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回思往事,生离饮恨,死别吞声 ——杨杏佛之子杨小佛回忆父母的传奇婚姻

在哈佛恋爱  在美国结婚

张建安:在《啼痕》一书中,我看到了您父亲杨杏佛、任鸿隽还有您母亲赵志道在美国留学时的一张合影。当时第一感觉就是,您母亲真有气质,而且是个现代女性。您父母是自由恋爱的吗?

杨:是。在美国留学时他们走到了一起。

杨杏佛(右)、赵志道(中)、任鸿隽(左)在美国合影

张:您父亲不是孙中山的秘书吗,后来怎么去了美国?

杨: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我父亲不愿意去袁世凯的政府工作,经孙中山批准,我父亲和任鸿隽等人就由稽勋局派往美国,成为中国第一批“稽勋留学生”。他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机械工程和化学工业,毕业后又到哈佛大学攻读工商管理,取得硕士学位。

张:成立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杂志,也是那个时候的事情吧?

杨:是,成立中国科学社,办《科学》杂志,都是为了科学救国。他们这一批留学生到了美国后,会很自然地将美国的先进科学与中国的情况做对比,产生科学救国的理想是很自然的。《科学》月刊是中国第一份综合性科学杂志,我父亲担任编辑部部长。父亲是一个讲求效率的人。他与胡适、胡明复、赵元任、任鸿隽等留美学生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时,一方面参与科学社的社务和《科学》杂志的编辑工作,一方面从事翻译著作的工作。《科学》杂志最初十几卷中每期都有他的文章。他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强。1921年《科学美国人》杂志刚刚发表《爱因斯坦相对说》一个多月,我父亲就将此文翻译成中文,这是中文介绍相对论最早的文章了。他也喜欢写科学家的传记,写过《牛顿传》、《詹天佑传》。后来,他也经常给我讲科学家的故事。

张:那时候去美国留学的女学生很少,您母亲怎么去的?

杨:这与她的家庭有关。

我外祖父赵凤昌是个痛恨慈禧的新派人物,我母亲可能也受了他不小的影响。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上海时,我母亲在中西女塾念书,她马上与几个同学秘密参加张竹君医师领导的救护队,决定乘船赴武汉战地。外祖父赵凤昌知道此事,不仅不阻拦,还赶到船上,带来衣物送行。只是,当她们到达时,战事已停,只好返回上海。可是回来以后,她却因擅离学校而被开除。在这种情况下,外祖父同意母亲赴美留学。

母亲赴美后在孟河女子大学就读。那是一所生活条件较好的学校,费用略高,但当年银价高,银元9角可兑美金1元,自费留学并不困难。母亲在那里读了五六年书,结识了父亲杨杏佛并相爱。他们的学校各处一方,两人经常互写书信,还以诗词抒情,假期中与中外同学组织野餐和旅游,整个留学生生活相当罗曼蒂克。我母亲家境富裕,我父亲他们办杂志时缺钱时,我母亲还资助他们。

张:他们好像就是在美国结婚的?

杨:父亲和母亲是在美国登记结婚的,不过当时也没有办什么仪式。1918年他们回国后,马上补办正式婚礼。

欢喜冤家,为“自由”和“独立”而离婚

张:这么说,您父母的感情应该是非常好的。可是他们怎么又离婚了?

杨:他们是一对欢喜冤家,一会儿吵架,一会儿恩爱,前者多于后者。

我父亲回国后,先在汉阳铁厂工作,担任会计处成本科长。他实在看不惯工厂不把工人当人的管理方式,所以不到一年就辞职,前往南京高等师范任教,我们全家也就搬到了南京石板桥2号。条件好一些了,父亲就把杭州的祖母和六姑母接来一起生活。母亲个性强,脾气不好出走,也不善持家,更不会侍奉婆婆。婆媳间矛盾不断加深,后来祖母住到尼姑庵里面,父母为此经常吵架。他们的同学、友人都劝母亲出去工作,但母亲搞不好人际关系,始终拒绝出外就业。父亲对学生很好,学生们常来我家向父亲请教,久而久之,他们知道了我父母吵架的内情。有一位学生还以江红蕉的笔名写了一本小说《灰色眼镜》,就是以描写我家矛盾为主要内容。

人家说父严母慈,我们家不是。有时候父亲在外面公开请客,母亲也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指责父亲,往往让父亲下不了台。后来父亲忍无可忍,宣称“不自由,毋宁死”。他还专门找了一个律师,要和我母亲离婚。

张:您母亲同意了?

杨:第一次谈话,她坚决不同意离婚。她说,脾气不好、夫妻吵架,几乎家家都有,这不是离婚的理由。

张:后来怎么同意的?

杨:是那个律师采用了激将法。他对我母亲讲:“我晓得了,离婚在中国对女同志、妇女是不利的,会说你生活有问题,”结果我母亲被他一激,十分气愤,就说:“有什么不利的?我不怕这个,这有什么?我从来不做男人的寄生虫,离就离吧,看看我如何自立!”本来这个协议离婚她不肯签字,结果就这样签了字。那个律师叫吴经熊,是上海很有名的律师,后来到台湾去了。

张:这个律师掌握了一个技巧,抓住了您母亲现代女性的心理。

杨:是。我母亲就是那种很独立的女性,她是什么都不害怕的。

1925年,我家住在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7号,就是现在的南昌路100弄。那时我家的女佣是一个叫范妈的孔武有力的农村妇女,对母亲非常忠诚。一天,法国巡捕带了一个中国便衣来收巡捕捐。恰巧母亲和范妈都在厨房,没听见前面的打门声,开门迟了一些。门一开,中国便衣就用上海粗话大声骂娘。这种现象在当时很普遍,老百姓也不敢惹。母亲不管这个,她见这个便衣这样混账,怒不可遏,让范妈给他吃耳光。中国便衣见状不妙,逃出门外。一边的法国巡捕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仍然站在天井里。母亲见骂人的已经逃了,就叫范妈抓住法国巡捕打耳光。法国巡捕被母亲打得莫名其妙,一时竟然没有一点反应。母亲认为他脸皮厚,打上去不觉得痛。于是命范妈将他按在擦脚毯上磨来磨去。法国巡捕一阵痛楚,跳起来夺门而逃了。

张:您母亲真厉害!可是,这没有闯祸吗?

杨:是呀。我父亲下班回来后,知道此事,着实吃了一惊,说你们闯祸了,打巡捕就是妨碍公务,他们岂肯罢休。第二天上班前,我父亲带了缴捐的钱到公董局找到这两个收捐的人,说了不少好话,一再道歉,总算不了了之。事后,弄内邻居却说杨太太敢打法国巡捕耳光,为中国人出了一口气。

杨杏佛全家照

生离饮恨  死别吞声

张:离婚以后,您父母还来往吗?

杨:经常来往。离婚分居后,父亲经常来探望我们。这个时候,父母之间既没有经济纠葛,也没有感情冲突,反而能和谐相处了。他们的谈话内容也转到了社会活动和工作上。我呢,平常和母亲住在一起,星期天和寒暑假就到父亲居住的地方玩耍,父亲外出访友、讲学的时候,也常常带着我。

张:这样看来,离婚对他们而言或许不是什么坏事。可惜您父亲遇害了,您母亲当时是什么情况?

杨小佛:父亲遇害后,我母亲当然很痛苦。她送了这样一幅挽联表达她的心声。

上联是:“当群狙而立,击扑竞以丧君,一暝有余愁,乱沮何时,国亡无日;”

下联为:“顾二雏在前,鞠养犹须责我,千回思往事,生离饮恨,死别吞声。”

张建安采访杨小佛时合影(摄于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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