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道杠少年”向左,“不屑弟”向右:那些名躁一时的神童,后来都怎么样了?

教育的本质,不是造神,而是做人。

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尊重孩子的客观成长规律,让他们自由、快乐、健康的成长。

——虎妈

作者 | 可乐妈

来源 | 男孩派原创

10年前,一张“五道杠”和“不屑弟”的照片火遍了全网。

照片中前方的男孩正襟危坐,目不斜视。
他就是当年中国少先队武汉市的副总队长,被誉为“五道杠少年”的黄艺博。
2岁开始看《新闻联播》,5、6岁时读遍《中华上下五千年》和《资治通鉴》,七岁起每天坚持看《人民日报》。
还不到13岁,就包揽了众多荣誉:
“全国百名优秀好少年”、“全国五星雏鹰奖章”、湖北省优秀少年”……
而照片里另一位入镜的男孩,名叫孙童,是黄艺博的同学。
当时,他正望着黄艺博的方向,不屑一顾地撇着嘴。
照片大火后,网友们给他起名为“不屑弟”。

那一年,所有人都觉得“别人家的孩子”黄艺博长大后一定前途不可限量,而“不屑弟”孙童则会像那些衬托鲜花的绿叶一般,平庸地过完一生。

可没想到,很多事我们只看到了开头,却没能猜到结局。
时间回到2011年。
那一年,还是小学生的黄艺博凭借手臂上的“五道杠”横空出世。
在小学时期,一道杠代表小队长,二道杠代表中队长,三道杠则代表大队长。
而五道杠则是武汉有关部门在大队长的基础上,再次增加了区总队长和市总队长的职务,变成了四道杠和五道杠。
作为中国少先队武汉市副总队长,黄艺博这个名字和他的事迹很快被全国人民熟知:
黄艺博,出生于湖北武汉的一个普通家庭。
在同龄的孩子还坐在电视机前看动画片时,他就已经在父母的指导下熟读秦皇汉武、成吉思汗的故事。

他的父母告诉媒体:

黄艺博“从不玩游戏,关心历史和政治,担忧民族命运的人类战争,理想是为了让大家过上更好的生活。”

入学后,黄艺博成为了第一批进入少先队的学生。
在校期间,他多次在校刊上发表文章。
甚至还在各大杂志上发表文章,在小学短短的六年里,黄艺博就发表了100多篇文章。
由于他光辉的履历,武汉大学在高考前就为他开通了自主招生的渠道。
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黄艺博高考分数只有477分,与一本线相差43分,最终与武汉大学无缘,只能进入当地一所普通民办学校。
伴随着高考的失利,黄艺博的口碑一时间跌入谷底:
虽然顶着“天才少年”的盛誉,但一直以来,黄艺博的成绩都只是中上游的水平;
他发表的文章、撰写的博客,均是其父亲润色后的成果。

那些曾经称他为“天才”、“神童”的媒体和看客,突然间就变了脸,开始叫他“官迷”、“表演型人格”。

面对铺天盖地的嘲笑和谩骂,黄艺博满脸迷惘地说:

“我做错了什么吗?”

事实上,黄艺博的确没做错什么。

真正有问题的是,其实是他接受的教育模式——父母过早地按照大人的模式去栽培他,以至于他失去了儿童应有的天真烂漫。

在本应该读书学习的年纪,把自己变成了老成持重的“政治家”。

不禁让人想起法国教育家卢梭在《爱弥儿》里写过的一段话:

“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之前就要像一个儿童的样子。

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他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

童年,本应该是纯真的、天然的,拥有无数种可能性的。
这一时期的孩子本可以开怀大笑,本可以调皮闯祸,本可以为了实现理想而读书。
可在大人的干预下,他们学会了不苟言笑,学会了老成持重,学会了为了曝光度疏于学业。
最终,那些“早熟的果实”,还没能长大,就已经在枝头凋零。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从来都不止黄艺博一人,有些孩子的结局远比黄艺博更令人唏嘘。
2016年高考的第一天,9岁女孩张易文,第一次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那天,身高还不足1米3的张易文,在父亲张民弢的陪伴下,进入了商丘市第二高级中学考点,参加高考。
一众家长和记者纷纷表示,9岁就能参加高考,张易文简直是神童。
父亲张民弢听后得意不已,他表示:
女儿除了上过1个月时间的幼儿园外,从未接受过任何义务教育;
一直以来,女儿都是在家中私塾学习,4岁的时候就认识2000多个汉字,如今,已经拿到了高中毕业生同等学力证明……
他说:“我计划让她20岁博士毕业,然后搞科研,进入上流社会。”
这个时代,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家长能拒绝孩子快速成才。
但张易文的人生路,在参加高考、被媒体曝光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入了偏门。
2016年,张易文的高考总成绩只有172分。
因为家里的私塾只教授国学,当面对高中数学、物理和化学等科目时,张易文的大脑一片空白。
可她的父亲显然不打算就此收手。
2017年,10岁的张易文再次踏入高考的考场。
只不过这一次,她参加的是商丘工学院的自主招生考试。
最终,张易文以352分的成绩,被该校的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录取,开始了三年制的大专生活。
大学三年里,“孤独”、“内向”、“沉默”成了张易文的标签。
个子小小的她,无论是从阅历、思想,还是兴趣爱好,都与周围的同学们格格不入。

没有人知道一个本应该在中学校园里肆意欢笑的少女,是如何在大学校园里顶着“另类”的标签捱过这三年。

三年后,深知自己基础薄弱的张易文,没有继续参加专升本考试。
而13岁的她手持一张大专文凭,却没有单位愿意接受。
最终,张易文回到了家中的私塾成为了一名助教,日常帮父母批改作业。

回家以后,张易文开始频繁地与父母争吵,甚至不止一次地说出,是父母不负责任地将她带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耽误了她的一生。

万事万物的成长皆有规律。
多少孩子在父母的催促和鞭策下,背离了成长的规律,虽然一开始把同龄人甩在身后,却永久丧失了攀登更高山峰的潜力。

只能一个人迷惘地站在半山腰,上不去,更下不来。

如果说黄艺博、张易文的收场留给众人的是一声叹息,那么有些“天才”的结局则是狠狠刺痛了那些急于求成的家长的心。

1997年,江西冶金学院的教师倪霖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写了一封推荐信。

信里,提及了江西赣州一名13岁的天才少年:

他2岁会背30多首诗词,4岁能写400多个汉字,5岁自学《中医学概论》后就能给人开药方,8岁就会下围棋并熟读国学经典…… 

他的名字,叫做宁铂。

不久后,中国科技大学便收到了来自方毅副总理的一封信——正是倪霖写的那一封,只不过上面附了一句批示:

“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

为此,中科大特意派出两名教师来到宁铂就读的赣州八中进行考察。

而13岁的宁铂对答如流,甚至还检查出一名老师患有头疼症。

随后,中科大借宁铂选拔之机,启动了全国“天才少年”筛选机制。

就这样,一个个本应该在中小学校园里戴着红领巾的孩子进入了大学的殿堂,成立了“少年班”。

但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因为成名太早、太快,宁铂的问题很快暴露出来,据他自己回忆说:

他当时在很多场合,人们要求我七步成诗,但我只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所以痛苦充溢着我的内心,那些年我就是在压抑自己的个性中度过的。

由于缺少家长的关怀和正确的引导,宁铂变得自卑又自负。

一方面,他不敢犯错,不敢表露出自己“不够天才”的那一面;

另一方面,他又在众人的赞美声中迷失了自己的定位。

当时,著名的数学家张广厚到“少年班”来讲课,很多同学围着他要签名,唯有宁铂一动不动。

事后,宁铂的回答令人啼笑皆非,他说:

“张广厚居然不认识我。”

4年后,宁铂本科毕业,本应该考取研究生的他,却因为惧怕失败,三次报名,三次弃考。

接下来,宁铂的人生彻底走向另一个极端:

因为和妻子的教育理念不合,宁铂多次离家出走。

最终,37岁的宁铂始终没能成为大众期待中的样子,他选择了遁入空门,并前往五台山出家。

同样令人唏嘘的,还有同被誉为“天才”的谢彦波和干政:

“少年班”中最小的谢彦波,15岁攻读硕士,18岁跟随中科院副院长读博,随后又进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拜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菲利普·安德森为导师。

但因为和导师不睦,谢彦波没拿到博士学位就匆匆回国。

如今,再无消息。

同班的干政,和谢彦波有相似的经历,也是因为和导师关系不佳而中途回国。

因为学业、事业屡屡受挫,干政人到中年还和母亲住在一间房内,每天足不出户,还患上了精神方面的疾病。

“少年班”只不过是一个培养人才的舞台,有人借着它扶摇直上,有人却沉溺在旧日的辉煌,忘记了前行的方向。

但是暮然回首,你终会发现,人生其实是没有办法加速的。

那些一夜成名的机会,背后总有令人难以承担的代价。

或许是持久的孤独,或许是深深的迷茫,或许是不够健全的心智。

无论如何,单单只有成绩和聪明的孩子,或许赢在了起跑线,但终将无法抵达人生的终点。

记得曾看过这样一句话:

“有人是少年天才,长大却谱就一曲伤仲永;有人看似平庸,最终也能顺遂一生。”

当年风头无两的“五道杠少年”,如今却谱写了一曲伤仲永;

而当年表情搞怪,被人当作笑料的“不屑弟”,却进入了全世界的顶级学府哈佛大学,人生顺风顺水。

“不屑弟”孙童同样出生于普通人家,但他的成长中没有采访,更没有掌声。

他只是一步步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在循序渐进的过程里,始终保持着每个年龄段该有的样子。

他的优秀,是一点点的努力和积累促成的辉煌。

反观黄艺博、张易文、王欣逸这样的天才,却只落得一个伤仲永式的悲剧。

不禁让人反思:

人生从来都不是一场百米冲刺,而是漫长的马拉松,重要的不是起点能跑多快,而是能否如约抵达终点。

慢一点,或许才是教育最优质的解法:

3岁有3岁的天真,5岁有5岁的调皮,8岁有8岁的自由,10岁有10岁的快乐,踏踏实实走好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毕竟,衡量一个孩子的标准,从来都不应该局限于成绩和速度。

为人父母,只有让孩子的每一阶段都走得踏实、稳当,他们才有力气跑到人生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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