔个人的经验和联系所做的开始出现很重要的变化，更希望借助与更加专业的平台所提供的服务。
有一些中国的投资人做资产配置时有一个感受，如果在海外进行资产配置，碰到每件事情跟中国都不一样，从法院到环境到社区，到地方政府。比如说你以为跟美国市长打招呼就可以了，到了美国美国市长权力太小，说话都不算，他管得那个地方在我们这大概相当于一个办公室副主任吧，最多是协调协调，哪有那么多预算，哪能哪块土地说了算，碰到税务问题，打招呼就搞定了。这个时候他会发现他对于那个社会完全陌生。所以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专业服务平台知识就变得非常重要。
中国现有社会阶层，尤其所谓高产阶级在进行国际资产配置的过程中真正所需要的服务很具有中国特色。外联所做的工作价值恰恰在这样一个地步，要有巨大的服务需求量，需要有大量的资源把更多的国际的东西能够整合起来，然后要根据中国客户的需要和中国投资者的需要进行沟通，这样的平台价值今天我觉得特别重要。
当然，这个过程我们还需要学习，在学习过程中间平台还需要有更多的升级，在这个过程中间更多的世界公民会出现，也有更多全球投资者会出现，而更加成熟的来自于中国的投资者和世界公民，又把更多的知识普及到我们人群中间。在这个方面我也保持非常乐观的态度。其实对我本人来说，也是非常值得我去学习的地方，希望将来能力得益于外联出国这样的平台。
本文整理自袁岳在2015年国际资产配置趋势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