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造“古希腊”的工具：“西方考古学”
作者：林鹏、诸玄识、董并生
近代西方学者出于打造西方中心论的需要，伪造了以“古希腊文明”为核心的西方古典历史。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比较历史语言学”、“神话学”及“考古学”等学科，实际上是为西方殖民政治服务的工具。
这里我们试就西方考古学形成的过程，来揭露其作为伪造历史之工具的真相。具体来说，被捧为“西方考古学之父”的施里曼，正是在为了证明后世所伪造的“荷马史诗”的真实性，跑到土耳其寻找“特洛伊遗址”为开端的。
本来西方人很清楚特洛伊是荷马史诗神话中的地名，实际上并不存在。然而，对于西方伪史来说，特洛伊这个“古城”实在太重要了。这个“神圣”的古城，不仅对证明古希腊的“历史”具有极端重要性，而且近代以来西方人所虚构的“罗马帝国”，也是以特洛伊故事为开端的。特洛伊战争中战败者一方的主将埃涅阿斯逃亡到今天意大利的地方，开始了古罗马的历史故事。
不仅如此，本来缺乏历史记录的法国人、英国人等，都争相从特洛伊故事中寻找自己的出身证明。[参看《不列颠诸王史》、《法兰克人史记》等西方文献。]最晚才有历史的德国人，也宣称自己国家的历史与古罗马有继承关系，据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学大师兰克讲，“最终，罗马帝国的皇位传到了日耳曼尼亚王国（German House）查理大帝（Charlemagne）的手中”，这位被称为欧洲之父的查理大帝创立了“神圣罗马帝国”，同时这也是“德国历史”的发端，于是德国作为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就与特洛伊扯上了关系。就连俄罗斯人也被认为其历史出于特洛伊故事。不仅俄罗斯沙皇（Czar）的头衔来自罗马“凯撒大帝”（Caesar）的称号，而且俄罗斯民族直接来自特洛伊的子孙[参见陈文海的《法兰克人史纪》校释：特洛伊城陷落之后，经过两代人（仅仅两代人，显然经不起推敲）的辗转迁徙，4世纪晚期，原先暂居在西干布里亚城的这批特洛伊遗民迁居到了莱茵河下游。据说这就是俄罗斯民族的起源。]。
另一方面，这座神秘的特洛伊城并非属于人类历史。据说，特洛伊王族的始祖达耳达诺斯（Dardanus）是上帝宙斯之子，而坚固的特洛伊城墙为宙斯驱使海神波赛冬与天神阿波罗所筑，因此强大的希腊联军经过十年苦战都未能将其攻破，最终采用木马计才将其一举拿下。
正因为“特洛伊遗址”被施里曼先生“找到”了，并且还“发掘”出了“黄金宝藏”，因而这位由军火商转行的“挖宝”商人，一个考古学外行、终于在其晚年一举成名，被西方中心论的推动者尊为西方“考古学之父”。
起初，“考古学之父”的挖宝活动纯属个人行为，在受其伪造考古学证据名利双收的启发及构建西方中心论需要的驱动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造假行为上升为一种西方列强政府以考古学为名的大规模造假运动；与此同时，还掀起了一场有组织的大规模毁灭真实历史遗迹的运动。在此过程中，抄袭中国历史，捏造了“欧洲青铜时代”的伪史概念。
一．“考古学之父”施里曼“发现”特洛伊？
发现特洛伊遗址的德国学者海因里希·施里曼（1822-1890年）被称为“西方考古学之父”。然而，这位“考古学之父”本人及其所发现特洛伊遗址、迈锡尼宝藏的形迹都很离谱。
海因里希·施里曼（1822-1890）
施里曼7岁时想入非非，想见神话古城“特洛伊”
19世纪后半期西方考古学正处在逐渐形成的时期。当时在西欧流行一部伪书《荷马史诗》。这本书非同小可，1795年德国学者F.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e Wolf,1795-1824）发表其名著《荷马导论》（Prolegomena ad Homerum），对它进行炒作标志着“西方古典学”的诞生。这部著作以现代方式提出了“荷马问题”，对该问题的探究持续了两百多年直至今日。[张巍：“古典学的基本研究范式”，见「儒学联合论坛」“古典学”三人谈]
施里曼发现特洛伊遗址，就源于这部伪书。话说德国出了一个有志少年，从小梦想见到《荷马史诗》中被描述得火光冲天的神话中的城镇特洛伊……
“在19世纪最后25年内，施里曼的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早期希腊历史的论述。7岁时，施里曼看到特洛伊城大火的图画，就想参观这个古城的遗址，并说道，那里的堡垒不会全部消逝的。10岁时，他写了一篇关于特洛伊战争的拉丁文论文。他父亲的穷困使他不得不在14岁时自谋生活，直到34岁他才开始学习希腊文。41岁时，他变为富翁，因而放弃了营业。”[[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下册第737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第1版1刷。]
施里曼“发现”特洛伊，他的缺点只有学者知道
“1870年，他开始发掘希萨里克即特洛伊城遗址；1874年，他出版了《特洛伊城古迹考》。学术界嘲笑他，因为他天真地想指实《伊利亚特》诗篇中所描写的东西和建筑物；他认为这诗篇是实录；他还混淆了那些累积起来的不同地层。他的发现引起了全世界的兴趣，而他的缺点只有学者才知道。”[[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下册第737-738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第1版1刷]
“他的缺点只有学者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学者们明知那是假的。
施里曼原本是个军火商，46岁开始挖掘古董的生意
施里曼实际上并非是什么学者出身，他原本是一个军火商。后来生意做腻了，开始另谋生路，起初想做个地主、经过努力没有结果；于是半路出家，想起来做学问。由于年龄太大，做其它学问也入不了门，于是在46岁时选择了挖掘古董的生意。
“在德国的梅克伦堡（Mecklenburg）度过童年之后，施里曼在圣彼得堡和美国等地，成为一名富有的商人。他做生意，常常不择手段：例如，他几乎垄断硝石市场，用以制造克里米亚战争所需的火药；在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中，他从探矿者那里购置黄金；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他在那里从事棉花生意。”[[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53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自19世纪50年代后期，施里曼想转型做一个地主，投身于农业，并未如愿以偿。于是他又想介入知识领域，起初想学语言学，觉得吃力。1868年夏天走访希腊和特洛德，并见了弗兰克·卡尔弗特之后，开始致力于挖宝发掘特洛伊的生意，一干就是20余年。[详见[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54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施里曼其人——自夸、吹牛，彻头彻尾的谎言
“19世纪出现了许多的天才人物——施里曼可算其中一员，关于他们的非凡故事往往令人深信不已；但我们不得不提醒的是，已被那些神奇故事弄得神魂颠倒的读者们，还是应该懂得谨慎看待施里曼为他自己所创造的以及为这个世界所欣然接受的神话。”[[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52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他自称是旧金山火灾故事的目击者；他宣称自己会见过美国总统菲尔莫尔（Fillmore）；……他称自己所见过的一些人，也不是那么真实可靠。诗人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认为他'不是那么光明磊落的’；戈宾诺（Gobineau），一个法国外交官，称他是一个'江湖郎中’；恩斯特·库尔提乌斯（Ermst Curtius）,奥林匹亚遗址的发掘者，认为他是一个'骗子’。”[[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54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对此，施里曼自己也供认不讳。“正如施里曼本人所坦承，'我的最大毛病，就是喜欢吹牛和吓唬人……把自己夸得天花乱坠’。好自夸和吹牛——时常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施里曼作为'考古学之父’和离奇故事的讲述者，呈现给我们的常常是些让人感到迷糊的自相矛盾。”[[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52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施里曼关于自己的经典故事出于捏造
“施里曼自己所述说的有关其童年经历的一个著名的故事的真相——连他的批评者也乐于接受，也不会让我们感到难以确信。他在自己的《伊利奥斯》（出版于1880年）一书中说，在8岁的时候，他收到父亲的圣诞礼物是一本杰勒（Jerrer）的著作《宇宙的历史》（Universal History），书中就有关于特洛伊的故事，而其中有关埃涅阿斯从熊熊燃烧的特洛伊城堡逃脱的场面，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施里曼在自述中说：
父亲，杰勒一定见过特洛伊，否则他不可能在书中把它描写出来。
我的儿子，这只是一种想象中的情景。
父亲！如果说这样的城墙既然存在的话，那么，就不可能被彻底毁灭，它们必定会留下大量的遗迹，但深埋于陈年的泥土底下。
……
最后，我们一致认为，将来总有一天，我要去发掘特洛伊。
这个故事，不仅给人以自我吹嘘之嫌，而且与他在《伊萨基、伯罗奔尼撒和特洛伊》一书（写于1868年，当时施里曼46岁）中所记述的事实也有出入。这是施里曼最早提及的'一个’源泉，他声称，从此以后，揭开特洛伊的面纱并证明荷马故事的真实性，便成为其终生矢志不移的目标。”[[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52-53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然而，从他在1868年12月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中，谈到自己刚出版的书时所写的内容来看，他父亲第一次听说与他儿子小时关于特洛伊的对话的事，上述内容完全是施里曼虚构出来的故事。[详见[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53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特洛伊”遗址是怎样一个地方？
“古代伊利昂（拉丁语为'Ilium Novum’）的遗址，坐落于门德雷斯河（即古斯卡曼德河）与杜姆瑞克苏河（即古西摩伊斯河）之间一片高地的西北角。……其城墙所囊括的区域长约1200码，宽约800码。此城的西北端，有一座约为700英尺见方的土丘，土丘的西面和北面，地势峻峭，直接倾斜到平原。在施里曼的发掘之前，这座土丘毗邻的高地约高出30英尺，比周边的平原约高出130英尺……这座被称为希沙利克（即'城堡所在地’）的土丘，曾是古代城邦的卫城……。在争论荷马所讲述的那早已消失的特洛伊所在地时，起初也没有什么人关注到这个地方；旅行家最早对此引起注意的是在18世纪40年代，当时，建造于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城墙的断垣残壁，潜藏在灌木和橄榄树丛中依稀可见。”[[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61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施里曼之前已经有人指称该处为“特洛伊”遗址
“1801年，当爱德华·克拉克（Edward Clarke）来到此地时，发现当地土耳其人正在盗挖残留的城基石块；到了19世纪50年代，断垣残壁已经荡然无存；如今，就连卫城的界线也是踪迹难觅。而克拉克从他看到的迹象以及发现的硬币正确地推断这座'矗立于高地之上，四周被平原环绕的古老卫城，显然就是新伊利昂[伊利昂（希腊语），古代小亚细亚西北地区城市。位于今土耳其西北的希沙立克，处于联结欧亚的枢纽地带。又称作伊利奥斯、特洛伊（Troy）或伊利姆（拉丁语）。]的遗址。’当时，尽管一些学者接受了由足不出户的地形学者麦克拉伦于1822年所提出的假设，认为此地就是荷马史诗中特洛伊的所在地，但在弗兰克·卡尔弗特和施里曼的发掘之前，没有任何人对这种假设进行过验证。”[[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61-62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发掘考古现场、简直像开挖大运河
“施里曼于1870年4月开始初步的挖掘，在1871-1873年间，展开了3次重大的发掘活动，挖掘时间超过9个月，每天在现场所动用的劳动力达80-160人。尽管弗兰克建议他，要以网络状细沟的方式、而不是以巨大平台的形式进行挖掘，但施里曼还是一意孤行地挖开了一条贯穿山丘的巨型壕沟，翻动了数百吨的泥土和碎石，拆除了挡在途中的原本结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施里曼的发掘所带来的后果：遗留下来的一切，只是废墟中的废墟。”[[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63-64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施里曼雇用了120名民工，命令他们尽量挖宽，挖深，从小山的这一端挖到那一端，挖出了一道130英尺长的坑，简直像是把蛋糕一下从中间切开，看看里边夹的是什么心子。有人这样讥讽道：'他简直是在挖苏伊士运河，哪里像是在考古现场发掘！’”[吕贝克·斯特夫等著《废墟的真相——寻找失落的城邦：考古的黄金时代(FINDING THE LOST CITIES)》中译本，海南出版社1999年9月。]
挖出九层遗存，宛如层层剥笋
“荷马在诗中指出，城中最高处耸立着雅典娜神庙，波塞冬和阿波罗修建了帕加马的城墙。据此，施里曼认定在土丘的中央一定可以找到这座神庙，神庙的四周，远古的土层上必是天神筑就的城墙。于是他便从丘顶掘起，先是挖到了几堵墙体，不过他觉得无关紧要，就命人拆除了。接着他发现了武器、家用什物、饰品和花瓶，这一切极其有力地证实了，这里曾是一座富饶的城市。……在新伊利昂遗址的下面，他发现了另外的废墟，其下又有新的废墟，整座土丘宛如一个巨大的洋葱需要一层一层剥落开来。每一层似乎都有人居住，而且分属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群群民众在这里生存、死亡，一座座城市在这里兴起、毁灭。刀剑无情，烈火肆虐，一个文明为另一个文明所取代，死人的城市一次次被夷为废墟，活着的人在上方又建起新的城市。
每一天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施里曼来到此地，本是为找到荷马笔下的特洛伊，可是在为期几年的挖掘工作中，他和手下的工人发现了不止七座陷没的古城，后来又发现了两座！九次发现让世人了解到一个迄今闻所未闻、无从知晓的史前时代！但是这九层古城中，究竟哪一层才是荷马笔下那个英雄会聚、激战纷仍的特洛伊呢？显然，最底下的那层距今时间最久远，最为古老，那时的居民还不懂得使用金属，而最上面的一层必定是年代最近的。”[[德]C.W.策拉姆《神祇、陵墓与学者——考古学传奇》张芸、孟薇中译本第38-39页，三联书店2012年6月第1版。]
施里曼私下承认，他所发现的遗址并非“特洛伊”
“正如施里曼在私下所承认的，一直让他伤脑筋的问题是：此地确实是荷马所说的特洛伊吗？有两个事实尤使他感到困扰。其一，史前定居点的规模做大不过长100码、宽80码，对荷马所描绘的伟大城邦来说，似乎是太小了。诗人所描述的宽阔街道、塔楼和城门在哪里呢？同时，这个定居点也没有如他和弗兰克所预期的那样扩展到周边高地的迹象。其二，尽管在这些被深埋于地下的陈旧地层中，挖掘出了一些模糊的粗糙的陶器碎片，但在施里曼看来，对于英雄时代来说，这些碎片似乎又太原始了。”[[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68-69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施里曼不甘心失败，于是在最后时刻“找到”宝藏
“具体时间可能是在1873年5月31日——其发掘活动即将接近尾声，施里曼在'他的’'特洛伊Ⅱ’找到了为自己辩护的证据，即首次发现了特洛伊的宝藏——所谓的'普里阿摩斯之财宝’。”[[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65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施里曼对外宣称的'宝藏’，包括铜制的托盘和坩埚，以及装在里面的许多金、银、琥珀金和青铜制成的杯子、一个黄金'船形调味汁碟’，几只黄金花瓶、13个铜制矛头、数以千计的金戒指和金手镯等装饰件、一个黄金发箍、4串漂亮的黄金耳饰、两件精美绝伦的冠状头饰（其中一件由16000多颗小金粒以金丝编织而成），等等。最后的那一件头饰，即是著名的'海伦的珠宝’；后来，苏菲·施里曼带着它的照片，成了19世纪最著名的影像之一。”[[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66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苏菲·施里曼穿戴“海伦的珠宝”的照片
宝藏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施里曼自己是如何描述他发现宝藏的过程的。
施里曼写道：“一件非同一般的铜器，突然呈现在我的眼前。我的注意力顿时为之吸引，同时我想到，在其后面会有黄金——于是，我用一把小刀去挖掘这件珍宝，万分小心地，而且，冒着平生最大的风险，因为它被埋在巨大的城防工事的墙体之下，在挖掘的每时每刻，都要受到墙体倒塌而被掩埋的威胁。但是，当我看到里面出现如此众多的宝物，而且每一件都对考古学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时，立刻就顾不上任何的个人安危了。然而，假如没有我亲爱的妻子的帮忙，也许，我一个人根本就不可能挖出这些珍宝，她站在我的身旁，用她的披巾包裹着我所挖出来的宝物，并把它们拿出去。”[[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65-66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这些宝藏的发掘有地层记录吗？没有。有谁见证这些宝物是他从特洛伊考古现场发掘出来的吗？有，是他的妻子。然而，实际上他的妻子并不在现场，甚至不在土耳其境内[参看[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55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显然，施里曼所描述的宝藏发掘历险记纯属胡扯。
传说的另一版本——“发现”宝藏在停工前一天
“施里曼子跟工人们一起挖出超过25万立方米的泥土之后，觉得应该把这儿的工作停一停了。他开始将目光投向其他任务，于是把1873年6月15日暂定为挖掘工作的最后一天。然而，就在停工的前一天，他又有了新发现，这个发现为他的工作镀上了金色光环，令世人欣喜万分。
发现的经过充满戏剧性。……那是一个大热天的早晨，施里曼同妻子一道监督工人的工作，挖掘过程一如既往，虽然此时的他已不再相信，还能挖出什么重要的东西来，不过还是像平日那样自始至终全神贯注。挖掘现场位于地面以下28英尺的深处，夫妇二人站在一堵断墙上，施里曼认为那就是昔日普里阿摩斯宫殿的围墙。突然，他的目光被什么东西给吸引住了，于是同时他的想象力飞速驰骋，因为迫于形势，他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因为那些工人个个都跟抢到一班，若是他们看到了自己发现的东西，谁晓得能干出什么事情来。施里曼抓住妻子的胳膊，在她耳边低语：'金子。’索菲娅心中一惊，目瞪口呆地盯着他。'快’，他又匆匆补充道，'把工人们打发回家，马上！’——'可是……’这个美丽的女人刚一开口，便被他打断：'没有可是，跟他们说，你想做什么，就跟他们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刚刚想起来，他们所有人都会放假一天！快点儿告诉他们，快！’
工人们全都散去了。'取你的红围巾来！’施里曼一边喊着，一边跳进坑洞，拿刀子拼命挖了起来……
象牙闪烁着幽暗的光泽，黄金叮当作响。施里曼的妻子拿来围巾，裹了满满一包。全都是无价之宝。这些一定是普里阿摩斯宝藏！……
施里曼夫妇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蹑手蹑脚地把宝藏带回了他们的木屋。随后立刻将这些黄金饰物堆放在简陋的粗木桌上，里面有王冠、别针、链子、盘子、钮扣、金丝、蛇杖和金钱……爱幻想的施里曼拿出一副耳环和一条项链，为年轻的妻子佩戴上——3000年前的首饰装扮着20岁的希腊姑娘！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轻声唤道：'海伦！’”[[德]C.W.策拉姆《神祇、陵墓与学者——考古学传奇》张芸、孟薇中译本第39-40页，三联书店2012年6月第1版。]
特洛伊出土的“黄金古董”被溶解掉了？
那么，施里曼所发现的这许多宝藏，现在实物在哪里呢？答案是：大部分不知去向。
“在特洛伊挖掘出来的黄金制品如今已所剩无几，只有一对漂亮的耳饰、一串项链、几枚吊坠和别针而已，其中的几件还是施里曼后来（于1878年和1882年）发现的，人们在伊斯坦布尔博物馆仍然可以看到这些文物，以及一些形状奇特的金元宝和一件公元前3千年前的无价之宝的残骸。19世纪70年代所发现的其他一些黄金制品，大多已被人们在希沙立克附近的乡村中溶解掉了。”[[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67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是真宝藏，作为古董商出售将其高价卖掉可以理解；怎么可能将自己花血本挖掘出来的黄金古董轻易溶解掉呢？
特洛伊的证据之一：火烧石墙
“施里曼不停地挖掘着，寻找着。在从下向上数的第二层和第三层，他发现了焦痕，找到了雄壮围墙的残垣和宏伟城门的遗余。他确信，这些墙体环围着普里阿摩斯的宫殿，这座城门就是斯坎门！”[[德]C.W.策拉姆《神祇、陵墓与学者——考古学传奇》张芸、孟薇中译本第39页，三联书店2012年6月第1版。]
在施里曼去世后，威廉在西沙里克遗址上继续探察，并成功定位了特洛伊Ⅵ的部分遗迹。这是施里曼的民工尚未破坏掉的部分。
他发现了一堵大型石墙，找到了特洛伊Ⅵ早已被烧毁的证据。威廉宣告，这才是“真正的”特洛伊。现代考古学家已经证实了他对年代的推算，即：特洛伊Ⅰ可追溯到大约公元前3000年；特洛伊Ⅱ（施里曼认为的特洛伊），公元前2500年至前2200年；特洛伊Ⅵ，公元前13世纪（《伊里亚特》史诗中所描述的年代）；特洛伊Ⅷ，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4世纪所来到的这座希腊城市；特洛伊Ⅸ，最上地层，是古罗马的新特洛伊（新伊利昂）城。[吕贝克·斯特夫等著《废墟的真相——寻找失落的城邦：考古的黄金时代(FINDING THE LOST CITIES)》中译本，海南出版社1999年9月。]
何以见得该遗址就是特洛伊城遗址呢？因为该遗址有火烧的痕迹，而按照神话传说，特洛伊城曾经遭到过火烧。
特洛伊的证据之二：伪造文物
“他的同时代人威廉·博勒特（William Borlase）揭露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情况，也是一个困扰着考古学界的问题，那就是当施里曼对外宣布他在特洛伊发现'普里阿摩斯的财宝’时，他的妻子苏菲·施里曼并不在场，甚至也没有在土耳其！因为他说过，'包括他所参与的这一发现，极大地激励了她对考古学的兴味’，关于这一点，如果施里曼可能是在说谎（或耽于幻想）的话，那么，他所宣称的发现本身是否也是一个谎言？而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足以说明他是一个寡廉鲜耻的人：他欺世盗名，谎话连篇；他行事诡秘，不择手段；他常常在暗地里挖掘，并盗用文物；……他极度渴望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和考古学家而被学术界所接受，然而，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他，则是一个连在雅典购买的某些碑刻的出处这样的小事也要说谎的人。所有这一切似乎皆为事实，施里曼可能因此永远备受世人诟病。”[[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55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甚至是在特洛伊发现的所谓'海伦的珠宝’，也使他因涉嫌伪造或是在黑市上购得后安放于现场而受指控。现在，人们对施里曼的怀疑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以至于有人在1983年向雅典国家博物馆提交了一个请求，要求对施里曼在迈锡尼所发现的一个黄金面具进行真伪的鉴定；这也含蓄地暗示，施里曼在迈锡尼所发现的部分财宝也有造假之嫌。”[[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54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就是这么一个人，发现的这样一个所谓的“特洛伊遗址”及其“遗物”，被“记录于众多的书刊中，发表于《泰晤士报》的读者投书栏中，陈列于雅典博物馆的迈锡尼馆中……”
特洛伊的地层编年由施里曼所雇监工主观推定
推算各地层所属年代的主要权威，是威廉·多朴菲尔德，他在1882年被施里曼雇用来监督发掘工程进展。据他断言：从最下层的最古老的特洛伊Ⅰ，向上数到最上层的新近地层特洛伊Ⅰ，整个废墟遗址由9个不同地层构成。其中特洛伊Ⅱ就是施里曼认为是荷马史诗中提到的特洛伊所在的地层。但威廉认为，真正的遗址比施里曼在此之前估计的要古老的多；而且，荷马史诗中早已描述过的特洛伊，即公元前13世纪的特洛伊，会在新近得多的地层，即特洛伊Ⅵ中找到，虽然施里曼大为吃惊，但他最后还是接受了威廉耐心收集的证据，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即他所发现的宝藏可能不属于普里阿摩斯国王。在他去世之前，他承认：他所发现的艺术珍品可能比普里阿摩斯在位的年代要早1000年。[吕贝克·斯特夫等著《废墟的真相——寻找失落的城邦：考古的黄金时代(FINDING THE LOST CITIES)》中译本，海南出版社1999年9月。]
布勒根将该遗址细分为46层，其中一层或为“特洛伊”
“在西沙里克工作的下一位考古学家是美国人，名叫卡尔·布勒根。此人在1932年来到这里。他的发掘方法体现了20世纪新的科学的考古学态度，即：慢慢地、仔细地测量、记录、照像，然后才搬走所发现的东西。在施里曼和威廉所遗留下的，未被发掘过的小丘地区，布勒根获取了大量关于特洛伊Ⅲ、Ⅳ、Ⅴ的资料；像他的前辈施里曼和威廉一样，他对证实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最感兴趣。他把威廉划分的9个地层进一步分成46层。他断定：特洛伊Ⅶ地层当中的一层最有可能是传奇中的特洛伊。”[吕贝克·斯特夫等著《废墟的真相---寻找失落的城邦：考古的黄金时代（FINDING THE LOST CITIES）》中译本，海南出版社1999年9月。]
在9层考古地层中找不到，就再细分为46层；岂知析之愈精，逃之愈巧，就算在46层之内寻找，也不过是“断定”为“可能”，不亦惑乎？
“发现”迈锡尼的“黄金宝藏”
“发现”迈锡尼的“黄金宝藏”是施里曼考古生涯中的两大重大成果之一，也是他被冠以“考古学之父”名号的依据之一。
施里曼在土耳其挖掘《荷马史诗》中主战场“特洛伊遗址”的最后时刻，于1873年5月31日终于“挖出”了黄金宝藏，甚至还有著名的“海伦的珠宝”。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有点意犹未尽，于是又依照《荷马史诗》的故事，寻找到特洛伊战争希腊联军出发的地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城镇迈锡尼，要在该遗址再挖点证据出来才歇心。“根据荷马史诗的记述，正是迈诺斯的孙子伊多墨纽斯（Idomeneus）[伊多墨纽斯（Idomeneus），为克里特王，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领袖。]，带领着80条船以及迈锡尼的阿伽门农攻打特洛伊的。”[[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105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施里曼按照“波塞尼亚斯著作的一段描述，即被谋杀的阿伽门农以及同伴们的坟茔安置于城墙之内，而不是城墙之外。……施里曼坚称，波塞尼亚斯所指的城墙，即是独眼巨人所建造的卫城防御工事；而特洛伊的英雄们就长眠于狮子门之内。……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并于1876年9月初，施里曼从希腊政府那里获得发掘许可，他在狮子门内挖了一条沟，深度有好几英尺。”[[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76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结果很神奇，刚一开挖，就挖出了震惊世界的“黄金宝藏”，由此一个响亮的名词“迈锡尼文明”开始登场。
施里曼在地沟中挖出了什么？
“从施里曼写给《泰晤士报》的信件中（在《书信集之二》中用英语再版），以及他的重要著作《迈锡尼》中，人们还可以读到他在发现当时的欣喜场景。
11月的雨季把施里曼的地沟变成了泥塘。当他挖到基岩的时侯，他发现了一个切入岩层的垂直坑道的顶部。这是5个矩形墓穴中的第一个，他在其中发现了19个男人和女人以及两个婴儿被黄金所覆盖的遗骸。遮盖在男人们脸上的黄金面具熠熠生辉而各不相同，活似每人的肖像；他们胸前遮盖着厚厚的莲花状的黄金叶子，上面饰有别致的'旭日形’图案。两个女人戴着黄金额饰，其中的一个额饰为冠状。遗骸周围安放着青铜的宝剑和匕首，刀柄用黄金制作，刀柄和刀片上均镶嵌着金或银，匕首的脊线上，用金、银和青金石刻出非常生动形象的狩猎或战斗场景。还有金银酒杯、金盒子、象牙器皿和饰件。饰有花型、动物和鱼类的金碟子更是数以百计，它们或许是被缝制在死者的外装和寿衣上的。其工艺成就，已经达到令人惊讶的程度……”[[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77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所谓古希腊著名的黄金面具原来是如此这般出土的，令人咋舌不已。
这些出土的物件与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可以一一对应。“在施里曼看来，这无疑就是荷马和《伊里亚特》的世界；这些坟墓里所安葬的，也就是阿伽门农与他的同伴们。波塞尼亚斯曾提到的坟墓有5座，而施里曼挖掘到的坟墓也正好是5个。甚至连神话中所说的，凶事预言家卡桑德拉（Cassandra）有两个双胞胎婴儿与她一同被杀害，在此也得到了印证——因为在其中的一个墓穴里，发现了两具婴儿的遗骸！高潮部分还在第5个墓穴，即最后1座坟墓中的发现，对于施里曼来说，他在其中恰好发现了他所热切渴望找到的东西，那就是'海伦的珠宝’。这座墓穴中有3具男性遗骸，一身戎装配备镶饰的兵器，胸前盖金，头带黄金面具。其中两具遗骸的头骨深度腐烂，已经无法辨识，但第3具遗骸的头颅却是——
完好地保存于厚重的黄金面具之下……两只眼睛清晰可见，嘴巴由于在重力的挤压下大张开来，露出32颗漂亮的牙齿……这个男人死时不到35岁……属于神话中的英雄时代的男人，其遗骸仍然保存完好，这一大新闻的发现……就像野火一样在阿尔戈斯地区蔓延开来，来自阿尔戈斯、纳夫普里亚（Nauplia）以及周边村庄的数以千计的人们，闻讯前来一睹这一奇迹。
这段极度煽情的描述出现在施里曼于1880年出版的《迈锡尼》一书中。”[[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77-78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所谓的“阿伽门农的黄金面具”[图片见上海博物馆编《博物馆与古希腊文明》第3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
对于施里曼“重大发现”的质疑声此伏彼起
当时“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有人认为，施里曼所发现的墓坑，是后罗马时期一个戴着'塞西亚人’（Scythian）面具的野蛮人的墓地；另有人甚至认为，墓中的死者为拜占庭的基督徒。”[[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79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现在，人们对施里曼的怀疑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以至于有人在1983年向雅典国家博物馆提交了一个请求，要求对施里曼在迈锡尼发现的一个黄金面具进行真伪鉴定。”[[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54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更有甚者，施里曼在特洛伊发现所谓“海伦的珠宝”时，就曾因涉嫌伪造或是在黑市上购得后安放于现场而受指控；在迈锡尼，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又重施故技，再度发现一个“海伦的珠宝”。
对于人们的质疑，施里曼毫不在意，反而说：“我在'想象中虚构的特洛伊’废墟的深处，发现了'虚构的’英雄时代'想象中虚构的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宝藏，无论怎么说，也是考古学的一件独一无二的事情。”[[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68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为什么只有施里曼能够挖出“黄金宝藏”？
学术界将施里曼所发掘的迈锡尼墓葬的时期归于“中期希腊底时期（MH）”的MH末和LHⅠ时期。然而，考古学界不想一想，施里曼在迈锡尼的发掘异常精准，没有任何时间损耗，去了现场就开挖，挖出来黄金宝藏就收手。一般来说，有了重大考古发现，会进一步在周边继续勘探，以期有新的收获，才符合发掘宝藏者的心理；而这位挖宝者挖了黄金宝藏之后，就嘎然收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在特洛伊的经历，雇佣180余人经过长时间大规模的挖宝实践，将特洛伊遗址翻了一个底朝天，结果没有发现什么要紧的东西，在最后收手的时候，却无意中在只有他夫妇两人在场的情况下发现了旷世奇珍黄金宝藏，而夫妇两人在场的说法又被揭穿，当时他的夫人根本不在现场、甚至不再土耳其境内。因此，本人很清楚，继续挖下去只是白费功夫，因此才嘎然收手。
然后别的人过来，无论再挖几十年依然是只有简陋的石棺墓和坑墓，在其他地方再度发现所谓的“竖井墓”，也不会有什么“黄金宝藏”的出现……
“中期希腊底时期（MH），希腊流行简陋的石棺墓（cist tombs）和坑墓（pit tombs）。但在MH末和LHⅠ时期，迈锡尼出现竖井墓（shaft-graves）；美塞尼亚则流行圆顶墓（tholos），均属大型多人葬坟墓；从葬品的奢侈程度看，应属社会上层或'王族’的陵墓。……
迈锡尼的竖井墓为垂直矩形墓室，墓室四壁衬以碎石墙，墙上架木梁，盖石板，石板上填土和瓦砾，直至与地表齐平，上面再竖立一块无字有图案素面的石碑。……迈锡尼的竖井墓分成两个墓圈：“墓圈A”是施里曼于1876年发掘的，共有六座竖井墓；“墓圈B”是希腊考古协会在1952至1955年发掘的，共有24座竖井墓。“墓圈A”的六座墓共葬尸体19具，其中8男9女，还有两具儿童骸骨。他们显然是迈锡尼的地方权贵，男从佩金面具，女人佩金额冠，身上穿金戴银，奢华无比，陪葬品丰富异常，且多为精美绝伦的黄金制品，可见神话中有关迈锡尼'多金’的美誉并非虚言。”[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428-429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有关迈锡尼竖井墓的起源，学者们的主流意见是：竖井墓源自中期希腊底时期的“石棺墓“（cist tombs），不是海外舶来品。”[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430-431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学术界乐见其成，大力宣扬施里曼的发掘“成果”
以西方中心论为导向的学术界求之不得，并充分利用施里曼的发掘“成果”，并对其进行稍微的修正，作为建设伪史体系的考古学依据。
“他在特洛伊的工作遭到土耳其政府的阻挠，于是他转移注意力于迈锡尼，在那里他发现古代国王的坟墓，其中藏满黄金及其他饰品。在拍给希腊王的一个电报里，他宣布他已找出阿加米农及其家属的坟墓；但经过仔细研究后才看出：他所发现的古物并不属于同一时代；而且这些遗骸的数目与性别也与传说不符。然而，他所发现的究竟是阿加米农的还是其他国王的遗骸这一问题无关紧要，因为他毕竟已揭示出一个消逝了的文明。下一步，他在奥科美那斯又发现了所谓米尼亚斯宝库，并挖出迈锡尼附近的提林斯城堡。1890年，当施里曼逝世时，他已名满天下。
在20年内，他使3个城市出土，揭示了迈锡尼文明，并给考古学研究以一个无可估计的推动。他对希腊满怀着浪漫的依恋感情。他娶希腊女子为妻；他的儿子命名为阿加米农，他的女儿为安德洛玛刻，但他缺少进行科学发掘工作所需要的训练和耐心。他认为迈锡尼人就是荷马诗篇中的亚该亚人。
后来，还是由其他学者来指出，迈锡尼文明是属于前荷马时代的；并由他的晚年同事多普费尔德来证明，赫克脱和阿溪里的城是第六个而非第二个城。”[[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下册第738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第1版1刷]
随便在近东或地中海岛上找个遗址，说那就是神话中的某某遗址非常容易；就如同在中国找一处有花果山水帘洞景致的地方，然后说这就是美猴王孙悟空的遗址是一个道理。[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第8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
“西方考古学之父”是一个考古学门外汉
“在迈锡尼的大获全胜，激励着施里曼重返特洛伊，并分别于1878年和1879年开展了两场重大的发掘行动。”[[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92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这两次发掘目的是什么，是进一步挖宝吗？显然不是。因为施里曼已经将特洛伊遗址的所有底层翻了个遍，他自己心里很清楚，哪里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宝物存在。原来他在迈锡尼创造了考古学的奇迹，这次重返特洛伊是来为特洛伊与迈锡尼的发现之间寻找两个遗址之间的联系，因为这两个遗址之间，按照荷马史诗的描述，一个处于战争的策源地（迈锡尼），一个是战争的发生地（特洛伊）。
施里曼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结束了这两次发掘之后，出版了自己那本在考古学史上的考古学名著《伊利奥斯》。
“他于1879年5月25日写到：'我觉得自己的任务业已完成，因此，在一周内，我将永远结束对特洛伊的挖掘。’1879年的发掘活动，也成就了他那被公认的杰作的《伊利奥斯》一书的问世。此书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他对发掘的翔实描写和对文献资料的全面引述，而且还因为施里曼的朋友和合作者们在书中附录部分所作的科学阐述。从当时的水准来看，此书已算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了。它毕竟是由一个如他自己所承认的原本只是出于爱好的门外汉所完成的。正如鲁道夫·费尔霍（Rudolf Virchow）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说的，'这位挖宝者已然成了一位学者。’”[[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92-93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世纪大学者马克斯·缪勒为“民科”施里曼站队
“牛津大学知名的梵文学者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这样写道：获悉你成功的消息，我十分欣喜，这完全是你所应得的荣誉。不必在意德国媒体的抨击……你的发现，开启了与众不同的解释。你知道，我的观点与你的解释有多么地不同，更何况格莱斯顿的观点了。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为你的不屈毅力而对你表示谢意。我钦佩你为此所倾注的热情，毫无疑问，世界上许多人都会为你骄傲。总之，你是受人羡慕的，我对此一点也不感到吃惊。”[[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79-80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一位挖宝者，之所以成为一名学者、并进而被封为“西方考古学之父”，是由于他的造假、挖宝行动受到西方中心论学者们的鼓励与背书。一个军火商出身快要到50岁开始挖宝生涯的人，在挖宝的同时，如何可能对西方的文献作全面的引述呢？那是因为建设西方中心论的学者们参与了这本名著的写作，并且在附录中进行了“科学阐述”。
原来这位西方考古学的祖师爷是一名典型的“民科”，凭借自己无知无畏的精神，以说大话及弄虚作假的做派，坐上了西方学术殿堂的神圣宝座。
施里曼——19世纪“西方文化”的宠儿
“施里曼的考古生涯是一个极具浪漫色彩的故事，我们可以从他的主要著述——伊利奥斯、迈锡尼和梯林斯等——的文字中读出这一点。……有关他的文字材料层出不穷；犹如对待许多天才人物一样，对于施里曼的生活写照人们也不免给予了过度的渲染。据统计，所谓的自传有11种，旅行日记18种，有关论文20000份，信函60000件，业务记录、明信片、电报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证物不计其数；还有175本考古笔记，其中有46本已经遗失，包括来自于特洛伊、奥尔霍迈诺斯（Orchomenos）和梯林斯等地的重要内容——有关迈锡尼的平面图、草图和照片的3种，遗失后于几年前落入了一位雅典书商的手中。除此之外，在认识他的、同他有过合作的或与他有过争论的学者的著述中，在报纸文章中，存在着大量与施里曼相关的内容；而且，还可能有一些新发现（从各地）冒出来（比如，1982年，在贝尔法斯特[Belfast]发现了他的5封书信）。可想而知，厘清施里曼身世真相会是一项多么艰巨的任务！施里曼精力过人，工于文字，想法迭出，又精通10多种语言，完成这项任务非一人之力所能及。”[[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51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西方为何推崇一个造伪者为“考古学之父”？
对于西方民族来说，特洛伊遗址太重要了，不仅古希腊要靠它来证明，古罗马也发源于这个故事；甚至法国、英国都将自己的历史追溯到特洛伊的故事。
当时的社会风气，英国国家出面，组织众多学者用中国风的资料大规模伪造莎士比亚；同样，利用汉学的知识，全面改写所谓的《荷马史诗》；为了突出大英帝国在科学上的贡献，将不学无术的牛顿打造成耀古烁今的人类科学明星。其全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炮制西方中心论不择手段、不遗余力。一个民间商人，没有动用西方国家的资源，以一己之力杜撰出对于西方各国如此重要而又必须的历史根据，正应该给予大力表彰才是。
考古学之父的这种随意指认他人遗迹为己有、并伪造文物的行径，为西方考古学19世纪不光彩的开端留下了最好的注脚。
二．克里特岛发现“青铜时代宫殿”？
“迈锡尼文明”是什么东西？
西方历史学上所谓的“迈锡尼文明”概念，起初就是这样由上文所述的一个名叫施里曼的军火商改行做假古董生意的商人“发现”了。在迈锡尼竖井墓中不仅发现了黄金面罩，而且发现有青铜器，因此称之为“青铜时代”。
其后，还有一个与施里曼差不多的神人阿瑟·埃文斯爵士，在克里特岛挖掘出了所谓的“克诺索斯宫殿”，并声称发现了线形文字泥板文书，在时间上将其发现与施里曼所发现的“青铜时代”合起来，于是就称之为“迈锡尼文明”。
克里特岛“克诺索斯宫殿”是20世纪初的新建筑
“克诺索斯是爱琴海上一处最为著名的旅游胜地，它是所有前往克里特岛的旅行者的必选之地。现在的游客穿过经由阿瑟·埃文斯爵士（Sir Arthur Evans）的努力而得以重建的大厅、庭院和阶梯，便可以直接进入到一个看起来既纯真又诡秘的曾经失落的古老世界。埃文斯是我们第2研究阶段中的重要人物，就像施里曼之与特洛伊，克诺索斯的故事也与埃文斯本人的'神话’难分难解。”[[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108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我们在克里特岛所见到的这座所谓的“古希腊”克诺索斯宫殿，原来是20世纪由埃文斯爵士所建的新建筑！
克诺索斯宫殿北入口，约公元前1600-前1400希腊克里特岛[以上四幅图片分别见上海博物馆编《博物馆与古希腊文明》第5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由上海博物馆编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由世界各大博物馆参与国际合作的以图向中国读者展示辉煌的“古希腊”风貌的大型学术图片集。有趣的是，这部全部由彩色照片、图片构成，并由国内外学术界名流所执笔解说的皇皇巨著，在其开篇压轴部分举出的彩色照片证据，就是上述“西方考古学之父”施里曼“发现”的黄金面具以及考古学大师埃文斯在20世纪初使用新型钢筋水泥建材建造的克里特岛克诺索斯宫殿。这说明什么？说明了所谓辉煌无比的“古希腊”，实在没有什么得力证据，不过就是拿几件假古董翻来覆去糊弄人。
埃文斯并非克诺索斯宫殿的“发现”者
“1894年3月，当埃文斯参观了卡洛凯里诺斯家中的藏品之后，便迅速地制定出了挖掘宫殿的计划。”[[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110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原来，埃文斯是在参观了别人对“克诺索斯宫殿”进行发掘所取得的藏品之后才开始考虑发掘这处“宫殿”的。换句话说，埃文斯并非“克诺索斯宫殿”的发现者及最早发掘者。
前埃文斯时期对遗址的发掘
“事实上，克诺索斯的原址，至迟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经被确认；而且，1878年12月，一位名为迈诺斯·卡洛凯里诺斯（Minos Kalokairinos）的伊拉克里翁商人在那里进行了尝试性的挖掘。他的发掘以及我们在第2章中所谈到的施里曼和德普菲尔德的发掘，在当时都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评论。'在所有的发掘中，对克里特岛的发掘是最为重要的。’著名的德国学者法布里修斯（Fabricius）在埃文斯的挖掘之前便如此写道。卡洛凯里诺斯1843年出生于一户富裕的克里特人家。他说，他在1864年就已尝试对克诺索斯遗址进行挖掘，但由于1866年反抗土耳其运动而搁浅（与希腊不同的是，当时的克里特岛仍处于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1878年，他开始了再一次的尝试，当时很可能是受到施里曼于两年前在迈锡尼发掘成功的消息的启迪；而且，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从克诺索斯出土的陶制花瓶与在迈锡尼所发现的极为相似。而这种陶器已经广为人知，在伊拉克里翁的市面上很容易买到，并流入雅典成为一些人的收藏品；这种陶器出于克诺索斯的克发拉山丘，这并不是什么秘密。
卡洛凯里诺斯在克发拉山丘挖开了12条坑道——每条坑道深6英尺，一下子就挖到了庞大的建筑物……他挖到了皇宫觐见室的墙脚，看见了涂红颜色的墙壁……他还清理了第3个储物间，其中藏有12只大口陶瓷坛（储物罐），罐中仍保存着豌豆、大麦和蚕豆等物。在储物间外面走廊的残骸中，他找到了可能是B类线形文字的泥板；……卡洛凯里诺斯进行了相当规模的尝试性挖掘，并从整个宫殿的西翼收集了大量的陶器样品，其中包括顶部有拱形把手的陶罐、两耳细颈酒罐和水壶等（可能为公元前13世纪的陶器），以及香槟酒杯（kylices）和带有装饰的单柄杯子（显然为公元前13世纪的物品）……”[[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108-110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20世纪初，埃文斯开挖“宫殿”遗址
“1900年3月23日，埃文斯开始对这块土地进行挖掘，这是20年前卡洛凯里诺斯曾经挖过的地方。意外的是，自从被大火烧毁之后的三千多年来，这里的建筑几乎从未被触动过，它们就位于几英寸的草地之下，一些墙上还粘附着壁画。挖掘出来的房间墙壁上涂有红颜色的颜料，墙高达7英尺，房内围摆着许多石膏长凳，屋子的一头搁置着一些地下储罐，另一头居然是一把安置在原位未经移动的御座，御座并未破损，但其背后又被火烧过的痕迹——最后大火烧毁了宫殿。地面上散落着雪白石膏仪式容器的碎片。埃文斯认为，这个美丽的容器是克诺索斯最后的国王遭遇灭顶之灾之前的绝望时刻举行劝慰仪式使用的……”[[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114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这里所谓的“御座”，实际上不过就是一块被架起来的石板；以上引述内容中最吸引人眼球的是“石膏长凳”及“石膏容器”。在中国，石膏是一种入药的药材；如果说其雕塑材料，与石膏雕像比起来人们宁愿要石雕，更好的是玉雕。用石膏做雕像，出于文艺复兴之后欧洲人伪造古罗马文物的材料，欧洲许多馆藏的所谓古罗马及古希腊雕像，很多都是石膏制品。石膏制品易脏、易碎，不方便长期保存，更没有什么收藏价值，也就是欧洲人因其缺乏对文物的深入了解与基本素养，才会有此奇想，或者出于炮制起来较为容易，也未可知。20世纪欧洲人如此看重所谓的“雪白石膏容器碎片”，也真算是“奇葩”了。
“几何形状陶器”令欧洲人瞠目结舌
“这些发现确实非同凡响，立即使克诺索斯成为爱琴海考古的焦点，因为这里曾是一个可以回溯到公元前4前年的高度文明，远远超越了欧洲大陆所发现的一切。早在1900年3月27日，埃文斯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希腊人算什么，罗马人算什么，也许不计其数的晚期黑漆器皿碎片中的一片，就足以说明问题。而那几何形状的陶器（公元前7世纪），更让我们瞠目结舌，虽然……一个繁荣的克诺索斯，存在于（山谷的）低处……但是，其辉煌时期可以追溯到迈锡尼文明之先。”[[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114-115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埃文斯的确“了不起”，从1900年3月23日开挖，到3月27日写日记，在短短的5天时间，就超越了过去欧洲考古学的一切发现！
原始时期的陶器，哪个不是几何形状的？陶器制品是先民的基本生活用品，不过到了欧洲，还是比较稀缺的，因为欧洲掌握烧制技术要晚得多。
埃文斯以“新建假古董”覆盖原始真遗迹
埃文斯雇佣上百民工，对所划定的遗址范围进行大规模粗放开挖，寻找所需要的宝物，将99%看不上眼的出土文物丢弃，将剩下来的1%留下来作样品；同时，按照自己的想象，使用现代砖瓦及混凝土工艺，“恢复”三千年前的“宫殿”建筑，于是，现在人们眼前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东西……
“在1900年的挖掘中，埃文斯的着手点是卡洛凯里诺斯曾经挖过的地方，他在现场度过了9个星期，所用工人数量从50人到180人，挖开了宫殿西翼的主体部分，面积达2英亩。公正地说，对于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遗址，即使在今天可能也将需要数年的发掘时间，由此可见埃文斯的技术之高超，他的非凡能耐和独到眼光不在施里曼之下。另外，虽然埃文斯从年轻时就一直对考古学感兴趣，但是他第一次进行正式的发掘活动，此时他已经年届49岁，而且他从未发掘过大陆遗址。埃文斯的主要发掘活动进行了4个季节，这个开头对于他来说意义非同一般，因为关乎他是否能够找到他所需要的证据。在克诺索斯挖掘出来的成千上万的碎片的绝大部分已被丢弃，被保留下来的只有少量样本（大约占总量的1%，但也有好几篮筐），考古发掘的实际情形往往如此。所以说，那时的考古是一种摧毁。”[[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116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埃文斯做得往往有点过了头。尽管任何幸存下来的古代皇宫，其高度无非略超于人的头部而已，中央大厅也不例外，但他却逐渐想把皇宫的许多部分修复得可能看起来更加恢弘一些。这一工作大体上完成于1922-1930年间，于是，皇宫正殿遂变成了当前的这个状态。”[[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115-116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埃文斯对于遗址的重建……已经破坏或掩饰了遗址的许多重要特征。”[[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115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令人遗憾的是，有关卡洛凯里诺斯发掘活动有价值的纪录资料非常少，如今的历史学家们无法试图从中找出埃文斯发现宫殿之前的实际图景，因为无论是好是坏，埃文斯已经永久性的、无可挽回地改变了克诺索斯遗址的现场。事实上，关于克诺索斯最后的宫廷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现在甚至也不太可能达到一种高度的共识……”[[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111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现代希腊毁灭真实历史遗迹运动
“自从取得独立之后，希腊的知识分子们做出了英雄般的努力，以使他们的国家重返'古希腊’时代。古典地名被恢复，土耳其、威尼斯、甚至拜占庭的建筑都被夷为平地，以彰显古代的遗迹。”[[美]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中译本第336页，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
毁灭真遗迹、包装假古董的不仅是一个埃文斯，原来在制造西方中心论的高潮期，存在着一场有组织的大规模毁灭历史遗迹运动！
毁灭与无视历史真相属于殖民主义的东方主义
“埃及学和亚述学中带有的另一项普通偏见，是这两门学科拒绝研究埃及和伊拉克的伊斯兰时期。一般认为，这些古代文明的文化要比伊斯兰文化优越。甚至大部分的热爱希腊哲学狂承认，早期古典文明有些东西就植根于古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而伊斯兰文明被认为不同于且不如它之前的文明。要成为埃及学和亚述学家，几乎不需要了解现代埃及人和伊拉克人（D.Reid 2002）。于是，考古学反映和支持了欧洲对北非和中东的殖民化计划，这种计划在整个19世纪变得越来越清晰并日趋干涉性。因此，当这些新学科摆脱了《圣经》权威的限制之后，他们便开始陷入殖民主义和东方学的泥潭，并日趋种族主义（Said 1978）。”[[加拿大]布鲁斯·G·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中译本第6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
毁灭真实的历史，是为了兜售西方伪史，最终目的是为其殖民利益服务的。
埃文斯及其后继者对克里特岛的发掘
“1878年底，克里特人米诺斯·卡罗凯里诺斯被谢里曼的成功所鼓舞，在赫拉克里昂城以南的刻法拉小丘（Kephala hill）之下破土发掘，发现了克诺索斯（Knossos）的史前宫殿遗址，但因时局不稳旋即终止。1898年底克里特获得独立，局势渐稳，考古活动也趋于活跃。英国考古学家亚瑟·埃文斯爵士从1900年开始对克诺索斯史前宫殿进行发掘，直至1931年告竣。主要发掘工作集中在1901-1905年，年度考古报告陆续发表在《不列颠学院年刊》（The 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上，此后是局部的深度发掘与研究工作……后期主要从事遗址复原工作。在发掘同时，埃文斯的研究成果也陆续发表，其《米诺文字》第1卷于1909年出版。此后于1921年、1928年、1930年和1935年陆续出版了他的鸿篇巨著《克诺索斯的米诺斯王宫》1至4卷。全书共3000多页，3400多幅插图；共6册，将驳杂繁复、浩如烟海的实物和文献材料加以整理和归纳，力图再现史前米诺人的文明与生活。1952年，约翰米尔斯爵士将克诺索斯出土的线文B泥板加以汇总和补充，出版了《米诺文字》第2卷，收录了1600篇线文B铭文。此外，埃文斯的助手，英国考古学家邓肯·马肯奇（Duncan Mackenzie）的《考古日记》以及埃文斯的《考古笔记》都成为克诺索斯遗址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日益受到当代考古学家的重视。此后的克诺索斯发掘和研究工作相继由英国考古学家约翰·彭德勒布里（J.D.S.Pendlebury）和不列颠考古学院院长胡特金森（R.W.Hutchinson）负责。上世纪50年代后期，辛克莱·胡德（Sinclair Hood）考察了克诺索斯遗址周边地区，其调查报告于1958年发表，后经修订和扩充于1981年再版（与史密斯联名）。1967-1973年，墨温·波波哈姆（Mervyn Popham）和胡格·萨基特（Hugh Sackett）清理了克诺索斯新宫殿时期的建筑'未勘探的大宅’（The Unexplored Mansion），其发掘成果发表于1984年。”[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62-363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外国考古队纷纷进驻克里特岛进行挖宝
“除了希腊本土的史前考古活动，爱琴海岛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活动也在20世纪初逐渐展开，其中克里特岛的发掘成果最为引人注目。……
克里特岛独立后，外国考古学院在克里特岛的考察和发掘活动如雨后春笋般地展开。除了亚瑟·埃文斯对克诺索斯史前宫殿遗址的发掘，雅典不列颠考古学院也在克诺索斯、普赛克罗山洞（Psychro，1900年）、扎克罗（Zakro，1901年）、珀莱索斯（Praisos，1901-1902年）、帕莱卡斯特罗（Palaikastro,1902-1906年）、卡马雷斯山洞（Kamares，1913年）等遗址展开调查和发掘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列颠考古活动依然延续。约翰·彭德勒布里致力于东部狄克特山的拉斯提高原（Lasithi）的田野调查（1936-1939年），发掘那里的洞穴和史前居民点，并于1939年出版其杰作《克里特的考古》，可视为对二战前克里特考古成果的阶段性总结。”[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62-363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雅典的地下挖不出来像样的考古遗存
“雅典始终是古希腊历史上最重要的城邦之一，历史文化积淀丰厚，曾为迈锡尼时代重要中心，在雅典卫城山上建有宫殿和城堡（LHⅢB），但因历史时期反复重建，青铜时代遗迹已所剩无几。在1885至1890年'希腊考古协会’发掘雅典卫城期间，迈锡尼时代'独眼巨人墙’的蛛丝马迹才首次被发现。20世纪3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奥斯卡·布罗尼尔（Oscar Broneer）考察卫城北坡，发现城内的秘密取水通道；1936年，巴拉诺斯在胜利女神庙下发现迈锡尼时代大塔楼的遗迹，使迈锡尼时代雅典卫城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58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外国“考古队”鱼贯而入，克里特“寻宝”四面开花
宫殿周边及西部与西南部遗址
“战后，在胡特金森主持下，英国人在克里特的考古活动得到恢复。胡特金森于1962年发表的《史前克里特》是对彭德勒布里著作的补充和完善。辛克莱·胡德担任不列颠学院院长期间（1954-1962年），克里特再次成为英国考古学家的关注点。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胡德相继对克诺索斯周邻地区、岛屿西部和西南部遗址展开考古调查，其成果陆续发表在60年代的《不列颠学院年刊》上，其学术专著《米诺人：青铜时代的克里特》则是对战后20余年克里特青铜时代考古成果的总结。另外，英国考古学家彼得·瓦伦（Peter Warren）于1967-1968年发掘了南海岸的早期米诺文化居民点米尔托斯（Myrtos），此后，格拉尔德·卡多甘（Gerald Cadogan）等又多次发掘米尔托斯（1970-1973，1975-1976、1981和1982年），发掘和研究成果也陆续发表出来。”[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64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克里特岛东部
“此外，克里特岛东部的帕莱卡斯特罗遗址，19世纪初曾被不列颠学院发掘过，胡格·萨基特和墨温·波波哈姆于1962-1963年再次发掘了这座古城；从1986年起，萨基特和亚历山大·麦克吉利伍雷（Alexander MacGillivray）重新发掘该遗址，其工作遗址延续至今。”[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64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克里特岛中南部
“克里特岛中南部的史前宫殿遗址费斯托斯（Phaistos）的发掘工作由意大利考古学家承担，主持者是弗德里歌·哈尔伯赫尔（Federico Halbherr）和鲁伊奇·佩尔尼尔（Luigi Pernier）。遗址主要发掘工作在1900-1909年完成，发掘成果迟至1935年和1951年才发表，细致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延续至今，且一直由意大利考古学院（Scuola Archeologica Italiana di Atene）负责。费斯托斯附近的哈吉亚·特里阿达遗址（Hagia Triada或Ayia Triada、Agia Triada）也有一座史前青铜时代的大型别墅建筑，其发掘工作亦由哈尔伯赫尔率领的意大利考古队负责（1903-1905年，1910-1914年）。”[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64-365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克里特岛北海岸
“希腊考古学家约瑟夫·哈兹达基斯（Joseph Hazzdakis）发现克里特岛北海岸的马里亚遗址，并于1915和1919年发掘该遗址，后由法兰西考古学院接管。1921-1932年间，在法国考古学家查普提尔（F.Chapouthier）主持下，法希联合考古队在该遗址展开一系列发掘，使克里特的第三座史前宫殿遗迹，连同其周围的米诺城镇废墟，重现世间，深入的发掘持续至今。从1928年至1962年，4卷考古报告陆续发表。1980年，奥·佩伦（Olivier Pelon）发表第5卷考古报告，对前期研究成果进行了综合归纳，补充了很多新材料。两年后，埃芬特勒（H.van Effenterre）也发表专著，对马里亚遗址的发掘史、新旧宫殿及其与周围城镇的关系，以及宗教、经济、文字等，做出详细的论述。”[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65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克里特岛东端
“克里特岛东端的卡托·扎克罗（Kato Zakros）也是考古学家们关注的一个史前遗址。1901年，雅典不列颠学院院长霍加斯（D.G.Hogarth）曾在这里发现了米诺城镇的建筑遗迹，但未发现不远处的史前宫殿遗迹。美国考古学家理查德·西格尔也曾于1924年来此考察，但无功而返。直至1961年，希腊考古学家尼可拉斯·普拉顿（Nicholas Platon）在此发现宫殿遗迹，翌年主持了对该宫殿遗址的发掘。扎克罗宫殿是克里特岛史前青铜时代的第四座大宫殿，有丰富的器物出土。普拉顿的考古成果以英文专著形式出版。”[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65-366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值得注意的是，1924年美国考古学家理查德·西格尔也曾来克里特岛东端的卡托·扎克罗考察，却没有任何发现，不得不打道回府。然而，换一批人上来，在同一地点却发现了第4座青铜时代的“宫殿”。
美国妇女、青年齐上阵
“美国在雅典的考古学院也承担了克里特史前考古的大量工作。美国女考古学家哈里埃特·波伊德-哈维斯（Harriet Boyd-Hawes）于1901-1904年发掘了史前青铜时代的米诺城市遗址古尔尼亚（Gournia）。波伊德的考古队成员，年轻的美国考古学家理查德·贝里·西格尔（Richard Berry Seager）则在1903-1906年发掘了瓦西里基遗址，一个典型的米诺早期文化村落遗址：随后又发掘了波西拉岛（Pseira）的一座米诺港口城镇的遗址（1906-1907年）和墨克罗斯岛（Mochlos）西端的一个前宫殿时期墓地（1908年）。
这些遗址以后又被重新考察：瓦西里基遗址曾先后被希腊考古学家普拉顿（1953年）和左伊斯（A.A.Zois，1970-1982年，1990年）重新发掘：1984-1992年，美国坦普尔大学（Temple University）的伯坦库尔特（Philip P.Betancourt）和达瓦拉斯（Costis Davaras）对波西拉遗址做了更详细的考察，并先后出版9卷波西拉考古专著。20世纪70年代，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的杰弗里·索利斯（Jeffrey Soles）进一步考察了墨克罗斯岛的前宫殿墓地，并于1989-1994年发掘了该岛南部的史前米诺居民点。”[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66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美国资助加拿大教授——给钱就干
“从1976年起，在雅典美利坚古典研究学院资助下，多伦多大学和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考古队，在多伦多大学艺术史教授约瑟夫·萧（Joseph Shaw）主持下，开始发掘克里特岛南部沿海的科墨斯遗址（Kommos），一座青铜时代繁荣的港口城市……”[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66-367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煞有介事——克里特岛“青铜文化”层出不穷、蔚为大观？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米诺文明研究出现专门化趋势，涉及的研究专题包括行政管理、建筑风格、年表、祭礼、经济、壁画、葬俗、国际交往、象牙、金属加工、古植物学、古动物学、体质人类学、政治、雕刻、印章、社会、石瓶、工具、地名学、贸易、瓶画和文字等。另外，在铁拉岛、瑞典考古学院和法兰西考古学院定期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及会议论文集的发表，都使米诺文明和爱琴文明的研究处于异常活跃的状态。”[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67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这样一来，在一个小小的克里特岛上，来自英国、法国、希腊、意大利、美国、加拿大各国的专业考古队蜂拥而至，从东、南、西、北各个方面展开挖掘，所到之处，弹无虚发，随处开花，所在皆有泥土文书出土，而且仅“青铜时代”的宫殿建筑就发现了4处之多。
德国人为何没有参合克里特小岛上的发掘工作，一起来凑热闹呢？原来德国人跑到波斯地区，去发现“赫梯文明”的遗迹去了。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三．欧洲“青铜时代”概念出于杜撰
欧洲青铜时代的概念，一方面基于伪书《荷马史诗》的记述，说是荷马时代人们已经在使用青铜武器；另一方面出于西方各历史博物馆的青铜造像的陈列，说是某某青铜造像从某地发现，或从某艘沉船中打捞获得，但得不到出土地层的证明。类似西方“考古学之父”发掘黄金宝藏那样的证据十分可疑，缺乏公信力。
欧洲青铜时代的编年依据为陶器系列排比而来。要证明欧洲青铜时代，必须说明青铜器出土地层，好需要找到铸造青铜器的模范，加上铜矿产地、铸造工艺、模范的制作等。既没有制作现场，也没有铸铜模范，更没有青铜工艺，仅凭几件来历不明的馆藏文物难以证明欧洲存在一个青铜器时代。
爱琴海“青铜器年代学”的基础？
埃文斯的发现，“是考古学史上最著名的和最重要的一次发掘，而且，仍然是我们关于爱琴海青铜器时代的建筑学和年代学全部概念赖以建立的基础。与此同时，还因为它是每年几十万游客的到访之地……”[[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115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这里，最重要的是每年几十万游客，这不仅关乎当地的旅游收入，更为重要的是该遗址已经成为西方中心论的核心证据及欧洲古典历史的考古学标本。
这个遗址没有发现青铜器，如何可以作为“青铜器年代学”的基础呢？
以陶器风格定年的方法欠科学
“埃文斯的解释完全符合对于卡洛凯里诺斯发现的陶器所做的有关分析，法布里修斯、奥苏利耶、富特文格勒（Furtwangler）和罗斯科（Loschke）等人，都考察过这些陶器并发表了论文，施里曼和德普菲尔德也发表过相关评论。所有这些专家都认同这种以陶器的风格以及大致的年代，从已经发表的有关图片来看，我们可以确定他们（和埃文斯）是正确的，此皇宫在公元前13世纪的确曾被希腊王朝占有，正如荷马在史诗中所描述的，在传说的特洛伊战争发生的年代，亚该亚的伊多墨纽斯从他的克诺索斯皇宫派遣了一支军队。”[[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118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爱琴年代学是考古学家们根据不同时期陶器风格的变化建立起来的。……按陶器建立的年代分期只是相对的，绝对年代需要依靠与其它年代体系清晰的古文明的比较来确定。……希腊本土的青铜时代年代体系也是在陶器分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1916-1918年，美国考古学家卡尔·威廉·布勒根对科林斯附近的史前遗址克拉库（Korakou）进行发掘，发现那里的文化堆积层序分明，使得他得以按陶器风格进行分期，随后，布勒根与英国考古学家阿兰·瓦斯合作，试图对希腊本土的青铜文化进行分期。1918年，他们效法埃文斯对克利特青铜文化的三分法，将本土青铜文化——'希腊底文化’（The Helladic Culture）划分为早期（HE）、中期（MH）和晚期（LH），此后又将其细化，将每期分为Ⅰ、Ⅱ、Ⅲ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以标志性陶器为基础。”[Blegen and Wace1916-1918，第175-189页。见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46-347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原来，是用此处所“发现”的陶器与迈锡尼的陶器相对比，判定其为同一时期，而迈锡尼竖井墓穴中曾由施里曼发现过黄金面具及一些青铜器具，因此冠以“青铜时代”的概念。然而，施里曼所发现的黄金面具及青铜器具，不仅疑窦重重，而且孤证不立。这些所谓的考古学家，应该到中国来看看什么是青铜时代，看看中国所出土的大批青铜礼器、兵器、青铜工具，了解了什么是青铜器，再去谈论“青铜时代年代学”的概念。
古希腊青铜时代分期建立在“克里特分期”基础之上
“1918年，两位著名的考古学家，英国的阿兰·瓦斯教授和美国的卡尔·布勒根教授联名发表论文〈本土的前迈锡尼陶器〉，在埃文斯奠定的克里特史前分期基础上，确立了希腊本土青铜时代的年代分期。……
1928年，布勒根同序言学家哈雷（J.B.Haley）联名发表文章〈希腊人的到来〉。哈雷在保罗·克里特斯科麦尔的研究基础上，将克里特、爱琴诸岛和希腊本土东部以-nthos、-ssos和-ndos结尾的非希腊语地名开列出来，发现其中很多与小亚西部的地名雷同。布勒根根据哈雷的发现和陶器研究的成果，得出如下结论：即早期青铜时代初期（公元前3000年代初期），住在小亚细亚西南地区的居民向克里特、爱琴岛屿和希腊本土移民。这些移民构成青铜时代早期爱琴地区的非希腊语居民，他们同小亚西南的居民有着共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中期希腊底文化初期（MH初，按当时年表应为公元前1900年），首批希腊语移民涌入本土，并携入陶轮和'美尼亚陶’，导致本土陶器风格的骤变；而克里特等地未曾受扰，仍延续着旧的陶器传统。”[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418-419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以陶器类型建立“铁器时代文化”也不靠谱
“正如钱皮恩（Champion 1975：128）所指出的，在对铁器时代的分析中，'考古学家单凭一种陶器类型就建立起一种「文化」，还据此试图对这种分布做出族群的解释实在有点轻率’。”[[英]希安·琼斯《族属的考古——构建古今身份》陈淳、沈辛成中译本第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4月第1版。]
观察铁器时代的内容，不属于本文的范围，因而不做展开。这里举例列出仅供参考。
“古希腊年表”以伪史料——“埃及年表”——为基础
“陶器只能给出相对的爱琴年代分期，其绝对年代则要通过与古埃及年表的比较获得。……爱琴绝对年表依赖于埃及年表，后者的调整会直接影响前者。”[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49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目前，爱琴文明的绝对年代分期主要分为高低两个年代体系。'高限年代学’（high chronology）是曼宁（S.W.Manning）在其《爱琴早期青铜时代的绝对年表，考古、放射性碳和历史》[Manning 1995。]一书所采用的，主要以树年轮、碳14和冰核测试等科学方法获得的绝对年代为建立年表的关键参考点，如铁拉岛火山喷发的绝对年代被测定为公元前1628-1627年。“低限年代学”（low chronology）是学术界长期采用的传统爱琴年代体系，被瓦伦（P.Warren）和汉基（V.Hankey）的《爱琴青铜时代年表》[Warren and Hankey 1989。]所采用，但对迈锡尼文明晚期（LHⅢA-ⅢB）的年代做出修正。'低限年代学’建立在爱琴与埃及的年代对应上，将铁拉岛的火山大喷发定年在公元前16世纪晚期……”[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50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埃文斯的克里特岛的史前史划分与古埃及年表对照
在此简单介绍一下亚瑟·埃文斯爵士的看法，他把克里特岛的史前史划分为九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可参照埃及的编年表来准确断代。如下表。[[英]戈登·柴德尔《欧洲文明的曙光》陈淳、陈洪波中译本第28页，吉林出版集团2017年5月第1版。]
“埃及年表”为西方伪史定年的基础，而“埃及年表”本身是出于参照中国历史纪年的伪造。
迈锡尼文明年表
迈锡尼文明年表由瑞典学者Arne Furumark根据所发现物品的类型及所属地层编纂。该时期对应于希腊青铜时代（Helladique）晚期（法语：Helladique Récent,HR；英语Late Helladic,LH）
前1550年-前1500年：青铜时代晚期Ⅰ（迈锡尼的墓坑圈A与B）；
前1500年-前1450年：青铜时代晚期ⅡA；
前1450年-前1425年：青铜时代晚期ⅡB（迈锡尼人到达诺索斯）；
前1425年-前1380年：青铜时代晚期ⅢA1（诺索斯被毁，大陆迈锡尼宫殿的初建）；
前1380年-前1300年：青铜时代晚期ⅢA2（迈锡尼宫殿建造的高峰）；
前1300年-前1250年：青铜时代晚期ⅢB1；
前1250年-前1200年：青铜时代晚期ⅢB2（阶段末期大陆宫殿被毁）；
前1200年-前1125年：青铜时代晚期ⅢC1；
前1125年-前1100年：青铜时代晚期ⅢC2。
HRⅠ对应于青铜时代中期与晚期的转换期，迈锡尼文明始于此时期。
HRⅡ时期遗迹有了显著增加。在该时期末叶，米诺斯王宫诺索斯（Knossos）、斐斯托斯（Phaistos）、马利亚（Malia）和萨克罗（Zakro）已经建成。其后只有克诺索斯宫被重新使用，并融入迈锡尼风格。一般认为它被入侵克里特的迈锡尼人占领。皮洛斯的线性文字B文本大致定年为HRⅡB。
HRⅢ时期迈锡尼文明继续扩张。在克里特之后，其余的爱琴海岛屿（如塞克拉迪斯和罗德斯岛）及小亚细亚都出现了其定居点。在整个地中海沿岸都能发现迈锡尼遗物，甚至及于中欧及不列颠群岛。在塞浦路斯和黎凡特（Levant，地中海东岸）也发现了迈锡尼人的定居点。
在希腊本土，王宫-城堡以及巨冢（tholoi）变得越来越壮观。对于HRⅢB1时期，在迈锡尼和奥科美那斯（Orchomenus）发现的珍品见证了迈锡尼统治者所积累的财富。这一个时期是迈锡尼文明的巅峰。诺索斯的那些文献无疑属于HRⅢB（约前1250年）。[见[百度百科/迈锡尼]条。]
请注意，不要被这样的“年表”所忽悠。这里讲“青铜时代”概念，然而，除了少量假古董之外，并没有多少真正的青铜器文物作支撑。同时，这样的年表并非建立在14C测定年代的基础之上。
西方考古学确定年代的方法存在“乌龙阵”
“伦福儒和巴恩指出，当考古学家利用早期历史年表来断代的时候必须记住三点：（1）必须仔细重建纪年体系，任何统治者和帝王的列表都必须合理完整；（2）尽管年表记录的每个君王统治的时间是可靠的，但是还必须将这个年表与我们自己的日历联系起来；（3）给特定的遗址、人物和建筑定年，必须与历史年表相联系，或许可以从共出物上的铭文查证所属的统治时期。有时，并非每个君王统治时间准确的长短都是已知的，利用天文学可以使之进一步完善。比如埃及的历史记录会描述对某些天文事件的观察，利用现代天文学知识对其进行分析，可以确定天文事件发生的准确年份。”[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中译本，文物出版社2004年。转引自陈淳《考古学研究入门》第1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
“青铜时代”概念出于欧洲博物馆陈列的技术需求
“青铜时代”（BronseAge）这个词，出于最初由丹麦考古学家C·J·汤姆森(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1788-1865)所提出的考古学年代——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三期论”。1816年汤姆森被任命为丹麦国家博物馆的首席馆长，出于陈列展出的需要，于1819年将馆藏武器与工具按藏品材料的性质进行分类，分为石器、青铜器和铁器三种不同的器物类型，并排列出先后相互衔接的三个时代。汤姆森于1836年发表其研究成果——《北方考古指南》之后，三期论作为史前考古研究的一种年代学方法被正式确立。
“汤姆森的三期论以及以此来安排博物馆藏品的方法，引起了欧洲其他国家古物学家和博物馆馆长的注意，很快，瑞典和德国的博物馆也开始采纳这一方法。
将墓葬从用于博物馆藏品分类转向为考古研究提供年代学依据，是由汤姆森的学生沃尔塞（J.Warsaae，1821-1885）实现的。……他用三期论方法分辨葬俗与古墓的类型，并首次确立了史前古墓的年代序列。”[陈淳《考古学研究入门》第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
“史前史的建立是以丹麦考古学家汤姆逊(C.J.Thomsen)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三期说为基础的。史前史的研究自然应该包括这三个时代。[法国考古学家认为史前是指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属原史时期。]
1865年，鲁伯克[鲁伯克或译卢伯克爵士（Sir J.Lubbock，1834-1913）。——引者]从法国考古学家吸取了把石器时代划分成打制石器时代（periode de la pierretaillee）和磨制石器时代（periode de la pierre polie）的划分方法，创造出旧石器时代（palaeolithic Age）和新石器时代（Neolithic Age）这两个名词。”[陈星灿《史前概念的由来及其在中国的传播》，载《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
汤姆森的三期论植根于达尔文的进化论。
在进化论之前欧洲流行退化论
希腊神话是在17、18世纪中国风影响下被编造出来的故事。在达尔文进化论出现之前，欧洲流行一种退化论，希腊神话中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铜的时代、铁的时代”的故事就是这种退化论的反映。
“世界开始有了居民。他们的第一个时代是淳朴而幸福的时代，叫做黄金时代。真理和正义主宰着一切，用不着法律强迫，也用不着官吏来威吓和处罚。森林里的木材还没有砍伐来做船只，人们也没有在市镇的周围筑起城堡。还没有像剑呀、矛呀、头盔呀这样的东西。土地把人类所需的一切都生产出来，用不着他去扶犁或播种。永久的春天统治着，花卉没有种子就开放，河里流的是奶和酒，乳黄的蜂蜜自己从树上滴下来。
接着来的是白银时代。它比黄金时代要差，但比铜的时代要好。尤皮特缩短了春天，把一年分为四季。于是人们不得不忍受严寒酷暑，房屋就成为必要了。最初的居室是洞穴，后来是森林里茂密的树荫，再后来是用树皮桠杈搭起的棚屋。如果不种植，谷物再不会自行生长。于是农夫不得不播种，耕牛也不得不拉犁了。
其次到了铜的时代，人们的性情更粗野了，更加易于动武，但还不是全然邪恶的。最坏和最邪恶的是铁的时代。罪恶像洪水版泛滥起来……到那时为止一直是公共耕作的土地，开始被分割开来，归私人所有。人们不满足于地面上的出产，而要挖进地腹中去，掘出各种金属的矿苗。害人的铁和更加害人的黄金被生产出来。战争兴起了，并把这两种东西都用作武器。”[[美]托·布尔芬奇《希腊罗马神话》（1855年）杨坚中译本第8页，岳麓书社2009年9月第1版。]
施里曼在迈锡尼墓穴中“发现了”大批黄金面具与其他黄金器物等，然而并不存在一个考古学上的“黄金时代”。施里曼当时未必理解“青铜时代”的概念，真理解的话也许就会发掘出更多的青铜器。在一个商人的眼里，毕竟“黄金”更有价值……
苏格兰学者丹尼尔·威尔逊接受三期论
“与沃尔塞的接触，启发了苏格兰古物学家丹尼尔·威尔逊（Daniel Wilson，1816-1892）采用汤姆森的三期论来分辨位于爱丁堡的苏格兰古物家学会（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Scotland）拥有的大量藏品。这一工作为他于1851年出版的著作《苏格兰的考古学与史前编年史》奠定了基础。在他用英语对史前期进行的首次科学综述中，丹尼尔·威尔逊将考古材料归于石器（原始）、青铜器（古代）、铁器和基督时代。”[[加拿大]布鲁斯·G·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中译本第10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
迈锡尼遗址属于“青铜器时代文明”吗？
“爱琴文明是被人遗忘已久的文明。它的重新发现归功于现代考古学。爱琴考古的奠基人是德国业余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1822-1890年）。他于1871-1873年在小亚西北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的希萨尔利克山丘发掘出传说的特洛伊古城，宣称确证了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战争的历史真实性。1876年，他又在希腊迈锡尼古城堡内发掘青铜时代的一个王室墓群，即所谓'墓圈A’（Grave Circle A）的五座竖井墓，出土大量黄金宝藏，从而证实了迈锡尼'多金’的古代传闻，并声称找到了'阿伽门农王的陵墓’。此后他又先后发掘俄尔科墨诺斯的'美尼亚斯王的宝库（1880年）’和梯林斯古城堡（1884-1885年）。这一系列惊人的发现将沉睡地下3000余载的史前青铜文明再现世间，此文明也因迈锡尼遗址而得名为'迈锡尼文明’。在施里曼的带动下，爱琴地区的考古活动广泛展开……”[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50-351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古希腊”存在“青铜器文明”吗？
“梯林斯也是青铜时代的一座重要城市，在神话中以其雄伟的'独眼巨人墙’著称，曾被荷马称作'有坚固城墙的梯林斯’，……其古城废墟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的阿尔哥斯平原南端，濒临阿哥利斯海湾。……1884-1885年，谢里曼与其助手，德国考古学家威廉·多波菲尔德（Wilhelm Dörpfeld），正式发掘了这座古城，发现了上城的迈锡尼宫殿墙基。……1976-1983年，德国考古学家克劳斯·基里安（Klaus Kilian）发掘了古堡下城，随后又重新考察上城的宫殿遗迹（1984-1985年），澄清了青铜晚期梯林斯遗址的建筑史。从1994年起，下城的新一轮考察项目在德国海德堡大学的约瑟夫·马兰（Joseph Maran）教授的领导下再次展开。古堡上城的修复和保护工作也从1997年起开始。……
1952-1958年，雅典美利坚古典研究学院院长约翰·卡斯基（John L.Caskey）领导的美国辛辛那提大学（University of Cincinnati）考古队发掘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东海岸的勒纳遗址（Lerna）。从新石器时代至晚期青铜时代该遗址始终是重要的人口聚集区，而且是早期青铜时代最重要的居民点（LernaⅢ）。这里有双层的防御墙、城门和塔楼，墙内的各种建筑，包括中期希腊底时期典型的半圆形建筑（apsidal）和位于中央的屋顶上覆盖赤陶瓦片的大型双层建筑'陶瓦大屋’（House of Tiles），该建筑在EHⅡ末毁于大火，在随后的EHⅢ时期被覆盖以圆形土冢。”[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52-354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说是青铜时代，事实上并没有什么青铜器出土，考古所见到的东西，都是属于史前时期的一些原始住民的遗物。
迈锡尼人居址的研究——变换方法，无中生有
“希腊考古学家提奥卡里斯（D.R.Theochares）在1956-1957年发掘了北希腊的伊奥尔库斯（Iolkos）遗址，发现迈锡尼时代的宫殿遗迹，但其考古成果始终没有发表。中希腊的俄尔科墨诺斯（Orchomenos）也是史前青铜时代的重要遗址。……发现了迈锡尼时代的宫殿遗迹和史前公墓。中希腊的哥拉（Gla）遗址有一座迈锡尼时代规模最大的独眼巨人城堡，但不见于神话记载。该遗址于1893年曾被法国考古学家利德尔（T.A.de Ridder）部分发掘。……
对迈锡尼人居址的研究方法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取得进展，考古学家们不再局限于单个遗址的发掘工作，而是把考古调查的范围扩展到希腊的各个地区。这种方法的首创这是爱琴考古先驱，美国学者卡尔·布勒根。他在1941年发表的《前古典希腊》一文中呼吁对希腊各地区展开'系统和全面的调查’，以便能更确切地了解'不同时期的居住地范围、迁移活动和人口分布情况’。然而，这种广泛的地区性调查是于20世纪70年代初才真正展开。最早的地区性调查是'明尼苏达大学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考古研究项目’（Minnesota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the Western Peloponnese，缩写为MARWP）。此后，泛泛的调查日趋精细化，时间跨度覆盖青铜时代各个时期，其调查数据使迈锡尼学者们能够了解不同时期的地区人口密度及其变化，并对不同地区的人口密度和分布情况进行比较研究。近年来较著名的地区调查有：剑桥布拉德福德学院彼奥提亚考察项目、拉哥尼亚考察、尼米亚河谷考古项目、派罗斯区域考古调查项目、南阿哥利斯考察项目等。”[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58-360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发现不了所谓青铜器的证据，于是想方设法，变换花样，企图在宏观的层面上将其虚拟化与概念化，以期达到虚假的“一合相”（《金刚经》的概念）效果。
发现有“青铜器时代”居住迹象？
“地区性考古调查取得重要成果，以派罗斯区域考古调查（PRAP）为例，该调查范围覆盖了美塞尼亚西部大约40平方公里的区域：11个遗址显示出在中期希腊底时期有居住迹象，……调查结果显示，美塞尼亚地区在中期希腊底时期很繁荣，进入晚期希腊底时期后，即迈锡尼文明的早期（LHⅠ），居民点并没有增加。该地区发生最大变化的时期不是迈锡尼时代早期（LHⅠ，即竖井墓时代），而是LHⅢA时期。这种变化没有表现为居址的增加，而是居址的放弃。不可避免的推论是：这种趋势和派罗斯中心的崛起相关。……迈锡尼文明早期的各处分布的圆顶墓也暗示了该时期的政治分立局面……”[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61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事实上依然没有发现什么青铜器，只是发现了概念中的“青铜时代”的时期有居住迹象！
“青铜时代”的史前居址？
“阿尔哥斯坐落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部的阿尔哥斯平原，曾是历史时期的大邦，斯巴达的争霸对手，也是重要的史前遗址，其文化遗址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也是青铜时代早期和中期（EH,MH）的重要居民点，遗址坐落阿斯皮斯山（Aspis Hill）上。青铜时代晚期，阿尔哥斯是迈锡尼人的重要定居点，遗址坐落在拉里萨山（Larissa Hill）上。1892年，希腊考古学家科菲尼奥提斯（I.Kophiniotis）部分发掘了希腊化时期的阿尔哥斯剧场：1902-1912年和1928-1932年，沃尔格拉夫教授（Carl Wilhelm Vollgraff）代表雅典法兰西考古学院（Ecole Françoise d'Athenes）主持发掘了阿尔哥斯遗址。经过一段时间的中断后，1952年，道科斯和库尔宾（G.Daux and P.Courbin）恢复了遗址的发掘，1954-1956年，1981-1982年，1986-1989年，法兰西考古学院又相继组织了三次发掘活动。
来狄亚遗址（Midea）是阿哥利斯北部的一座青铜时代晚期的古城堡（约公元前1200年），城墙位于现代来狄亚村南面的一座高山的山坡上；西面不远的登德拉村（Dendra）也是一个史前居址，还有不同时期的坟墓出土……”[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54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青铜时代本来是一个历史时期的概念。然而，在古希腊地区顶着“青铜时代”的名目，发掘出来的却是一些史前遗址？
施里曼之后，考古学家不遗余力但所获甚微
施里曼于1876年发掘迈锡尼'墓圈A’的5座墓后，希腊考古学家斯塔马塔基斯（Panagiotis Stamatakes）于1877年又发现'墓圈A’中的第6座竖井墓。1884至1902年，希腊考古学家克里斯托斯·特桑塔斯（Christos Tsountas）发掘了城堡中的'阿特柔斯与阿伽门农的宫殿’、城堡内的秘密地下取水道和城南翼的祭祀区以及城外众多石窟墓和圆顶墓，其英文版专著《迈锡尼时代》（1897年）为后来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1919年，英国考古学家阿兰·瓦斯教授（Alan J.B.Wnce）恢复对迈锡尼遗址的发掘。1920至1923年，瓦斯对城堡内已发掘的考古遗迹做进一步清理、研究和测绘，并重新考察了城外的圆顶墓，获得新证据，使他得以勾勒出史前迈锡尼的历史发展轮廓、不同时期的建筑层和埋葬风俗。1939年，瓦斯再赴迈锡尼遗址，考察城堡内的建筑和城外'阿特柔斯宝库’，但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被迫中断。1950年，瓦斯恢复对迈锡尼遗址的考察，考察对象是城堡内的'特桑塔斯宅’、城墙内外的史前墓地、城堡外的史前建筑和圆顶墓等，直至1957年逝世。1959年，英国考古学家威廉·泰勒和希腊考古学家再次合作，恢复了对迈锡尼的发掘。希腊方面的负责人是约翰·帕帕德米特里欧博士。双方进行了三个考古季的合作发掘（1959、1960、1962年）。帕帕德米特里欧去世后，其助手乔治·米伦那斯（George Mylonas）成为泰勒的合作者，又进行了四个考古季的发掘（1964、1966、1968和1969年），主要发掘对象是城堡中唯一未被发掘的'城堡宅’（Citadel House），1969年告竣。此后，乔治·米伦那斯、斯皮罗斯·伊阿科威德斯（Spyros Iakovides）相继主持迈锡尼遗址的研究工作。从1991年起，英国和希腊考古学家又再次联合对整个迈锡尼居民点进行新一轮的考古调查。”[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50-352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在施里曼之后，尽管英国与希腊本地考古学者不遗余力地在迈锡尼进行挖掘，再也找不到像施里曼不费吹灰之力就发掘出来的黄金宝藏那样的东西。这也就意味着，所谓的迈锡尼青铜时代得不到考古学上的支持。换句话说，支撑古希腊迈锡尼青铜时代文化的考古学证据，不过就是施里曼“发掘”出来的“黄金宝藏”中的那几件假古董。
欧洲人发掘本土遗址不遗余力却所获奇少
“随着哥特艺术的复兴和浪漫主义运动，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将目光从外来入侵者转向了对自己祖先凯尔特人和日耳曼遗迹的关注，而在帝国边境之外更加偏远的地区，关于异教徒维京人和斯拉夫人的记忆同样动摇了古物研究者们的思想。因此，英国的奥布利（Aubrey）记述了艾夫伯里（Avebury）和史前巨石阵（Stonehenge）；不列颠以及欧洲大陆的乡绅们四处挖掘古墓；为了寻找督伊德教（Druidic）的遗物，人们探测了布列塔尼半岛（法国西北部地区）史前石棚墓；为了探寻比奥霍夫（Beowulf）没有找到的财宝，人们打开了维京人留下的洞穴和更加古老的巨人墓。但其结果却并不壮观——粗糙的石墓室，简单的铁制、铜制或者石制工具，素面的手工陶器，没有任何题记铭文。不过，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出土文物成为了人们情感价值和爱国热情诉诸的对象。到了19世纪初，大量的这类古物与其他形形色色的传世品一起被收集到皇家或私人博物馆里。这些古物必须有一个好的安置，而正是对他们的整理，引起了第一次非同寻常的考古学分类。”[[英]戈登·柴德尔《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方辉、方堃杨中译本第19页，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6月第2版。]
“欧洲青铜时代”年代学并无事实依据
“汤普森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藏品中这些种类繁多的史前材料如何能够被最有效地展示。他决定从年代学入手，将史前或野蛮期分为前后相继的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加拿大]布鲁斯·G·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中译本第9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
原来并非在欧洲考古实践中先有大量青铜器出土，后产生出一个青铜器时代的概念。欧洲国家的博物馆，在处理从世界各地掠夺来的文物过程中，出于其展示的需要，将所有古物按照材质的不同大致分为石头器物、铜质器物及铁质器物，并按照达尔文进化论的观念大致排出先后顺序，这就是所谓的“青铜时代”概念的来历。
并不像中国的田野考古那样，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都有夏商周历朝历代大批不同形制的各类青铜器出土，可以分为礼器、乐器、兵器、工具、生活用具等不同门类。有这样的基础，然后说中国曾经存在一个青铜时代，可以说得通。而在欧洲的遗址中，完全见不到这样的青铜器出土文物。偶尔听说有出土了青铜器，仔细一看，不是假古董，就是晚期由西亚或中亚辗转传来的星星点点小物件，且少得出奇，完全见不到足以支撑一个“青铜时代”的实物系列。
“如果一个国家已经建立起完善的年代学，可以用它来为邻国和更遥远的地区测年，这些地方没有自己的历史记录，但却在有文字的国家的历史记载中被提到。同样，考古学家可以通过交叉测年方法，利用贸易品来延伸年代关系。蒙特柳斯建立欧洲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年代学，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陈淳《考古学研究入门》第134-13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
近代以前的欧洲，基本上处于石器时代，出土文物大多是一些简单的陶器，其他出土文物基本上也都很原始。
“三期论”创始人也承认“青铜器”非本地加工
“汤姆森和他的继承者，都没有将三个时代看做构成了斯堪的纳维亚的一种累进序列。相反，他们认为青铜器和铁器加工是从南部被连续的移民浪潮所引入，或是'与其他民族交往’的结果（Daniel 1967:103）。传播与迁移是演变的传统解释。但是，斯堪的纳维亚的史前考古学家认为，进化的发展是在欧洲或中东的一些地方发生的”[[加拿大]布鲁斯·G·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中译本第102-10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
这句话也适应于作为欧洲文明摇篮的爱琴海地区及地中海周边，包括名扬四海的克里特岛宫殿遗址、迈锡尼及特洛伊遗址。
史前考古学的基本原则
哥本哈根博物馆1836年发行的《指南》和沃尔赛的《远古古物》一书可能算是十九世纪上半叶出现的两部最重要的考古著作。它们对考古学来讲，其重要性恰如赖尔的《地质学原理》在地质学上的地位。在这两部丹麦人的著作中奠定了史前考古学的基本原则。丹麦考古学者对研究本国史前古物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没有丝毫怀疑。“一个尊重自己及其民族独立的国家不可能只满足于知道自身目前的情况，”沃尔赛写道，“有必要引导他们去观察过去，寻求最初的人种起源，以及这个民族与其它民族的关系，看他们是从远古就居住在这里，还是后来迁徙至此的，这个民族经历的命运又是如何，及确定是怎样形成今天特点和状况的。”[[德]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中译本第35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
19世纪最后25年中，对于欧洲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是遵循着19世纪后半叶开始时法国考古学家所奠定的传统方法，这种方法只是把石器、青铜器、铁器的三个时代进一步作了分期。不过在这一时期，考古学家们开始认到这种分期并不是史前考古研究的终极目的，而且每每容易遭到否定。最主要的困难是地域性问题，也就是如何使分期适用于整个欧洲的问题。
尚特尔在《青铜时代》一书中把青铜时代的欧洲分成三大区，称作：乌拉尔区，包括西伯利亚、俄罗斯和芬兰；多瑙河区，包括匈牙利、斯堪的纳维亚和英伦三岛；以及地中海区，包括希腊、意大利，法国和瑞士等地。[[德]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中译本第141-142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
用伪史料给古遗址贴标签行不通
沃尔赛勇于把丹麦考古遗物与北欧历史上已知民族综合在一起进行研究。他把许多考古学家一个多世纪以来苦思冥想的那类问题摆了出来：考古学上区分出的民族应不应该与语言和历史上的名称挂上钩？沃尔赛是用这样一种形式提出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已经确定为丹麦最早期居民的石器时代的人类是否可以称作芬兰人或者拉普兰人，抑或称为凯尔特人？”经过多次讨论，沃尔赛得出结论：不能賦与任何这类名称，但这些在考古学上区分出的民族是“历史上民族大迁徙之前就已经消失了的，而且是仍旧不为人们所知的更古老的人类。他们在身后除了埋葬死者的石墓，以及一些质料不会腐烂的工具之外，没有留下丝毫的东西。”他作出这种明智的结论之后，又从中引申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论点，这在当时是很有预见性的看法。沃尔赛写道：'关于最初居住在欧洲的所有民族，史料中不可能都给我们保留下记载。因此，在我们那些少得可怜而又靠不住的材料中，如果某个民族最先被提到，也就犯不上执意认为它是最古老的民族。”沃尔赛由于在欧洲历史学上采用无名民族以及至今无人知晓的民族名称而受到批评。别人告诉他，他的上述结论对历史研究毫无补益。他一针见血地反驳说，这算不上一种批评，因为如果这种批评是正确的话，那么全部史前学都将对历史研究毫无意义。[[德]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中译本第38-39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
尽管行不通，还是贴标签
有一种意见是“把历史上无论地理还是时代的名称都应用到欧洲的考古划分上。这曾经是早期丹麦考古学家们的问题，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争论石器时代是否是拉普人创造的，青铜时代是芬兰人还是腓尼基人创造的，以及铁器时代是凯尔特人还是哥特人创造的。虽然从施里曼在希沙立克铲下第一锹土的时候起就提出了以迈锡尼、爱琴、基克拉季斯等考古名称为基础的划分，但是地中海东部考古学的发展毕竟摆脱不了史学家的痼癖——企图以历史名称来命名史前的诸文化．因些在地中海东部发现的各种考古现象便贴上了五花八门的标签：希腊-腓尼基文化、腓尼基文化、特洛伊文化、卡利亚文化、弗里基文化、色雷斯-弗里基文化、雅利安文化、多利亚文化、亚该亚文化等等。”[[德]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中译本第142-143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
“青铜和铁器时代开始被人们贴上有倾向性的名称，像腓尼基人文化、利古亚人文化、伊比利亚人文化、凯尔特人文化和条顿人文化。考古学家这样就在他们已经十分棘手的问题中又徒然增加了困难。因为按照上面的命名方法，他们就要指出哪一种文化和哪一时期的人讲的是哪一种语言。在英国，约翰·里斯爵士提出新石器文化是由伊比利亚人输入的，青铜时代是由Q-凯尔特人（或称盖尔人〕输入的，铁器时代则是由P-凯尔特人（或称古不列颠人）输入的。”[[德]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中译本第143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
这种办法，“即采用语言学和历史上的名称来作考古的命名，正如我们现在所知，只是一种虚妄之谈。”[[德]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中译本第143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
将晚近出现的“希腊神话”当成历史
“神话传说材料：历史时期的希腊人从其史前先祖继承了一笔丰富的神话遗产，其主体为英雄传说，如各种建城故事、航海殖民故事、战争和狩猎故事、风俗制度的起源故事等，较著名者为阿尔戈英雄远征、特洛伊战争、忒拜战争、赫拉克勒斯子孙回归等。……这些传说故事不乏对史前青铜时代的朦胧记忆，被古希腊人视为青铜时代英雄先祖们的'古史’，但在流传过程中成为文学加工和再创作的对象，再加上人为的'合理化’和'历史化’，以为出于政治动机所进行的历史杜撰，使其历史信息被严重歪曲，以至真伪难辨。19世纪中叶，学术界对神话传说的历史性尚持不可知论的态度。但随着爱琴考古的重大进展，学术界开始重视神话传说的历史文化价值，尤其是荷马史诗。……20世纪前期和中期，在爱琴学术界起主导作用的观点是：'荷马社会’主要反映了希腊青铜晚期的社会，是研究迈锡尼文明的重要'史料’……这种观点集中体现在1962年由瓦斯和斯图兵主编的《荷马指南》中。然而，20世纪50年代初线文B被成功释读后，泥板所提示的迈锡尼社会与'荷马社会’的差异逐渐凸显出来，学术界开始怀疑荷马史诗作为青铜时代晚期史料的可靠性。”[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44-345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爱琴海“线形古文字”不靠谱
在西方考古学概念中，青铜器被作为文明出现的要素之一。然而，文字的出现才是“文明”概念的本质标志。
在19世纪末之前被虚构的古希腊历史中，文字的出现定在荷马史诗之后。然而，由于文字在文明概念中的决定性意义，因而在既往没有文字的古希腊，硬是发掘出了“文字”。于是文字与青铜器一起在古希腊的离岛上被“发现”，这样一来，古希腊就变成了欧洲暨人类文明的“摇篮”。
然而，古希腊“文字”是被谁发现、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被发现的这种“文字”是什么东西呢？
发现爱琴海古文字的埃文斯爵士
阿瑟·埃文斯（Sir Arthur Evans）出生于1851年，与海因里希·施里曼齐名，同为欧洲考古学的开山祖师。
与施里曼出身于军火商，在学问上没有受过什么正规训练，喜欢咋咋唬唬，吹牛说大话不同，埃文斯出身学者世家，从小受家庭熏陶，牛津大学毕业，有学者风度。“他的父亲是有名的古文物研究者和收藏家，英国皇家学会的财务主管——约翰·卢伯克爵士，就是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之一，它奠定了英国的人类学和史前史的新研究的科学基础。可以说，埃文斯浸泡在古文物中长大，这样的氛围，也练就了他对于古文物一种见微识著的独特眼力。”[[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112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然而，埃文斯与施里曼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两人都是在接近50岁的时候开始挖宝事业的。埃文斯因其出身于商人，于是挖出来的宝是一些“黄金制品”与“青铜器”等；而埃文斯则不同，因其自幼受到学术的熏陶，挖出来的就是一种“古文字”！
“1894年，埃文斯在伊拉克里翁发现了这种泥板，从此这种文字开始为人所知。”[[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109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这样一来，这种被命名为“迈锡尼文明”的原始聚落，就既有了“青铜器”的要素又有了“文字”的要素，于是就成了“欧洲文明”的源头。
发现“线形古文字”？
“1893年是关键的1年。那年春天在雅典的廉价市场上，当他正在古董商人的手中搜寻托盘的时候，偶然见到了许多小石块，上面刻有一种看上去是未知的书写系统。埃文斯在牛津大学见过类似的石头，此时他被告知，这些小石头来自于克里特岛。在当时认为史前欧洲的一些地方可能已经出现象形文字系统的观点似乎显得有些牵强，埃文斯好像也正是为了要弄清楚这一点，而于1894年春前往克里特岛的。在那里，他拜见了卡洛凯里诺斯，参观了克诺索斯遗址，看到了卡洛凯里诺斯有幸从宫殿储物间的残骸中发现的那块B类线形文字泥板。”[[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113-114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大量B类线形文字泥板——最初是由卡洛凯里诺斯在储物间里所挖到的，后来在埃文斯挖开的皇宫中比比皆是——的重见天日证明：青铜时代已经出现了书面文字。”[[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122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克诺索斯宫殿等地“发现”大批泥板文书
“克利特的克诺索斯宫殿出土约3000多块泥板，分散在几处临时性档案室中，其中可以确定发现地点的不到2400块。除泥板外，还有69个刻写、400个压印的做标签用的泥球（nodules）。西部的坎尼亚遗址（Chania）出土3块泥板，希腊本土的派罗斯的宫廷档案室出土约1200块泥板，迈锡尼和忒拜各有数十块。……派罗斯的泥板是派罗斯宫殿于公元前1200年毁灭前夕的文献档案，而且大块泥板较多，信息量大，保存也相对完整，成系列，其编辑和复原工作较完善，因而是研究迈锡尼人社会的主要资料源。”[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445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因为我们基本上能读懂迈锡尼人留下的线形文字B泥板文书，他们书写的是古希腊语的迈锡尼人留下的线形文字B泥板文写，他们书写的是古希腊语的迈锡尼方言。……其所提供的信息不仅涉及希腊本土的迈锡尼人社会，也涉及迈锡尼人统治下的克里特“最后宫殿时期”的社会状况，其价值自不待言。
线形文字B是迈锡尼人在米诺人的线文A基础上改造成的。在89个线文B音符中，只有16个没有线文A的原型，但符号被简化和规范化。很多新的表意符号加了进来，而米诺人使用的绝大多数表意符号被放弃了。考古发现的线形文字B泥板文书主要来自克诺索斯和派罗斯。在迈锡尼、忒拜和克里特的坎尼亚也有少量泥板出土。”[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444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克诺索斯宫殿泥板文书的特点——战火烧制？
“泥板是用普通的泥制成的，呈柳叶状或矩形。书写工具为锋利的硬笔，可能是在笔杆上插棘刺制成的。书写要在泥板尚湿时完成，如果泥板变干，就难以增删改动了。泥板文件写成后，要归入不同系列的卷宗，分门别类地装入篮子或木箱里，贴上泥标签，便于索引查用，存放于环绕档案室墙壁的架子上。与亚述和赫梯的泥板不同，希腊的泥板不是故意焙干的，而是因档案失火焚烧而侥幸存世的，而火灾常因人为破坏而起。然而，战火虽使物质文明化为灰烬，却使古代文献侥幸存世，此乃不幸中之大幸！青铜时代的爱琴房屋都是木梁结构，再加上篮子和木箱的助燃作用，使泥板被烧硬，但焙烧的程度并不均匀。随着木架倒塌，泥板被摔碎散落在地板上。考古学家们必须保护现场，逐块辨认拼接。克诺索斯的泥板发掘较早，每块泥板出土时的原初位置未做详细记录，为后来的复原和编辑工作带来很大困难。派罗斯的泥板保存得相对较好，因而复原和整理工作比较顺利。”[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445-446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埃文斯等学者对爱琴古文字的早期研究
“埃文斯曾对爱琴古文字做过基础性研究，他在1909年发表《米诺文字》第1卷，集中研究米诺象形文字，其中发表的线文B泥板只有14块，在1935年的《克诺索斯的米诺斯王宫》第4卷中又发表120块线文B泥板。1952年，约翰·麦尔斯爵士完成伊文斯遗愿，将其余泥板全部发表，共计1600块。美国语言学家埃米特·本尼特也将派罗斯出土的铭文及时地整理发表出来。
除埃文斯之外，还有很多语言学家致力于释读线文B泥板，但因受埃文斯'米诺中心论’影响，大都认为线文B和线文A均属米诺人的语言，不是希腊语，只有少数学者推测线文B可能是希腊语。例如，早在1930年，瑞典考古学家佩尔森教授（Axel Persson）就曾推测阿辛（Asine）出土的一个陶碗边缘的线文B铭文是希腊语。哈兰德教授在193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也断言线文B是希腊语，而且不同地方的线文B代表不同的希腊方言。阿兰·瓦斯教授也很早就主张，LHⅡ时期克诺索斯的主宰是来自希腊的军事殖民者（harmosts），他们讲希腊语，使用的泥板铭文也自然会是希腊语。希腊考古学家米伦那斯也曾推测，线文A转换成线文B显然是出于书写希腊语的目的。然而，这些论断只是推测，并无确凿的证据。”[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446-447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发现“爱琴古文字”？
“目前已知的爱琴文字有三种：克里特人使用的象形文和线形文字A迄今未破译；而迈锡尼人使用的线形文字B已在20世纪50年代初被英国语言学家米凯尔·温特里斯（Michael Ventris）和约翰·查德威克（John Chadwick）释读成功，证明是一种古老的希腊语。线形文字B泥板文书主要集中发现于克诺素斯和派罗斯的迈锡尼人宫殿档案库，前者出土约3000余块，后者约1200块。这些泥板都是宫廷帐目……所含信息有限。因而，在某种程度上，爱琴青铜时代仍属考古学上的史前时期。”[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343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破译”B类线形文字者年龄未满30岁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我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管怎么说，克诺索斯和皮勒斯所使用的书面文字应该是希腊文，一种古老而难解的希腊文，因为它毕竟比荷马时代还要久远500年，而且又是一种缩写形式。尽管如此，它终究是希腊文。
——米歇尔·文特里斯，在BBC第3套节目上的谈话，相关内容在《听众》杂志上转载，1952年7月10日
B类线形文字的破译者，年轻的米歇尔·文特里斯（Michel Ventris）是一位建筑师，同时也是一位希腊学的业余爱好者，自1936年还是一个14岁的学童时，聆听了阿瑟·埃文斯爵士的一次讲座之后，他便一直为B类线形文字的奥秘所着魔。在英国广播电台发表此番著名的谈话时，他还不到30岁。”[[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139-140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古埃及文的破译者商博良与古巴比伦语的破译者都声称是在二三十岁愣头青时破译失传几千年的拼音文字的，这位古希腊文的破译者也不例外，为什么越是难度大破译者的年龄却越是年轻呢？
B类线形文字的“破译”方法
“最终攻破线文B释读难关的人是年仅30岁的英国语言学家兼建筑师米歇尔·温特里斯（Michael Ventris）。他发明了一种“栅格”（grid），将线文B的表音符号摆放在格子里，假定每个表音符号代表一个音节，或为元音和辅音的拼合，再利用其他语言学家的先期研究成果，将被认为是同元音的符号放在同一纵列中，同辅音的符号放入同一横行中，最后利用少数已知读音的符号（从地名中猜出）去辨别格子中其他符号读音，从而确定了51个表音符号的读音（总数约90个）。他利用这些符号的读音去读线文B泥板，证明其为希腊语。[释读过程详见Chadwick 1958。——原注。]1952年，温特里斯公布其惊人结论，举世轰动。此后，他和剑桥学者约翰·查德威克合作，继续其释读工作，并连续撰文发表其成果，回答学者们的质疑。1954年8月，温特里斯在丹麦哥本哈根的国际古典学大会上宣读论文，取得巨大成功。此后，温特里斯和查德威克共同研究克诺索斯、派罗斯和迈锡尼的线形文字B泥板，并于1955年联名出版《迈锡尼希腊语文献》一书。1956年9月6日，一场意外车祸夺去了这位天才研究者的生命，年仅34岁。”[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447-448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学术界对线形文字B的不同观点
“线形文字B被证实为希腊语后，有关其产生原因，起源地和投入使用时间，学术界出现不同看法。主流观点认为线文B的起源地是克里特，是迈锡尼人在LMⅠb末侵入克诺索斯的结果。由于克里特江山易主，迈锡尼人成为克诺索斯宫殿末期的主人，米诺文书们遂改造其文字，利用线文A的表音符号去拼写希腊语，最终形成线文B，这两种文字的相似性和继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此后，线文B从克里特扩散到希腊本土的各宫殿中心。
另一种看法认为，线文B的起源地在希腊本土。詹姆斯·胡克尔指出，早在公元前16世纪，随着迈锡尼人海外贸易的扩展，米诺文书们也被引入希腊本土。他们效力于迈锡尼人的各宫殿中心，并逐渐改造线文A，以适应当地迈锡尼人的语言。更多的希腊语词汇，包括度量衡符号，被引入新文字体系。线文A遂演变成'原始线文B’,继而成为完全线文B。因而，对胡克尔来说，克诺索斯宫殿使用线文B泥板并不是迈锡尼人入侵克里特的证据，毋宁说是公元前2000年代后期爱琴地区语言和文化融合的结果。也有学者认为线文B产生于米诺人和迈锡尼人有过接触的地方，如库特拉岛或铁拉岛。”[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448-449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学术界质疑线文B泥板文字释读的可靠性
“由于学术界对迈锡尼人入侵和克诺索斯宫殿毁灭时间的分歧加大，而克诺索斯的线文B在克里特的使用时间问题趋于复杂化。迈锡尼人占领克诺索斯的时间可能是公元前1450年，也可能是1375年；而克诺索斯的线文B泥板可能属于1375年的破坏层，也可能属于13世纪（LHⅢb）宫殿最终被焚毁的那个破坏层。克里特使用线文B的开始和终结时间因而变得朦胧难定。”[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451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由于属于印欧语系的古赫梯语与希腊语和梵语相差很远，分裂时间被设想得要比赫梯人入侵小亚的时间要早得多……”[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425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英国学者辛克莱·胡德和德国犹太学者恩斯特·格鲁马克对温特里斯释读线文B泥板的可靠性提出质疑。[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423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线文B泥板所记古希腊神话人物
“从线文B泥板获悉，迈锡尼人信奉的神祗中有半数保留至历史时期，半数失传，说明迈锡尼时代与历史时期在宗教上既有连续，也有中断。古典时期的希腊大神，如波赛冬、宙斯、赫拉、雅典娜、阿瑞斯、狄奥尼索斯等，均出现于泥板中。波赛冬是派罗斯的主神，其排位在宙斯之前，享受祭品最多最好，有时为一头公牛。宙斯与赫拉在迈锡尼时代可能已结为伉俪，并组成三位一体家庭，如Tn316泥板所显示，宙斯之后紧随赫拉、其次是德里米奥斯，可能是宙斯夫妇之子（或祭司）。在克诺索斯Fp1泥板中还出现'狄克忒的宙斯’，可能是米诺人崇拜的男主神，居于狄克忒山洞穴中，被入侵的迈锡尼人与童年宙斯等同起来。克里特的童年宙斯是个死而复生的植物神，历史时期有其坟墓，与希腊人的永生宙斯迥异，希腊人因而斥克里特人为'说谎者’。派罗斯的女主神未留下名字，只遗'女主人’（potnia）尊号。在克诺索斯V52泥板中则出现'雅典的女主人’称号，似为雅典娜的别称；另有'宫殿女主人’（potnia of labyrinthos），可能也是指雅典娜。”[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451-452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迈锡尼人是古典希腊人的先祖，语言上属于印欧语系，其宗教本体应是印欧的。”[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第453页，昆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
古希腊神话晚出，印欧语系的说法出现于18世纪末，这都是线文B泥板出于捏造的确证。
泥板出土时的形态是烧制品还是软泥？
上文引述内容说，希腊的泥板不是故意焙干的，而是因档案失火焚烧而侥幸存世的，战火使古代文献侥幸存世。意思是说，如果泥板文书不经烧制工序则不可能保存下来；然而，实际参加美索不达米亚发掘泥板的美国学者却说，经他手发掘出来的泥板却是软泥！
“由于美索不达米亚发掘出土的文字泥板，可以告诉我们非常多的知识，因此如果有所发现的话，就会非常谨慎地进行保护处理。大部分的泥板出土时，都是未经烧制的黏土板，如果是在湿土中埋藏着的话，就像芝士那样非常柔软。出土这样的泥板时，需要非常小心翼翼地从瓦砾中挖出，为了不给后期识读造成困难，需要对该泥板进行烧制定型。方法是，首先将泥板一张一张地放在填满起保护作用的细沙的容器中，将该容器放到炉中进行热烤。然后，再从炉中取出冷却，待其变硬之后，用气吹的方法将细沙附着在表面，使其变得易于识别。在此之后，使用乳液状的橡胶将文字的部分制成模子。做好这样的模具的话，能够脱出很多石膏板，可供全世界的考古学者进行研究。”[Samuel Noah Kramer著《生活人间世界史》日文版第13卷〈美素不达米亚〉第25页，（株）座右宝刊行会昭和43年11月。中译文为董并生翻译。]
我们知道，泥板材料是土，土湿润时变为泥，泥干燥时归于土，一个泥板怎么可能既不干也不湿，要在泥土中等到几千年后请你来识读呢？实际上，西方考古学上的所谓“泥板文书”，不过是西方中心论伪造历史的一种工具。[详见林鹏、诸玄识、董并生《西方伪史全揭秘》考述泥板楔形文字的相关章节，待出版。]
欧洲不存在一个“青铜时代”
总而言之，古希腊的线形古文字与青铜器都不靠谱，不仅古希腊没有一个青铜器时代，在整个欧洲恐怕也找不出这样一个“青铜器时代”。
“柴尔德在《英伦三岛的史前聚落》（1940）一书中认识到在描述英国前罗马时期的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时采用绝对年代是十分困难的，于是他提议使用'以地层学推导出的文化序列所限定的’时期划分方案。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一种序列断代的形式，只是它所涉及的是文化的序列，而不是陶器类型的序列。正如他本人所承认的，这显然是一种退步，但这又是为欧洲晚期史前史提供客观年代系统迈出的一步。”[[德]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中译本第253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
事实上，不仅描述英国“青铜时代”很困难，描述整个欧洲的“青铜时代”一样困难，因为“青铜时代”概念与欧洲历史不相匹配。
据说古罗马有一部著作《物性论》，作者是卢克莱修。16世纪学者米歇尔·梅卡（Michel Mercati）曾引述这本书的内容：“最早的工具是手、指甲和牙齿，还有石头、木头和火。后来人们认识到铁与青铜的属性，但青铜在先，铁器的使用居后。”[转引自[英]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主编《考古学：关键概念》陈胜前中译本第26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卢克莱修这本《物性论》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是在所谓的文艺复兴的美第奇时代，其来历可疑，可信性不高，不足为据。
什么叫做“青铜时代”？
不是说在展览馆里摆上几件来历不明的青铜器物就可以称之为青铜时代。即使发现了铜矿，又有铜范、有青铜制作技术，具备了生产青铜器的条件，也有可以证明的若干考古器物，也很难说那一定是以青铜为标志的一个时代。
在时代划分中，决定一个时代本质特征的要素，必须对生产生活各个方面有决定性的影响。界定某一时期属于青铜时代，就必须从各类生产工具、各种生活用具，从兵器到到交通工具，从钱币到各种纪念物，从美观装饰到各种礼器、乐器等方方面面看到其巨大影响，没有这样的青铜器，整个社会就会呈现出另一番景况；反映到文字上，有几百种以上反映青铜器文化的分门别类的专用名词及器物名称。只有具备了这样条件的时代，才可能称得上是真正的青铜时代。这样的一个时代，欧洲有吗？
西方文化考古学之父承认西方文化源头在东方
西方文化考古学之父柴德尔说：“东方学者确实带着某种轻蔑来看待欧洲早期人类的粗陋制品。”[[英]戈登·柴德尔《欧洲文明的曙光》陈淳、陈洪波中译本前言第2页，吉林出版集团2017年5月第1版。]
“我们必须承认，真正的文明是在古代东方兴起和建立起来的，而这时的欧洲仍然沉浸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蒙昧之中。因而，众所周知欧亚最早家畜和栽培作物的明显共性是一个可靠的论据，表明将新石器与旧石器文化分开的这些馈赠是从古代东方来到欧洲的。”[[英]戈登·柴德尔《欧洲文明的曙光》陈淳、陈洪波中译本第25页，吉林出版集团2017年5月第1版。]
西方的考古学之父自己都承认，西方的文化源头在东方。这里得“东方”指的就是中国。
世界历史上真正的青铜时代——商周时代
俗话说，不怕不知道，就怕不比较。如果说世界历史上有一个青铜时代，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商、周时代。中国历史上青铜器存在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秦汉时代之间，商周时代属于青铜器的鼎盛期。
中国的青铜器可以分为礼器、乐器、兵器及各种生产、生活用具等。单从礼器的形制上说，有钟、鼎、盘、簋、簠、斝、豆、笾、盨、罍、爵、敦、盨、鬲、甗、鉴、匜、壶、觥、彝、盉、觯、角、爵、觚；从用途上可分为：饪食器、盛水器、盛酒器、饮酒器等。从兵器上说，有斧、钺、锛、戈、剑、戟、刀、矛；从乐器上看，有铜鼓、铜铃、钲、铙、镈、编甬钟、编钮钟等，生产生活上的器具、工具、用具更是花样繁多，举不胜举。中国的商周时期，青铜器曾是最为重要的生产、生活工具，决定着当时的经济、政治形态，如果说中国曾经有个青铜时代，一点也不为过。中国的这些青铜器，不仅具有实际的用途，而且作为礼乐文明的象征，举世公认。
中国春秋时代已经认识到历史上有一个铜器时代
东汉袁康写过一部记述春秋时代历史的书《越绝书》，该书卷十一记载有一段风胡子与楚王的对话，谈到了历史上的若干时代。风胡子说：
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臧。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臧。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
这里《越绝书》所列举的以石为兵、以玉为兵、以铜为兵、以铁为兵，就是以兵器的材质来划分时代的，表明了中国学者在春秋时期就有了对历史上有一个铜器时代的明确认识。
概而言之，欧洲的“青铜器时代”概念出于杜撰。以严格意义上的青铜时代概念来衡量，全世界可以称之为“青铜时代”的，只有商周时期的华夏中国。
来源：【何新文史】公众号2018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