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心是一种原罪，例如文字
写文章要少引用，最好是娓娓道来，我不是说非要写成小说或者诗歌，诱惑读者未必要讲故事或者自由抒情什么的。要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上你的道？怎么办呢？要充满感情地讲道理。
现在，批评我们的教育体制，已经成为一种新时尚，但人家根本不听，你说你的，人家照旧，拿他们没办法，但他们拿我们这些写字的，也干瞪眼。他们看不懂，但我原本没想对牛弹琴的，我写给那些知音看。中国早已经不再是一潭死水了，最有前途的并不在主流文化中，而在思考的边缘，社会的边缘。
思考的边缘在哪？要细致琢磨事情本身，比如，现在无论哪个行当的知识分子，都以发表论文的多少来衡量，这个事我不批评，我琢磨写作能力怎么就成了标准？为什么很多人写不出来或者不愿意写或者觉得没话可写？或者能写出来也觉得没劲。为什么会觉得没劲呢？为什么不激动呢？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文字崇拜现象，仓颉造汉字被描写为惊天地泣鬼神，但这只是惊讶而不是道理。
现在说道理，要让道理使自己兴奋起来，最好的思路是琢磨你所琢磨的东西的起源，要自问你所感兴趣的事情当初是怎么发生的？例如文字。我们现在早已习惯把写作看成一种庄重的仪式，是凝固了的科学成果。但这种现成的看法没多大意思，它没有揭示文字或者写作的真相。
真相是这样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详实描述了没有文字的原始部落的人们第一次懂得文字的作用时，简直目瞪口呆，觉得是魔鬼降临。难道不是吗？巴尔扎克一边写作，一边在心里大喊大叫，仿佛已经化身为书中人物，那些人物的喜怒哀乐就是他自己的。这是欺骗？如果作者果真这样想，他那就别写了。这种作家生涯可以过一辈子，这就不是一个自然人了。换句话说，人的自发状态绝非是一个读书写作的人。但奇怪的是，我们都崇拜伟大的作家，那些用文字胡思乱想的人。
真相是这样的：文字使人从原始的朴素心情中分心了，错乱了，时空的距离不再存在，这很像是一种魔法，技艺，作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文字或写作能力就是第一艺术，但是——呵，哲学思考始于说“但是”——分心，直到今天，都被人类视为一种堕落，人类的祖先亚当的原罪，就起源于分心，夏娃吃了智慧之果，她经不起诱惑。这又是人类的虚伪，因为在人类字典中，“诱惑”和“分心”一样都不是好词。这条骗人的蛇可以广义地理解，在我看来，文字也是骗人的蛇。
柏拉图相信理念，文字只是附属的，怕遗忘，把心理活动记录下来。他认为文字作为记录想法的工具，原本就是不得已的，知识不过回忆而已。不得已的文字最好是如实表达心声，但这只是一厢情愿，因为从根本上说，文字从心声中脱离出去了，这是一种事实效果，就像文字作品与人之间面对面说话的区别。相比说话，文字永远都更脱离实际。就此而论，无论多么严肃的文字作品都改变了原样的世界。文字诱惑我们从原样的世界中分心，它改变了人类原有的天性。
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尤其黑格尔认为表达真理的文字应该是清澈透明的，这就是字母文字，似乎怎么说就怎么写，清澈地表达观念。在这样的科学文字中，我们读西方哲学史的主流，除了少数像卢梭这样神经质的思考者，很少专门思考关于文字的哲学。文字既然只是传达思想的工具，那么在推理论证中，越是没有文字的存在感，就越是好的学术写作。这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流畅，或者说思想的逻辑。西方哲学史上的主流，尤其近代德国古典哲学，就强调这样的光滑写作与哲学思想。但也有意外，除了蒙田、卢梭，还有帕斯卡尔，他在《思想录》中不知哪根神经错乱，突然来了一句：“这是一双多么漂亮的小脚”——这就犯规了，正经的哲学史，决不容忍这样的分心，但文字或写作原本就起源于分心，这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
于是，我们试着这样分心：写作原本是传达思想所借助的工具，写作是外，而传达的思想才是内。写作是危险的，不完满的，是变质的心声，是对严肃性的污染。柏拉图说，坏的写作来自外。但按照他以上的观点，文字的出身下贱，原本就不好。文字是一种做作伪装的技艺，入侵了纯洁的心灵，改变了心灵活生生的在场，这不道德，是精神的原罪。德里达指出，根据马勒伯朗士和康德，文字颠倒了人类热情中的身体与心灵的自然关系，文字就是配不上心灵的身体。身体就是文字-书写，心灵原本就是说话的热情，卢梭在《论语言的起源》中也是这样贬低文字，崇尚原始的热情。这很奇怪，因为成就卢梭的，正是他的文字。
还有，文字有笔画和腔调，这些因素都是感性的，但正经的哲学家很少关注这些感性因素，它们是修饰或装饰，是花言巧语，是危险的技艺，是思想的衣服。它诱惑读者通过衣服思考思想。但更为确切的说法，应该说文字是说话的衣服。现在人们只看衣服，而忘记了衣服掩盖的活人。所以卢梭说，文字是写在尸体上的。这是掩盖，是堕落，是原罪。
文字使我们分心，文字本身就是乌托邦，一个世界上原本不存在的地方。文字再现了奇怪的情景，却声称是根据真实情况的报道或者改编。文字，使我们不再天真。在18世纪，甚至在几十年前，父母都不愿意少男少女读小说，认为那里写的东西会使人变得想入非非，不纯洁，进而变得不道德。就像卢梭的《新爱洛依丝》，但今天这部书却被人类视为文学经典。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喜欢自欺，喜欢那些对自己并不构成直接威胁的东西。
现在，文字的魔力已经下降了，但这是否意味着想入非非的能力也下降了呢？人们已经不再写日记，还有最重要的曾经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我指的是情书，当今人们已经不大写了，即使写也不会有曾经的动人，这是由于交往的媒介途径空前多样化。只有在几十年前，人们才会说文字偷走了自己的心，如果这话现在说，已经有点古怪了。但这是否意味着一种幸福的手段从此永远遗失了呢？值得我们悼念它。
但无论怎样，说话都无法取代文字书写。换句话说，会说的不如会写的，有些话只能写出来，不能说出来。无论多么羞涩的说话，和写作相比都是开朗的，而无论多么拙劣的写作能力，与说话相比，都是私下的偷偷摸摸的，写作是一种偷偷摸摸的乐趣，它培养起一种脱离实际的自娱自乐的能力。
写作是这样一种自欺的自由，在这个时刻不仅填满无所事事的时间，而且确实能支配世界与一切人，这种任意性改变了人原始天性，而无论多么缮写的人暂时都忘记了自己不过是囚禁在文字之中的。这种着魔既是魔鬼也是天使，而读者从中看到了生活世界中看不见的东西，写作使不可见的东西变得可见了，这不是一种真实的魔法吗？在效果上，一个人能整天写而忘却世俗的烦恼，在读者那里亦然，只是把写换成阅读就可以了。但阅读的快感赶不上写作，理由很简单，看人家吸毒，不如自己亲自吸毒。
写作之难，在于接受莫须有的诱惑的能力，这又是一种分心、一种原罪。四肢懒惰，心脑发达，而亚当原本不是这个样子的，这可怕的损害身体健康的技艺，它隔断了人类的原始热情、面对面的热情。
卢梭这样写道：“文字只是说话的再现，但奇怪的是，人们现在更关心的是事物的图像，而不是事物本身。”于是，生活的范式改变了。卢梭当然没有看过电影，更没有玩过微信。但是，就其实质而言，文字、电影、微信是一伙的，我们如今就活在这些新媒介上面。原始人类越来越不认识我们了，觉得我们很古怪，而我们已经回不到过去了。一经成熟，就无法假装天真。这是无法自制的诱惑。它是危险的灾难吗？它是否使每个人更有条件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从而更加自恋呢？我们就活在这些科技手段之中，习惯于每隔一会就忍不住看一下微信，这是勾我们上瘾的毒品，追根溯源，还要怨那条勾引夏娃的蛇，要怨文字与写作使人类培养起想入非非的能力。
人原本不会说话，说话诞生于实在有需要，无论实用的需要还是抒情的需要，终归是热情与冲动。但欲望是贪心的，人总想得到自己还没有的，于是发明了文字，又于是发明了电影电脑和手机，这是一部媒介工具替换的历史，它使我们越来越不需要直接见面就能满足所需要的一切。当这一切果真实现时，我们又会怀念曾经的自然状态：一切都是直接的、自然的、面对面的，没有中介的。但果真回到自然状态，过不了多久，人又会厌烦了。人啊，人！就是如此嬗变与古怪的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