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复戡的草书观及其当代价值
朱复戡的草书观及其当代价值
朱复勘
朱复戡(1900~1989)现代篆刻家、书法家。原名义方,字百行,号静龛,五十岁后改名起,号复戡。浙江宁波人,生于上海。
自幼喜习书法、篆刻及绘画,七岁能作擘窠大字石鼓文,吴昌硕见之惊叹不已,称之为“小畏友”。十六岁时有作品选入选叶山房出版的《全国名家印选》。十八岁时,有正书局出版其字帖。二十三岁出版由吴昌硕题扉的印谱《静龛印存》,颇受时人推崇。早年还曾留学法国,归国后应刘海粟之聘,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1949年后从事美术设计工作。因工作需要居留山东。先住济南,后定居泰安。晚年致力于古文字和商周青铜文化的研究。编有《商周艺文精华集》。书法曾受沈曾植、康有为等指点,四体俱佳,尤长篆籀,下笔厚重拙朴,形神兼备,风貌别具。篆刻初学吴昌硕,后上追周秦古玺,同时广泛临摹三代金石文字,融会变通,自立面目。用刀爽辣,章法多变,意趣横茂。刘海粟赞其艺:“笔墨之间,渊如有思,醰然有味,游神于三代,冥心于造化。”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协山东分会常务理事、西泠印社理事。出版有《复戡印存》、《大篆字帖》、《朱复戡金石书画》、《朱复戡篆刻》等。
论朱复戡的草书观及其当代价值
盛诗澜
朱复戡的行草书在近代书坛独树一帜。他既打通了篆刻与书写之间的界限,又打通了篆籀与行草书之间的隔阂,形成了碑帖相参、刚健朴茂的艺术风格。他的书法观,不仅在当时就颇具颠覆性和首创性,在今天看来,对草书创作仍不失积极的指导意义。
一、草书要有法度--草自篆文出,字字有来历
朱复戡的草书观,最著名的莫过于“草由篆出”。他认为,“汉魏以降重行草,草书本由篆书出”(朱复戡长诗《白头吟》)。草由篆出,由朱先生发现,但并非他发明。“草书本由篆书出”表达的是:草书有法,法度是草书的前提;草书的结字规律符合六书造字法,“字字有来历,笔笔依规矩”。对草书字法,他历经十余年,编定、出版《修改补充草诀歌》,正是为草书正名,为草法正名。
朱复戡幼即熟读《说文解字》,对篆法烂熟于心,深谙笔法源流,质疑“草自真出”的论点;认为,怀素狂草缺乏字法规范,“当时捧之为圣为神,亦过甚已。严格论之,则恣纵有余,规范不足;笔少虚实,气势松驰;水言不分,结体散乱,且多乖误。”这里,“规范不足”“结体散乱”“且多乖误”,指明了素师狂草法度的缺失。
朱复戡认为,“羲之特重结体”,而“献之便多倾侧,言水相混,尤乱法度”,并指出《兰亭》一文字法错误极多,发出了“书法家而不通《说文》,亦可怪也”的感叹。
朱复戡认为草书有字法,能“写对结字”是写草书的基本前提。一件草书作品,假如字法乖误太多,规范不足,则作品的艺术价值也根本就无从谈起。
二、草书要有金石气——书刻先须通金石
如果说“草书本由篆书出”强调的只是一个客观历史事实,解决的是“草书要写对”的问题,那么,“书刻先须通金石”,则体现了朱复戡的基本审美取向,解决的是“草书要写好”的问题。有无金石气,是朱复戡判断一件作品艺术水准高下的一大重要标准。
朱复戡深受吴昌硕影响,书法创作也以金石气为追求目标。他说:“我把《说文》9353字记得滚瓜烂熟,又把石鼓、诏版朝夕摹写,有此基础,再上溯三代金文。吴昌老的金石良言我实践了一生,受用了一生。”
朱复勘的行草书作品中,金石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线条用笔有篆籀味,厚实、质朴、凝练。金文大篆用笔一般采用中锋,不以侧锋姿媚取胜,线条劲挺、拙朴、刚健,故有金石气。但朱复戡也并不一味中锋,他同时临习了大量的碑版作品,运笔时能够虚实兼到,灵活变通。因此,他的线条中有方圆变化,转笔处可见枯笔飞白,既稳健厚朴,又虚灵生动。
二是以金石章法入行草,浑密、厚朴、端穆。其行草作品的整体章法多取汉印之满实,显得端庄、浑厚,细节处则虚实变化生动,有时通过上下字的连笔与压缩加繁加密,有时则拉长线条舒展节奏,增加通气,故浑密中有绚丽多彩的变化,趣味无穷。
三、草书要有学术性——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
在《修改补充草诀歌(序)》中,朱复戡说道:
近来,有不少人要求学草书,说是“《草字汇》太芜杂,很多字分不清;《草诀歌》字太少,不够全面”,要我另写一本,加以补充。我认为,《草诀歌》不是字典,是单讲些方式方法的工具书;不够全面,可以补充——原书写的是“知其然”,我只补充一些“所以然”。“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那就可以融会贯通、机动运用了。
这段话,表达了朱先生又一个重要的草书观,即:对于草书创作,应“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有理解有思考有探索,方能有所成就。
朱复戡学问渊博,精通各艺,但广博并不是朱复戡的最终目标,“知其然”之后,他还要求“知其所以然”。将前人的经典理解吃透,化为个人独到的创见,形成个人独特的风格,这才是朱复戡精研各艺的真正目的。
他早年曾大量临摹二王书作,“晨夕浸淫,孜孜以还”,十年“未尝废离”。临摹之余,他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作《论二王书》题跋40余件,提出了很多全新的见解,如:二王之中,右军笔笔沉着,特重结体,大令轻巧取媚,尤乱法度,故献不及羲等。这些带有浓厚学术研究性质的题跋,体现出对经典的深刻理解和思考,故朱复戡的行草虽无二王形貌却有晋人风神,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化古为新。
四、草书要有实用性——平生极重书函
朱复戡的行草书作品,大多是自作诗、题跋、序稿以及各类书函信札,很少有抄录前人诗文的纯创作作品。朱复勘对行草书实用功能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朱复戡平生极重书函,晚年教导自己的学生也往往从书函入手。手札具有实用的功能,在书写时,往往不会像纯粹的艺术创作那样追求形式、造型上的精益求精,但也因此而自然率意、手随心转,从而也最能体现出书写者的学识、胸襟、性情与水准。晋人书札、明清人尺牍,无不于咫尺之间现天趣大美。
《行书致邓颖超信札》,文辞客气,用笔朴重,结字端稳,落款后加写附言,字体大小变化过渡自然,整札章法气势错落有致。
《行草书致黄若舟信札》,行文更加随意活泼,用笔多见刻意夸张,如“后”字的长撇、“县”字的末笔。撇画多用重笔,形成刀刻般的钝角。偶见脱字、写错处,或以小字随手补在列旁,或添加前后调整标志,布局随势而变,于行间茂密中注入灵动生气。
朱复戡草书观在当时未成主流,在当下,针对技术至上、装饰过分的情况,恰恰能够起到对症下药的矫正作用。
简单说,朱复戡草书观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正本清源。尽管由篆及草的书体嬗变过程已为书法史论家们广泛接受,但有意识地将这一历史发展事实引入习书过程的,却应者寥寥。大多数习书者,仍奉行千百年来的习书顺序,由楷入草。赵构《翰墨志》中所言“前人多能正书,而后草书”,至今仍被奉为圭臬。很多人据此以为,所谓草书,就是潦草、率意的楷书。
这样的观点,无疑是极其错误的。草书有法,其一点一画均有来历,且往往与楷书的结字方式不合。忽视了这一点,写错字就在所难免。朱复戡非常重视草书的字法,历经十余年心血,编定、出版《修改补充草诀歌》,正是为草书正名,也是为草法正名。
书法曾经被喻为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这主要是因为其书写的载体是文字。无论书法观念怎样发展,其书写的内容必须是汉字这一条始终没有改变。写对字是书法创作的最基本前提,而对于历来存在较多误解的草书,正本清源显得尤其重要。
(二)回归法理。草书讲究性情,故这一书体在个性张扬的年代特别容易产生共鸣,达到发展的高潮。当代人生活于宽松的文化大背景下,不再受传统观念束缚,敢于推倒前人经典,极其注重表达个性,因此,近年来书坛行草书大兴,各种流行书风盛行。
庄希祖说,当代行草书的流行书风,以“欹侧粗犷燥辣”为主要特征:结字方面,“横不平,竖不直,布白不匀称,重心不平稳,结构不紧密,点画不连贯”;点画方面,“以粗壮、毛涩、颤抖、残破以及墨色的枯焦、淡湿为主流”;总之,怪异、丑拙、支离成为流行。当然,怪异和丑拙并不就意味着艺术价值一定不高,魏碑中也常可见天真丑拙的结体,但以颠覆前人法度、彰显标新立异为目的的刻意怪异和丑拙,则一定是伪艺术。在片面强调个性的基础上,“草书无法”甚至一度成为流行观点,似乎只要随意书写,写得越怪,越有个性。
而事实上,草书一向都“戴着镣铐跳舞”,它的抒情、自由和个性之美,必须建立在严格的法度之上。朱复戡草书观中对于法理的强调和重视,以及他所归纳的关于形似、辨微、分离、移位、实虚、贯气等草书省减规律,无疑是针对草书无法之乱象的一剂良药。
(三)锤炼线条。草书的审美风格固然可以有多种多样,但不论是俊逸秀美,还是生拙老辣,都讲究线条劲健有骨。线条的质量,是决定一件草书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草书之病,往往就在线条的圆滑和轻飘。赵、董之书姿态秀美,笔致清丽,但学起来却易入魔道,因为那种流畅、圆润的运笔方式,加上行草书迅疾的运笔速度,很容易让习书者丢掉了线条的骨力,陷入薄弱之病。朱复戡自金石入手的草书观,将篆、隶笔意的朴厚、扎实,与碑版书法的雄强质朴、气势阔大,有机融入到行草书线条中,完美解决了草书线条轻滑之病。朱复戡的行草书中,少见圆润的曲笔,线条往往斩钉截铁、干脆利落,充满了碑刻书法雄峻、强悍、风发的意气;转笔沉着有力,绞转稳重,极具有张力;撇捺夸张,大开大合,又时见章草的挑笔,气息雄浑古穆。
值得一提的是,朱复戡的书法主张,从来就不是简单的以碑入帖,他强调的是“师古人然后知今人来处”。张美翊曾称“贤来字合篆隶草为一,此李仲璇法也”,说明他早年书法就表现出师承既广、融会又深的特点。金石气并非简单的以笔代刀,不是只要在线条中加入一点方笔就可以达到。它表现为线条上凝重、饱满、厚实的质感,以及结字章法上古朴、生动、自然的美感。其内涵无比丰富,值得今人仔细琢磨和研究。
(四)拓展内涵。书法是一种用线条来表现语言的艺术形式,过分看重书法作品中文字内容的价值,在今天看来似乎有本末倒置之嫌,未能触及书法美的本质内容。但无可否认的是,一件真正具有艺术价值的书法作品,如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苏轼的《寒食帖》,往往都能做到书写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书法作品,一旦被彻底剥离了文字内容,而仅仅被视为纯粹的线条艺术,则其千年来积淀下来的文化内涵无疑将大打折扣;书法线条作为“有意味的形式”,其意味的广度和深度,无疑也将因此而光彩大失。
字外功、文化修养,一直是当代书家的软肋。很多书家,具有不亚于古人的高超书写技巧,但缺乏思想,所写作品内容,不外是古人诗作、前人文稿。技法与内容的脱节,会使书家的情感与线条产生隔阂,书家的精神世界无从寄托。
张美翊曾对朱复戡说:“曲园本不以字名,然其古气、清气扑人眉宇,非胸中数万卷书,乌能如此!有清如袁随园、姚惜抱,不以字名,而今珍如拱璧,其故可思矣。”
朱复戡的书法观于张美翊的多读书之外,有了新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知其然而后知其所以然,实现对古人经典的思考、理解和化用;通过留意尺牍,多看多写,学习古人的雅人深致。朱复戡对草书学术性和实用性的重视和强调,对于拓展当代书法作品的内涵,无疑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看来,朱复戡、孙晓云,乃是书家中的明白人,而且,他们也不故弄玄虚、唬弄人。(哎呀,朱复戡居然是孙晓云的外公!难怪都喜欢说大实话啊!)
朱复戡 《白头吟》(节录)
我本江南—布衣,自幼爱好金石刻。
闻之先辈谆谆言:刻石先须通字学。
埋头苦读许慎书,象形会意细咀嚼,
九千三百五十三,连首带尾腹中纳;
信手写来大小篆,史籀李斯似旧识。
汉魏以降重行草,草书本由篆书出,
以篆作草宗张芝,出入羲献复颠旭。
学画初学阎立本,山水独喜荆关法。
浸淫於兹年复年,怡然自得忘岁月。
举目但觉远处清,揽镜忽诧头毛白。
欲登造极学至老,孜孜一生废寝食。……
中国书法史册,感谢您的关注和转发
赞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