惆怅的花生

我从黄姚的一条巷子走过，在门外看到屋里有个老太太在摘花生，让我一下子想起小时候摘花生的情景。老太太慈眉善目，干活专心致志的样子，让我想起我的祖母。

祖母在世时也是这样面容清癯，满头霜发，在我印象中总是像一只蚂蚁一样忙忙碌碌。农村七八十岁的老人经常下地干活，对于他们来说，活到老干到老固然可能是出于生计，同时也是热爱劳动的本性使然。都说“中国人民是勤劳的人民”，我一直觉得只有像我祖母那样才当得起这个称号。

我猜老太太有90岁了，但她说她85。她的双手像她的脸一样岁月苍桑，像两根干枯苍劲的老山藤，十分麻利地把花生扯下来。她不停地招呼我吃花生。我掰了一颗，花生胀鼓鼓的，像是要破壳而出。种出这么饱满的花生，除了人勤劳，土地也一定很肥沃。

花生和红薯、芋头一样，是最平常的作物。种花生、收花生、晒花生，对我来说是很熟悉的农活。之所以对花生印象深刻，是因为它可以当零食。我上小学时有个同学的口袋里总是揣着晒干的花生，遇到不会做的作业就用花生收买我们。老师讽刺说，果然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有花生就能让同学帮做作业。

印象中种花生不算太辛苦——当然可能是因为辛苦的活都让大人干了。因为父亲在外地任教，到松木山上种花生时，总是母亲挑着水粪，祖母在培好的垄台上挖坎，我负责往挖好的每个坎里放两颗花生仁，浇上一勺水粪，祖母再把土盖上。放花生仁时我小心地摆好放正，想象它们在下面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做伴的样子。大概一周左右，地里就会拱出豆青色的嫩芽——前提是花生仁没有被老鼠吃掉。当然，吃花生仁的不只是老鼠，还有我们叫“地狗”的蝼蛄，或者白蚁。

命途多舛的花生仁终于长出了苗，每一簇苗慢慢长出一个个像生理课本里精子形状的小吊针，它们扎进地里，每支针长成后就是一个花生荚，样子有点像黄豆。花生的名字虽然洋气，但我觉得远不如我们叫“地豆”贴切。这种长在地里的“豆子”，在暗无天日的地下悄没声地长大、成熟，外壳由软变硬，最后变成有一枚“鸟嘴”，带网状漂亮花纹，凹凸有致、精神饱满的皮花生。

收花生要比种花生辛苦得多。农历七月，赤日炎炎，野地里无遮无拦，太阳把人晒得像拔起的花生苗蔫乎乎的。有一次收花生时，我偷懒爬上路边一棵桐油树，坐在树杈上踢打着双腿乘凉。夏天的野外蚊子非常多，都是那种针头大小的墨蚊，叮在皮肤上会泛起拇指粗的疙瘩，又红又痒。我坐在树杈上，低头拍打着这些视死如归的家伙，悠的一下掉了下来。我至今还记得那种凌空蹈虚、五脏六腑一下子顶上喉咙的感觉。好在树杈不高，我像三米跳台运动员一样刚好掉转了身子，才没有把脖子折断，而是一屁股坐到地上，摔了个发昏章第十一，像是把屁股摔裂了，半天爬不起来。

把花生从地里拔起来，把泥巴晒干抖掉，然后连根带苗捆扎挑回家。一些人不会挑担，因为不懂得换肩（膊），肩膀压得又辣又痛。“挑担不会换膊”跟“拉屎不擦屁股”一样，是村民对五体不勤者最刻薄的评价。他们自己挑担时扁担会像弹簧一样起起落落，一副喜洋洋丰收归来的样子。花生挑回家后，将根剁下来，摘掉花生晒干后可以烧火，花生苗剁碎可以作为猪饲料。

我想起曾经有个城里长大的小孩问我，花生是不是树上长的。其实认为花生是树上长的并没有什么好笑。在农耕社会变得越来越疏离与遥远的时代，五谷不分并不是什么道德缺陷。花生的一生漫长而曲折，大部分花生的最后归宿是变成花生油。商场货架上的油罐包装精美，里面的每一滴油未必记得它从播种、发芽、出苗到长成花生、最后变成食用油的过程，忘记了它从播种、萌芽、长苗到结出豆荚，最后变成形状饱满的皮花生的生命周期。

我与老太太聊着天，脑子里闪着各种关于花生的记忆。也许就就是所谓的乡愁吧。毕竟，作为农耕社会的末代之民，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颗被拔离土地的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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