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一专栏（7）——南、北传佛教造像主要样式与艺术风格述略
佛教自印度本土，经过两千多年的岁月，沿着不同的路径向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并且形成了几个重要的流派，而南传佛教、北传佛教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这种南北之异，不仅表现在宗教经义方面，而且也体现在宗教造像方面之不同。
传入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以及中国南方傣族地区的佛教，以小乘佛教为主，称之为“南传佛教”，其经典属于巴利文系统。
一、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
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英文：The Democratic Socialist Republic of Sri Lanka)，简称“斯里兰卡”，旧称“锡兰”。自前3世纪中叶佛教传入至今，2000多年以来佛教一直是斯里兰卡的文化主流。
阿努拉达普拉圣城为阿育王之子弘法处，始建于前5世纪。从前3世纪～10世纪，都一直是僧伽罗王朝的都城。阿努拉达普拉圣城时期，佛教造像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前3世纪～432），即斯里兰卡最早的佛教造像，是来自印度阿玛拉瓦蒂式的立像样式，以单条凸起的线表示衣纹。后期（432～993），则受到了印度笈多王朝的影响，手法比前期更为成熟，更为自由。
与阿努拉达普拉齐名的另一个古都波隆纳鲁瓦，西北距阿努拉达普拉圣城有90km之多。以波隆纳鲁瓦为都的历史时期（993～1236），也分为两个阶段。前者为朱罗人统治的时期，以印度教文化为主。后者，则是在1070年僧伽罗人恢复统治之后，而此时佛教文化得以恢复。佛教恢复时期的佛像，追求巨大的造像体量与尺度，追求个性化的表现，衣纹多以间隔相等的平行凹线来刻画。
丹布勒金寺是斯里兰卡著名的佛教石窟寺庙，是斯里兰卡现存最大的、保存最完整的洞穴庙宇，位于斯里兰卡岛的中部，在首都科伦坡城东北149km处，北距另一个古都康提60km。丹布勒金寺开凿于公元前1世纪，坐落在一座石山的斜坡上，是从山岩中凿出的寺院，共有五所圣堂，有佛造像石刻和壁画。其佛像造型，具有锡兰人的特征，面部椭圆，大耳低垂，肉髻上有高高的火焰状装饰物，着袒右袈裟，衣薄贴体，平行、等距的凸起衣纹紧紧包裹着躯体，躯下的覆莲座平面收缩呈束腰状，为别处所未见，颇具民族特色。
《坐佛》 斯里兰卡岛中部丹布勒金石窟寺 前1世纪
二、泰王国
泰王国（泰语：ราชอาณาจักรไทย），通称“泰国”。主要民族泰人是来自中国南部的移民。
6世纪，孟人在泰国中南部建立了他叻瓦滴国，以华富里为都。印度文明在中南半岛传播时，他叻瓦滴艺术则充当了极为重要的媒介。在佛教造像上，华富里沿袭了印度笈多风格的萨尔纳特样式，螺发整齐，衣纹贴体，几近全裸。整体的面貌，呈现出柔和、宁静、和谐的感觉。而在造像的面部形象上，又具有极为显著的孟人特征：双眉相连，嘴唇较厚，面颊较宽。8世纪～13世纪，在他叻瓦滴国的西北部，孟人以南奇为都又建立了诃梨明耶国，建筑和雕塑上都沿袭了他叻瓦滴国的艺术样式。而在11世纪～13世纪的两百年间，高棉人统治下的华富里兴起了新的美术流派，但也属于他叻瓦滴艺术的范畴。概而言之，华富里的雕塑，在面部造型上具有明显的本民族特征，前额凸出，鼻子修长而瘦削，下颏突出，压在前额的头发呈现螺卷形，头顶上的肉髻为角锥的形状。
12世纪，泰国被分裂，建立了清盛、清迈、素可泰、乌通等小国。这些国家主要是奉行锡兰系的小乘佛教，汲取了孟人和高棉人的艺术传统，并按照泰人自身的民族要素对佛教艺术加以本土化的改造。其青铜佛像，受印度波罗王朝的影响较大，身披透明轻纱，几近裸体。其主要特点：结跏趺坐，施降魔印，肉髻顶饰宝珠形的花冠。
12世纪～13世纪，以素可泰为都的素可泰王国的佛教造像别具一格，佛顶肉髻上有高高的火焰形状的装饰物（与斯里兰卡的肉髻饰物有所不同），其躯体较为柔和圆润，流畅的细长衣纹贴体透肉。
《佛陀行像》泰国素可泰时代 青铜造像 15世纪 53.5cm×15.2cm×17.8cm 美国诺顿西蒙博物馆藏
12世纪～15世纪，湄南河下游乌通王国的佛教艺术，标志着泰国美术由此而走向成熟，被美术史称为“乌通样式”。但是，其独立风格尚未形成，明显地受到了其他艺术样式的影响，显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一方面是受高棉人的影响，呈现“短、粗、拙、壮”的特点，其面型扁方，嘴唇方而厚，肉髻形似角锥，手指粗短，衣物厚重而不透明。另一方面是素可泰的影响，以“圆、细、秀、巧”为特征。其造像面呈卵形，双眼微合，鼻梁直通双眉，鼻子挺直且尖，嘴角有些上挑，螺髻似火焰，手指纤细修长，衣服薄而透明。
1350～1767年，大城王朝在湄南河流域建立，以大城为都。大城王朝的美术，是泰国最优秀的艺术样式。在雕塑上，主要是青铜佛像，早期受“乌通样式”的影响，后期则汲取了“素可泰样式”，最终形成了“大城样式”。其造像特征是，面相显得越来越清秀而瘦削，鼻子挺且直，双眉弯弯，火焰状的肉髻饰物长且尖。
三、柬埔寨王国
柬埔寨王国(Kingdom of Cambodia)，通称“柬埔寨”。 1世纪，高棉人在今湄公河、湄南河的三角洲以及缅甸南部地区建立扶南国，以交趾支那为中心，信奉印度教（尤其是湿婆派）和佛教。
5世纪～6世纪，扶南国末期的雕像风格古朴，受印度文化影响的痕迹较为明显，此风一直延续到前吴哥时代。9世纪初，帝国重新统一，建都吴哥城，史称“前吴哥时代”。初期，沿袭了扶南国末期的艺术风格，与本民族的本土艺术在冲突之中不断融合。高棉人在继承印度艺术样式的基础上，发挥了独特的创造力，从而形成了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高棉艺术。在衣服的处理上，通常是刻画一些线条以示着衣或者结构，扭动的臀部依然很夸张。神像的头部普遍顶戴宝冠，个别神像顶有角锥形的头饰。
9世纪时，高棉人完成了国家统一，建立了吴哥王朝，进入了史称的“吴哥时代” （9世纪～1369）。苏利耶跋摩一世（1113～1150在位）时建立了吴哥寺，标志着吴哥王朝的建筑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吴哥的建筑艺术和雕刻艺术可分为两个时期。9世纪～10世纪属于吴哥第一型，其雕刻艺术被称之为“巴云样式”，具有如下的特征：一道隆起的直线连接双眉，口部、眼部的周围描有双线（可能是纹面习俗的表现形式），下颏底部留有胡须状的尖状物。“巴云样式”初期以固定的直立造像形式来显示强有力的存在，之后便逐渐呈现出均衡与协调的发展趋势。11世纪～12世纪为吴哥第二型，其艺术风格也逐渐转型，不再强调、突出力量的表现，腰肢纤细略显扭动，而趋于对柔和、纤弱的追求。面部造型呈现出吴哥所特有的“吴哥式微笑”，双眼微闭，慈祥之中蕴含着神秘之感。在造像上，高高的颧骨，厚厚的嘴唇，具有高棉人的特征。吴哥时代的雕像，以石像为多，青铜造像较少。
柬埔寨吴哥窟（局部） 12世纪
四、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印尼语：Republik Indonesia）简称“印度尼西亚”或“印尼”。公元初，从印度南部渡海而来的移民，带来了印度文明，陆续在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等地建立了政权。
印度尼西亚的文化以印度教和佛教为主要内容，后被传入的伊斯兰教所取代。印度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印度—爪哇”美术风格，融合了外来的印度文明和爪哇的本土文化传统，经历了从公元初到15世纪的漫长发展过程。其造像，以石刻和青铜铸造为主，艺术风格与印度笈多王朝马土拉较为相近。但是，其石雕则较为出色，有自己的特点。爪哇人根据本地的石材质地创作出的石雕，具有粗犷、强悍、壮硕、雄健、挺拔的个性，而且英姿勃发，与印度传来的那种纤细、文弱、秀气、柔美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般来说，传入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和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的佛教，以大乘佛教为主，统称之为“北传佛教”，其主要经典属于汉文系统。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文：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简称“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数千年文化一脉相承、承传至今的文明古国。在西汉末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在东汉初年开始在社会上层流行。在广袤的中原地区，自两汉到两宋的千年之间，北传佛教中的汉传佛教大肆盛行，与中国本土的儒家、道家合流，形成了三教合一的文化主体。
中国的汉传佛教造像艺术，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隋唐两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在五代两宋时期又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 期间，在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多个佛教造像艺术的中心或者重镇，也形成“沙州模式”（甘肃敦煌）、“凉州模式”（甘肃武威）、“平城模式”（山西大同）、“龙门模式”（河南洛阳）、“青州模式”（山东青州）、“建康模式”（江苏南京）、“利州模式”（四川广元）等诸多的风格流派。总体来说，包括周边国家在内的汉文化圈，以“北传佛教”为主体的造像，在尊重造像仪轨的基础上，与汉文化进行了最大限度的融合，与中国绘画、书法等艺术的结合所体现出本土化、民族化、世俗化是其最大的共同特点。
云冈石窟第16窟 北魏兴安二年（ 453 ）
龙门宾阳洞中洞主佛 北魏景明元年（500）至正光四年（523）
《彩绘贴金佛菩萨三尊立像》 石雕 东魏（534～550） 山东青州龙兴寺出土
二、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现在包括南北两部分。北部是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朝鲜语：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简称“朝鲜”、“北朝鲜”，南部是大韩民国（朝鲜语：대한민국）简称“韩国”，又称“南韩”、“ 南朝鲜”。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朝鲜半岛充当着古代中国和日本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它既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时又对日本的文化发展产生作用。
历史上，朝鲜半岛先后兴起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朝鲜族国家，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公元元年前后，韩族辰韩十二部之斯庐部在朝鲜半岛东南部庆州（今庆尚北道）立国。350年前后，改称“新罗”。高句丽崛起于浑江流域，公元3年迁移至洞沟（今中国吉林省集安），建立九都城。后来，扩张至朝鲜半岛，于427年迁都平壤。百济是在1世纪时，由高句丽移民在今韩国首尔（汉城）建立的国家。
高句丽与中国的北朝相邻，深受北朝文化的影响。其佛教可能也是由北朝传入的，故高句丽的佛教造像也以北朝造像样式为基础，但流露出高句丽朴素的民族特色。百济通过高句丽接受北朝文化，又通过黄海接受南朝文化。384年，佛教从中国传入百济，再从百济传入日本（538）。百济的佛造像，兼受中国南北朝两种不同样式的影响，又具有自身的民族特色，造像呈现出温和的性格，面带微笑，“百济式微笑”就是“百济样式”的代名词。新罗与中国的中原王朝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受到唐文化的影响尤重。统一之后的新罗，初期的佛教雕塑受到唐朝的影响。8世纪，开始了新罗本土化、世俗化的发展历程，以庆州为中心，逐渐形成了民族风格，达到了发展的高峰，形成了“新罗样式”。
《背屏菩萨立像》 韩国百济时代 金铜造像 6世纪 通高8.8cm像高4.3cm 韩国三星美术馆藏
高丽（918～1392）先后灭掉了新罗和后百济，统一了朝鲜半岛。高丽与宋朝、元朝都友好交往，故而吸收了宋元文化的精髓。高丽早期（918～10世纪末），主要继承新罗的艺术风格，唐朝文化的影响色彩渐退，形成“新罗—唐朝”风格；高丽中期（11世纪～13世纪），表现为宋朝的儒雅风格，趋于表现现实，生活气息也较为浓郁；高丽晚期（13世纪初～1392），因为附属于元朝，受元朝的影响，藏传佛教也传入高丽，出现了藏传佛教艺术风格的作品。
三、日本国
日本国（英文：Japan）是亚洲东部太平洋上的岛国。自古以来，其文化的发展就离不开中国文化的影响。其佛教造像，一方面受到中国样式的影响，一方面创造了具有特色的风格。
日本的佛教造像，始于飞鸟时代(约593～710)，其上承古坟时代，下启奈良时代，以今奈良县的飞鸟地方(即当时的藤原京)而得名。538年，百济圣明王向日本钦明天皇赠送释迦牟尼金铜佛像一躯，标志着佛教正式传入日本。中国对日本飞鸟时代的雕塑有直接而主要的影响，同样对其产生影响的朝鲜半岛的百济和新罗雕像也是中国南朝样式影响下的产物。在飞鸟时代，中国南朝梁移民司马氏的后裔止利自成一派，其作品风格独具，显示出了与中国样式不同的特点。其造型，头部瘦长，眼如杏仁，口似仰月，表露出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古风式微笑；厚实的衣服，形成锐角形的衣褶，衣裾悬垂，并向两边扩张。严谨的等腰三角形造型所形成的端庄气氛，整体的抽象概括方法，是止利派特有的艺术风格基调。飞鸟末期的佛造像，出现了童颜、童形的独特样式，下半身极短，强调儿童的感觉，也为中国雕塑所未见的样式。
《如来坐像》 日本飞鸟时代 止利风格镀金铜像 7世纪 高30.8cm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710年，日本天皇迁都平城京(今奈良)，开始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奈良时代” (710～794)。天平年间，兴建了著名的东大寺。752年，作为这个时代象征和代表的东大寺主佛开光。此时的奈良王朝受到中国盛唐文化的强烈影响，又通过唐朝接受到了印度、伊朗的文化，从而出现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全面文化昌盛的局面，奈良时代的雕塑也显示出了完美的造型，完成了日本美术史上堪称第一次高峰的“天平样式”。在形式上，奈良时期保留了飞鸟时代的金铜佛像，又出现了夹纻像和塑像，形成了当时的主流。奈良前期，佛造像的面貌丰满，口部呈现出飞鸟时代所特有的微妙表情。近乎真人尺度的雕像，耳目部位保留着飞鸟时代的特征，显示了过度风格，也逐渐摆脱了前代所形成的程式化，衣着明显地薄起来，可以感觉到薄衣覆盖下面具有弹性的肉体，面部由瘦长而变得丰满，消除了以往生硬的表情，令人感到一股勃勃的生机和一些清纯之气。奈良盛期，就是大佛造像达到了鼎盛的时代，开始了新的“天平样式”造像风潮。从塑像上看，泥塑的手法易于表现肌肉结构和衣纹，因而成功地表现了极为自然的形体。从塑造方法上看，在动态、骨骼的写实方面出现了飞跃性的发展，面部表情更加丰富自然。奈良后期，东大寺大佛的铸造，据说耗尽了当时日本国所有的铜，迫使其雕塑不得不转型。唐朝高僧鉴真和尚随第十次遣唐使东渡来到日本之后，在唐招提寺创造了与日本以往完全不同的、新的木雕样式。从此，日本便以唐招提寺、大安寺为中心，大量制作木雕佛像，以代替金铜佛像。鉴真的到来，使日本的佛造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彻底写实性和欢畅的流动感。刘晓路先生说：“奈良时代的雕塑以佛营造为中心，完成了太平盛期的古典样式，其前后可以分别视为样式的形成期和解体期。这是艺术样式的发展极为规范的时代，它的样式成为日本雕塑理想主义的典范。”①
《毗沙门立像》 日本平安时代 彩绘漆箔贴金镶嵌木雕 应保二年（1162） 高102.5cm 日本旧中川寺十轮院持佛堂供奉 川端龙子氏捐赠
平安时代（794～1192）是日本最后的一个古代历史时期。平安时代，全国大肆兴造佛寺、塑造佛像，也创造了富丽堂皇的绘画艺术和装饰艺术。平安前期，虽然几乎都是木雕作品，但是却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精彩。其风格样式，主要有三类：沿袭奈良时代以来的传统古典样式；在真言密教中开拓具有神秘境遇而又接近传统的样式；唐招提寺讲堂木雕所开创的木雕技法被提高了严格的程式，成为一种新的艺术样式。其中的前两种，在木雕、干漆雕塑或者泥塑中有所反映，而后者则是完全以木质材料本色为主，而不加彩饰，也常常出现独木雕造的“一木雕”作品。平安后期，在近3个世纪的雕塑创作活动中，保留了唐朝样式的余风，而也在向探求日本样式的方向发展。佛师康尚在创作时一方面保留了木雕锐利的刀法，一方面促进了本土化雕塑“和样化”的进程。其子定朝则完全放弃了对木雕特性的追求，将干漆像、泥塑像、铜像等圆雕作品所具有的圆融、柔和特性，移植于木雕之中，体现出了对“和样雕塑”发展的新探索。定朝晚年创作的《阿弥陀如来坐像》，被后人尊称为“佛的本样”，其和谐的形象和圆润饱满的艺术造型，成为压倒整个平安时代的翘楚。②
镰仓时代(1185～1333)是以镰仓幕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武士幕府时代。从平安时代到镰仓时代的过渡时期，雕塑的发展从“定朝样式”中逐渐脱离，以嵌入玉眼的装饰手法而追求写实性与真实感，显示出了之前“定朝样式”所未有的强劲力度和实在感。在之后的复兴建造中，“定朝样式”日渐消退，而“天平样式”有所恢复。佛师运庆的创作，脱离了中央的造佛规范，在与新兴的东国武士阶级的接触中创造了追求量感和力度的新样式，即“运庆样式”，并在之后的相当长时期占据主导性地位。必须要说明的是，中国宋代的复杂衣饰，书写性、绘画性的塑造风格，逼真、写实的塑造手法，生活化、世俗化的艺术倾向都在日本当时的雕塑中有所反映，对日本的雕塑产生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越南语:Cộng hòa Xã hội Chủ nghĩa Việt Nam)简称“越南”，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的东部。大约在2世纪时，佛教从中国传入越南。越南的佛教，属于北传大乘的系统，尤其深受中国南方禅宗的影响。越南佛教史上形成了禅宗三大系，即毗尼多流支系、无言通系和草堂系。
越南的卡姆人深受印度文明的影响，以梵文为宗教和宫廷文字，崇信婆罗门教和佛教。卡姆人的雕刻，虽然受印度的影响较为明显，但是也有其自身的特色。如东阳（越南中部的古都之一）的佛陀立像，胸部及躯体光滑，质感柔软，腿部的直裰简洁而贴体，具有笈多风格；而眼睛、鼻子、嘴唇的外貌形象，却是明显的马来人的民族特征。明清以来，由于受到中国明清式样及闽广两地民众信仰的影响，越南佛像又呈现出中国化、平民化的特点。其造像，一般为螺发，肉髻低平，面部较宽，双目低垂，鼻梁并不刻意突出，嘴唇也较薄，着覆盖双肩、中衣结带的袍服。佛像以盘腿结跏趺坐、手作禅定印的坐式为多，立姿佛像则足踏莲花。不仅如此，越南佛像也有南亚佛像所具有的特征：如木雕佛像题材多为佛陀像，而菩萨像极少。因为南传佛教的国家多礼佛，而少拜菩萨。佛像的结跏趺坐呈单盘式，而非双盘，与斯里兰卡、泰国佛像的坐姿相同。部分佛像的头顶呈尖顶式，而于顶处置肉髻，还有呈现双肉髻的特殊现象。佛像五官面貌，既有中国闽广人的特征，也具有当地民族的特征，如嘴唇厚实，泰国、柬埔寨的佛像也是如此。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的说，不管佛教传播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就一定要和当地的文化相融合，一定要和当地的艺术相结合，一定要逐步实现佛教文化及其艺术的本土化，从而形成具有各自民族文化特色的佛教造像，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也会不断地发生相应的变化。也可以说，佛教传播发展的过程，就是佛教的本土化、民族化的过程。总体来说，南传佛教造像较多地保留了印度笈多王朝或者是波罗王朝的影响，也许和所处炎热的地理环境有关，所造佛像几近裸体，趋于生活的写实，然而也有夸张的成分，衣薄而贴体，装饰简洁、单纯。但是，各国的佛造像在具体的形象塑造与刻画上又都具有本民族的形象特征，呈现出神秘、诡异的色彩。北传佛教主要是受以农耕文明为主的汉文化影响较重，较含蓄内敛，沉稳庄重，衣服也较为厚实，装饰也相对繁复，也反映了北方民族的生活习俗。在造型上，也是各国自有各国的民族特征，世俗生活的气息较浓，已经基本上脱离了印度佛教造像仪轨的束缚，可以说完全是一种本土化的艺术创作。其中，对线条的运用与讲究，对形体气势与意象神韵的追求，则是北传佛教造像的独有艺术魅力。因此，正是由于南、北方不同民族的文化、艺术，与佛教文化进行了多层次、多方面、多角度的交流与融合，才使得这种具有一定共性的佛教造像艺术显示出了鲜明的民族个性化、南北差异化，从而形成了一个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佛国艺术世界。
（作者：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第三届秘书长，《雕塑》杂志原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