伶史、国史与掌故——《伶史（外四种）》出版前言

本书共辑有五书，一名《伶史（第一辑）》，一名《燕都名伶传》，一名《异伶传》，一名《北京梨园掌故长编》，一名《菊部丛谭》。这五部书，皆是晚清民国时期关于梨园，关于伶人艺事的著作，向来征引较多，也是谈论、叙述及建构近代戏曲史的基本文献。简介如下：

《伶史（第一辑）》，穆辰公（即穆儒丐）著，1917年5月由汉英图书馆初版发行，发行者何卓然。书前有谢素声、罗愁秋、章希夷、刘伯、李啸天、何德铨（卓然）等序及自序。此书仿《史记》之体例，以传记体述近代名伶之事，分“本纪”“世家”。“本纪”列有程长庚、孙菊仙、何桂山、金秀山、谭鑫培、郭宝臣、侯俊山、刘鸿升、黄润甫、德珺如、陈德霖、龚云甫共12人；“世家”列有梅巧玲、俞润仙、余三胜、杨月楼、杨桂云、余玉琴、王攀桂、田际云、汪桂芬、朱文英、阎金福、罗巧福、张云亭、陆长林、李寿峰、陆玉凤、叶忠定、姚增禄、刘永春、许荫棠共20人。在《凡例》中，穆儒丐云：“本书以传记体叙述近代名伶之事迹言行，尤择其有关政治风俗者，而特著之。”

《燕都名伶传》，张次溪撰，列有程长庚、杨隆寿、刘赶三、谭鑫培、时小福、汪桂芬、孙菊仙、陈德霖、时慧宝、王长林、汪笑侬、程砚秋、荀慧生共13位伶人传记。序云：“因旁征博采，缀拾旧闻，上溯道咸，迄于近今。咸为作传，以垂久远，名之曰《燕都名伶传》。”

《异伶传》，陈剑潭撰，张次溪辑。约作于宣统年间。此书述名伶程长庚、谭鑫培轶事，并涉简三、汪桂芬、杨月楼和王玉峰。此书将国事与伶事相交织，实则用以抒发感怀。

《北京梨园掌故长编》，张次溪辑，摘录清朝政府禁戏条令12条，笔记所载戏曲琐闻14则。卷首云：“清代梨园人物盛极一时，善才佳话散见于前人笔记，惜少好事者为之搜辑，遂使湮没弗彰者比比焉。余久蓄斯旨，第余晷恒鲜。今就近日随手摘录者，萃为此编，刊以问世。”

《菊部丛谭》，罗瘿庵（罗瘿公）撰，张次溪辑，记有谭鑫培、陈德霖、余叔岩、杨小楼、王惠芳、王瑶卿、贾碧云、王凤卿、龚云甫、阎岚秋、王楞仙、侯俊山、田桂凤、金秀山、黄润甫、余菊笙、余玉琴、刘赶三、姜妙香等名伶的逸闻。

以上五书，后四部曾收入张次溪所辑《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续篇）》，流布甚广。惟有穆儒丐的《伶史（第一辑）》，虽有近代戏曲史述征引，原书却不易见。穆儒丐其人，亦少为人所知。近年以来，随着《北京梦华录》、《梅兰芳》、《北京》、《福昭创业记》诸书相继被挖掘整理，穆儒丐之名才稍稍得以浮出水面。穆儒丐是一位著述甚丰却又被历史所湮灭的旗人大作家，其对老北京和旗人的书写，大约相当于老舍。戏曲是穆儒丐终身所好，这也是彼时北京旗人之风气，加以穆氏大半生寄身于报界，因此戏曲撰述很多，如小说、剧评、剧本、随笔之类，多以伶人伶史为主题。他所撰写的小说《梅兰芳》，因书中人物是实名（及相近之化名），又涉及梅兰芳早年的堂子生涯，故被“梅党”冯耿光搜而焚之。他早年还曾参与“白党”，捧少年“白牡丹”（即荀慧生），与一帮文人扶助“白牡丹”成名与成长，但最终被弃。在小说《北京》里，他详述了此段“伤心史”。正因为沉浸于晚清民国梨园的浓厚氛围之中，耳闻目染于伶人艺事，而且穆儒丐又关心世事（其小说多为社会小说），常以伶人与世事相映照，故有《伶史（第一辑）》出焉。

近世梨园史料文献，有由菊谱至伶史至掌故之学的趋势。有清一代，士子文人科举之际，客寓于京都，选色征歌，闲笔记之，是谓菊谱。如《云郎小史》、《消寒新咏》、《燕兰小谱》等，既述梨园逸闻，又赏玩伶人韵事，更是以此一浇自身块垒之怀。此类文字，虽述及彼时之梨园，但从史料文献角度来看，历史信息往往残缺，譬如所咏多为生旦，而少见及净丑等角色。然菊谱可见彼时风气之一斑也。

《伶史（第一辑）》，则可说是由菊谱转为伶史之标志。之所以有此变化，推想起来，原因当然很多，如科举制度之废止，报刊之出现，新文化运动之展开，梨园文字当然随之而变。撰述辑录此类文字的作者，由士子文人也变成报刊的“剧评家”与研究者。

细察五书的作者和编者，诸如罗瘿公、陈剑潭，为晚清民初之官僚文人，所作多为笔记文字，写作方式迹近于菊谱，即记载名伶逸闻，而别有寄托也。而穆儒丐、张次溪，则是有意识地书写、保存梨园文献，上承中国戏曲史《青楼集》《录鬼簿》之传统，中以伶史比拟国史，即以伶史为国运之表征，或以伶史讽喻国是。穆儒丐的《伶史（第一辑）》用意尤其如此，盖因穆氏为旗人，在民国取代清朝之后，有遗民之悲焉。下则演变为掌故文学，谈古论今，犹如灯下扪蚤，记录梨园名伶之逸闻，以作同好之谈资。

诸书之体例及撰述方式不一，相较而言，穆儒丐、张次溪因有写作梨园历史之意识，相对较为审慎，而罗瘿公、陈剑潭多为亲历和耳闻之随记，或许“神话”与传说的成分较多，好在时代及人物多有重复及相互勾连之处，此种历史之层累，有心人自可比而较之，或者也有一种趣味存焉。

穆儒丐在《伶史（第一辑）》“凡例”写及：“近代名伶大都供奉前清内廷，不无遗话轶闻之可纪。惟外间传说，鲜能征实，出于臆造者，犹不遑枚举。本书择其信而可征者著之，其荒唐无稽之谈，则概付阙如，用昭信史。”此语可明穆氏写作之态度。虽则如此，《伶史（第一辑）》因其大多为“口述史”，口耳相传，与史实相抵牾的叙述也不在少数。钮骠在《王（瑶卿）批<伶史>辑录考略》里，列举王瑶卿在《伶史》上的批语，——身为名伶之王瑶卿，点批《伶史》，自然很是难得，也可窥见《伶史》作为梨园文献所存在的问题。此处略引一例，关于孙菊仙之出身：《伶史》述孙菊仙“孙菊仙者，津人也。……锐意于武举业，刀马之暇，酷好声曲。”而王瑶卿批曰“菊仙乃是天津一锯碗匠出身，并非应试者。……”孙菊仙出身于武举，已是近代戏曲史（梨园史）之常见叙述，由此想来，或许更多的是由八卦逸闻而流传之“神话”了，犹如谭鑫培之《定军山》被认为是一部存在于口述史中的中国第一部电影。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曾有“同光十三绝”之说。此后“同光十三绝”成为晚清民初梨园名伶之代称，也是彼时梨园“黄金时代”之象征。但是，“同光十三绝”其实出自虚构或伪造，而且“十三绝”之角色行当亦不全面，尤难称作此一时代梨园之“伶史”。穆儒丐所述之诸多名伶庶几可当之？要之，名伶逸闻，展卷读来，不仅晚清民国之历史与生活气息扑面，更可兼作掌故文章，白日消磨，不亦快乎。陈均丁酉清明前一日于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