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何生卒考兼论“泉州”为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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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首神曲,神曲啊~进前三宰相,退后万人丁!)
↓是早年旧文,初稿就花了一个晚上就成了,但是考证的过程却花半年以上,后来发现包何是包拯的祖上包佶的亲哥哥~兄弟俩都是大历年间的大才子,其实包拯祖上的官更大、才华更横溢些。为了这篇文章我翻了江苏的地方志、人物志,相比之下,我们福建的地方志书材料做得比江苏好太多。
摘 要:《送李使君赴泉州》是研究唐代福建海外交通较为重要的文献资料,笔者试图通过对诗人包何生卒年考证,对诗歌创作背景、年代以及赠诗主角进行分析,结合福建地方史为福建海外交通贸易史提供一条较确切的文献资料。
关键词:大历十才子李嘉祐 泉州
中唐诗人包何的生卒年不详,其虽非中晚唐一线诗人,但其《送李使君赴泉州》一诗,因提及“泉州”,并描写了当是时的“泉州”之市井、气候、贸易等状况,“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在研究福建地方史的文章中被反复引用,“被研究福建海外交通史与贸易史者所重视,频繁引用,多方解读”。
近日,福建省文史研究馆的卢美松先生发表于《福建文博》2012年第二期中的《唐代福州的对外贸易》一文,又提及该诗,并分析了《送李使君赴泉州》这首诗歌,并推断包何的时代“当在公元742至779年之间”,且认为“包何称李某所到任所为'泉州’,实指福州……而对地名称呼同样常用古称,以示典雅,故以'泉州’指代福州。”。为此,笔者本着学习的心态,结合福建地方史志的,就包何的生卒考与“泉州”为今何地进行考证,以求能为福建地方史的研究提供一条更为翔实的资料。
一、包何其人及其生卒
包何,今江苏省丹阳市人,唐“吴中四士”包融(695-764)之子,“何,字幼嗣,润州延陵人,包融之子也。与弟佶,俱以诗鸣,时称'二包’。天宝七年杨誉榜及第。曾师事孟浩然,授格法。与李嘉祐相友善。大历中,仕终起居舍人。诗传者可数,盖流离世故,率多素辞。大播芳名,亦当时望族也。”[1]《全唐诗》存其诗1卷,计19首。
包佶(727-792),包融之子,包何之弟,“佶,字幼正。天宝六年杨护榜进士。累迁秘书监。刘晏治财,奏为汴东两税使。及晏罢,以佶为诸道盐铁等使。未几,迁刑部侍郎、太常少卿,拜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居官谨确,所在有声。佶天才赡逸,气宇清深,神和大雅,诗家老斫轮也。与刘长卿、窦叔向诸公皆莫逆之爱。晚岁沾风痹之疾,辞宠乐高,不及荣利。卒封丹阳郡公。有诗集行于世。”[2]《全唐诗》存其诗38首,《全唐诗外编》补诗1首。可见,包佶不仅早于其兄登科为进士,在仕途更加平坦,诗名更胜。
虽包何的生卒年不详,但因其父包融、其弟包佶的诗名高于其,且生卒年都较详,可据此大体可以推断出包何的生卒年。包佶生于公元727年,包何出生年份绝不晚于公元726年,包融生于公元695年,包何的出生便不应早于710年。包何与包佶同列位“大历诗人”,且记载其在建中初去世。唐“建中”仅四年,即公元780至783年为此,包何的卒年不应晚于公元784年,更甚者可能于公元780年就去世了。
二、李使君其人
“使君”在汉代是用于称呼太守刺史,在汉以后用作对州郡长官的尊称,再之后就为对人的尊称,通俗的理解就与现在尊称“先生”的性质一般,而绝非官职。为此,笔者认为“李使君”绝非是李刺史或者李节度使之别称。
“文人的空间聚合与分离给文化带来刺激,给文学发展带来生机。”[3]诗人们常因故人知己的空间变化而赠诗友人,形成临别赠诗这一诗歌题材,如李白的《赠汪伦》、白居易的《送鹤与裴相临别赠诗》、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等千古名篇都是诗人为挚友送行而作,为此“李使君”应为包何挚友,而非寻常之人。在《唐才子传·包何传》中提到,包何“与李嘉祐相友善”。李嘉祐是何人?李嘉祐是中唐肃、代宗两朝时期的才子,李白称其为“我家小阮贤”,《唐才人传·李嘉祐传》载:“嘉祐,字从一,赵州人。天宝七年杨誉榜进士,为秘书正字。以罪谪南荒,未几何,有诏量移为鄱阳宰,又为江阴令。后迁台、袁二州刺史。善为诗,绮丽婉靡,与钱、郎别为一体,往往涉于齐、梁时风,人拟为吴均、何逊之敌。自振藻天朝,大收芳誉,中兴风流也。有集今传。”唐知贡举对文人有着明显的聚合作用,同年一直是文士交往一大重要关系,李嘉祐与包何是天宝七年即公元748年“杨誉榜”的同榜进士,为此,两人不仅是认识,且又因李嘉祐“善为诗……中兴风流也”而成为挚友,包何“与李嘉祐相友善”。
李嘉祐曾“以罪谪南荒”,说明了李嘉祐曾一度前往“南荒”之地。福建地处东南一隅,古来一直为中原人眼中的“蛮荒之地”。“南荒”恰好暗合了《送李使君赴泉州》中的“傍海皆荒服”。另,作为当时的知名诗人,李嘉祐也得到诸多诗人的赠诗,如诗僧皎然上人有《七言奉酬李员外使君嘉祐苏台屏营居春首有怀》《苏台有呈袁州李使君》,刘长卿《送台州李使君兼题国清寺》等,皆称其为“李使君”。
为此,笔者大胆推测,“李使君”指的便是“大历十才子”之一的李嘉祐,而李嘉祐是在乾元年间,即758年至760年被贬,包何所制《送李使君赴泉州》的创作时间约为公元760年前后。至于“分符重汉臣”的释义,不能简单理解为“开府履职”,而应当承接上句“傍海皆荒服”,理解为:在远离京师的边远地区,在爵位授予的时候都比较看重汉族的臣子。《送李使君赴泉州》通诗表达的是对挚友被贬谪之后的安慰,虽然是“荒服”之地,也是因为重视“汉臣”,将来更有提拔的机会,并且那个地方不仅经济十分的繁荣“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同时气候还十分宜人:“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以求通过赠诗,排解友人被贬谪的苦闷。
由于李嘉祐“以罪谪南荒,未几何,有诏量移为鄱阳宰”,所以在《八闽通志》等地方史志材料中都未见其来闽担任职务的记载。
三、“泉州”为今何地
《八闽通志》载福建之建制沿革,“隋开皇九年,改为泉州,废建安、南安二郡属焉。大业初,复为闽州。三年,改为建安郡,领闽、建安、南安、龙溪四县,治闽县。唐武德元年,改为建州。四年,移建州于建安。五年,析南安为丰州。六年,析闽县为泉州。八年,置都督府,治泉州,领泉、建、丰三州。贞观初,废丰州,并入泉州,隶岭南道。嗣圣三年,析置漳州。十六年,又置武荣州。景云二年,改泉州为闽州都督府,又改武荣州为泉州,并建、漳、潮,五州属焉。开元十三年,改为福州都督府。十九年,置泉山府兵。二十一年,置经略使。二十二年以漳、潮归岭南,领福、泉、建、汀四州。二十四年,开福、抚。天宝元年,改隶江南东道,寻改为长乐郡,复领漳、潮二州。十载,复以漳、潮归岭南。至德二载,置经略军宁海军。乾元元年,改为都防御使,兼宁海军使,复为福州都督府。上元元年,升节度使,领福、泉、建、汀、漳、潮六州。”可见,“泉州”作为今福州的曾用名仅从公元589年始至711年,且期间又多次先后易名为“闽州”“闽县”“武荣州”;而最终在唐景云二年即公元711年改称“闽州”,不再复称“泉州”,开元十三年即公元725年“改为福州都督府”,且“福州由此定名,沿用至今。”[4]而正从景云二年起,“泉州”就成为今泉州的始称。“景云二年(711年)武荣州改称泉州,隶属闽州都督府。此后凡称“泉州”,即指今之泉州。”[5]
《送李使君赴泉州》创作之年在福州定名之后,而“泉州”之名虽源于开皇九年即589年,但距此诗创作年代仅百余年,算不得“古称”,若要“典雅”应当用上汉时古称“冶城”才妥。李嘉祐曾有诗《答泉州薛播使君重阳日赠酒》,而清道光《晋江县志·薛播》记:“建中(780-783年)间,坐小累贬泉州刺史。”李嘉祐与薛播为同一时期之友人,其二人联系因包何而起(笔者将另文考证),可见,此两首诗的中“泉州”指的正是今泉州。故包何诗中所指的“泉州”,即今泉州,而并非为古称。
综上所述,中唐诗人包何的《送李使君赴泉州》所描述的“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指的便是唐代泉州对外贸易繁荣的景象。据何乔远《闽书》卷七“方域”记载,唐初即有伊斯兰教创立者穆罕默德的门徒三贤、四贤传教泉州,卒葬灵山。近年发现清人蔡永蒹的《西山杂志》“池店”等条目亦载,唐开元年间(713-741)晋江东石人林銮“航海群蛮海路”,“引来蕃舟”,“蕃商之陆行各地,设立驿馆,招待往来旅客”等事,这些都是古泉州在唐代已居住着来自海外的“十洲”商人最好例证,唐代泉州在海外贸易上已经呈现出国际化发展的面貌,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唐代便有阿拉伯商船,以及波斯、印度、东南亚诸国的使节、商人、僧侣传教士等搭乘各种船只纷纷来到泉州港。
笔者成稿后几月,又发现今存唐人选唐诗中重要的选本之一的姚合《极玄集》,卷下谓李嘉祐“字从一,袁州人。天宝七载进士。大历中,泉州刺史。”这一记载恰好验证了笔者对包何这首诗的推测,是赠予好友李嘉佑赴泉州上任而作。
注释:
[1][2]〔元〕辛文房撰、傅璇琮先生校笺:《唐才子传》,中华书局,2002年版8月版。
[3]戴伟华:《唐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学空间排序及其意义》,《扬州大学学报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4]《福州市志第一册》,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方志出版社出版,1998年12月第1版。
[5]《泉州市志》,泉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参考文献:
1、卢美松:《唐代福州的对外贸易》,《福建文博》,2012年第二期。
2、〔明〕黄仲昭,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八闽通志》,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990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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