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翰林文献整理的一部力作 ——评杨剑兵《玉堂杂记校笺》
目前古代翰林文献的整理主要有傅璇琮、施纯德编的《翰学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陈文新主编的《翰林掌故五种》（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其中，《翰学三书》包括宋人洪遵的《翰苑群书》、明人黄佐的《翰林记》和清人鄂尔泰、张廷玉的《词林典故》；《翰林掌故五种》包括元人王恽的《玉堂嘉话》、明人廖道南的《殿阁词林记》、明人张位的《词林典故》、明人张元忭的《馆阁漫录》、清人朱珪等的《皇朝词林典故》。这些翰林文献的整理总体上只是进行了简单的校对与标点，而未深入地进行校勘与笺注。近些年来，杨剑兵博士一直在做与周必大相关的庐陵文化与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于是，较有影响的宋代翰林文献周必大的《玉堂杂记》进入他的视野。在此基础上，他申报了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井冈山大学庐陵文化研究中心2015年的招标项目，并获批立项。杨剑兵《玉堂杂记校笺》（陕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下文简称杨著），不仅是一个招标项目的最终成果，还是一部宋代翰林文献整理的力作。
《玉堂杂记》为南宋一代名相周必大所撰。周必大（1126—1204），字子充，初字洪道。少自号省斋居士，中年号青原野夫，晚自号平园老叟。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永和镇人，祖籍郑州管城（今河南郑州）。登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第，六年后，又中博学宏词科。累官至吏部尚书、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左丞相，历封济国公、许国公、益国公，爵自管城县开国男至荥阳郡公。卒赠太师，谥文忠，宁宗御书“忠文耆德之碑”以赐。著述繁多，《文忠集》计有二百卷。同时，还手校《文苑英华》一千卷，又与同志取欧阳公集反复正之，遂为善本。
《玉堂杂记》，三卷，57则，为周必大于孝宗时两入翰苑、历经十载所撰，并由其子周纶裒集编订。《玉堂杂记》记载了南宋中兴以来的“九重之德美，前辈之典刑，恩数之异同，典故之沿革”（丁朝佐跋语），是一部为后人时常称引的重要翰林文献。《玉堂杂记》的版本主要有四种：明代祁氏澹生堂钞本（简称“明钞本”）、《文渊阁四库全书》之《文忠集》本（简称“《四库文忠集》本”）、《文渊阁四库全书》单行本（简称“《四库》单行本”）、傅增湘校清欧阳棨刻本（简称“傅校本”）。其中，傅校本综合诸多版本之长，是诸版本最佳者，故杨著主要以此本为底本，同时参照其它三版本，进行校勘、笺注。
一、杨著校勘精谨
杨著校勘时以傅校本为底本，同时参照明钞本、《四库文忠集》本、《四库》单行本，以及其他相关文献。校勘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校订文本讹误。主要包括：1.校订同音字之讹误。如第十六则中的“汪澈”，明钞本、《四库文忠集》本、傅校本作“汪徹”，《四库》单行本作“汪澈”。“徹”与“澈”孰是孰非，杨著依据南宋梁克家所撰的《三山志》以及正史《宋史》等，最终校为“汪澈”。2.校订形似字之讹误。如第六则中的“海宇”，“明钞本”作“德宇”，二《四库》本、傅校本均作“海宇”。“德宇”作气度解，若文中用此意，则不通，故应作“海宇”，作海内解。3.校订刊印之讹误。如第三十四则中的“淳熙六年”，《四库》单行本作“淳熙巳亥”。这是非常明显的刊印错误，“巳”为地支之名，非天干之名，故误，当作“淳熙己亥”，为公元1179年。
另一方面是标明版本差异。主要包括：1.标明书名的差异。明钞本与《四库文忠集》本为《淳熙玉堂杂记》，而《四库》单行本则为《玉堂杂记》，傅校本则是在《玉堂杂记》之前标上“淳熙”二字。2.标明异体字的差异。如第三十四则“粮料院”中的“粮”，明钞本作“糧”，《四库》单行本、《四库文忠集》本、傅校本作“粮”。3.标明通假字的差异。如第三则中的“李仁父焘”，《四库文忠集》本、傅校本作“仁甫”，明钞本、《四库》单行本作“仁父”。4.标明阙字的差异。如第三则中的两“熟状”，《四库文忠集》本在“状”前均作“阙”字。5.标明自称的差异等。在《玉堂杂记》中周必大的自称，唯《四库》单行本作“必大”，其它诸本作“某”。上述不同版本的差异，杨著均一一标明。这亦是其保持文献原貌的一种重要方式。
总之，杨著在校勘方面，既能做到精准校订文本中的一些显性与隐性的讹误，又能使用严谨的方式保留诸版本的原貌。
二、杨著笺注繁富
笺注是杨著最为重要的内容，我们可以用“繁富”二字来概括其主要特点：
1.裒集人物生平史料的丰富。《玉堂杂记》涉及的人物多达90余人。杨著在笺注这些人物时，注重搜集那些正史未有传记的人物的生平史料。如赵士樽，虽为宋室成员，但《宋史·宗室传》未有其传记。于是，杨著首先寻找宋人撰写的史料，如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二十五《秩官类六·西外宗正司官》、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八、卷一百六十五中的零散记载，其次寻找后人编纂的宋代史料，如清人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帝系二》之四四至四五中的记载，甚至参考今人最新的研究成果，如姚惠兰《宋南渡词人群与多元地域文化》对赵士樽的考证。
2.梳理职官、礼仪等制度变迁的繁杂。《玉堂杂记》涉及的职官较为繁多。这些职官多为前代设置，宋代沿袭之，如太常寺、仆射等，亦有宋代始置者，如提点、知事院等。针对这些职官，杨著着重梳理它们的变迁过程。如端明殿学士，其变迁过程即较为繁杂。据杨著考证，此职始于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宋太宗太平兴国中改为文明殿学士，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改承明殿为端明殿，庆历七年（1047）改为紫宸殿学士，后又改为观文殿学士。宋人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称：“会先公自南都召归，特置学士，班翰林、资政之下，与旧职名同，而立位异矣。”杨著除梳理宋代职官制度外，还注重考证礼仪制度，如明堂制度，甚至宫殿的变迁等。
3.考证典故源流的厚实。典故在《玉堂杂记》中运用得较为频繁，杨著注重考证这些典故的源流，力求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厚实的史料佐证。如金莲花烛（简称“莲烛”）之典，杨著考证出其出处是唐人裴廷裕《东观奏记》。这种御赐蜡烛，非一般官员所能享用的，多为宠信词臣。宋人叶寘《爱日斋丛抄》卷一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在宋代享受御赐莲烛的词臣，包括治平时的知制诰郑毅夫、熙宁时的翰林承旨王岐公、元祐时的学士东坡、乾道时的权直学士院周必大、淳熙时的史浩等。
总之，杨著在给《玉堂杂记》文本笺注时，称引史料丰硕，梳理思路清晰，考证内容详实，是目前学界《玉堂杂记》整理本中最有价值的一部。
三、杨著价值重大
我们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杨著在精谨的校勘、繁富的笺注中主要体现出三方面的重大价值：
1.文献价值不菲。杨著的重大价值首先体现在文献价值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本整理的文献价值。杨著除在校勘时较好地保留了四种版本的原貌外，还第一次给每则内容拟定一个标题，计57则，其中卷上14则，卷中14则，卷下29则。通过57则的标题，我们可以总览《玉堂杂记》的主要内容。这是杨著在文本整理上的一个重要特点，亦是其文献价值所在。二是校笺称引的文献价值。杨著在校勘时使用《玉堂杂记》的四种主要版本及相关史料，笺注时称引文献多达208种。杨著的称引文献不仅在数量上丰富，在质量上亦值得称道，比如它在笺注宋代人物或职官时，尽可能使用宋人文献，在版本选择上尽量使用影印善本，即使使用点校本亦选择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著名出版社。
2.学术价值非凡。杨著在雄厚的文献基础上，为学术研究提供重要价值，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史学研究价值。翰林史学作为一种特殊史学，与政治人物、政治制度、科举制度等密切相关。《玉堂杂记》文本为我们研究宋史翰林史学，特别是南宋翰林史学，无疑提供第一手史料。同时，杨著对这些政治人物、政治制度、科举制度等的笺注，无疑又提供相关佐证史料。二是文学研究价值。《玉堂杂记》记录了孝宗及其宠幸词臣的文学活动及诗文创作，如澄碧殿赐宴、史浩古诗三十韵及宋孝宗、周必大的和诗等。通过杨著对其笺注，我们可以领略到帝王与宰臣之间、宰臣与宰臣之间的文学互动。
3.文化价值深远。杨著在文化价值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翰林文化研究价值。南宋的翰林文化实际上是学士院文化，也就是围绕学士院而形成的一些文献、制度、艺文等物质与精神产品的总和。而杨著对于这些翰林文化内涵的笺注，无疑有助于南宋翰林文化的研究，乃至有助于整个古代翰林文化史的研究。二是庐陵文化传播价值。周必大作为庐陵“五忠一节”之一，其《玉堂杂记》除具有一般性的翰林文化研究意义外，还具有庐陵文化研究意义。杨著在笺注过程中，很好地将《玉堂杂记》中蕴含的庐陵文化精神挖掘了出来，这无疑有助于庐陵文化传播，特别是有助于庐陵文化对当今社会作用的传播。
综上所述，杨著以其严谨的学术规范，深厚的学术功底，为学界呈现了一部不可多得的宋代翰林文献整理的力作，其重要价值必将在不久的未来得以显现。
《玉堂杂记校笺》
陕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
定价: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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