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西湖石雕篆刻艺术在我国历史上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特色是彰显了东方古代石雕艺术的精美绝伦。在石刻造型中，透露出古人的风情风貎，与外地古代石刻特点不同之处在于，除了摩崖洞窟佛教题材石刻以外，还有陵园石刻、墓志石刻、经文摩崖石刻，种类众多，分布广，在这些石刻艺术品背后，有着许多真实故事。唐以降，中原纷争,社会动乱,一度繁盛的黄河流域佛教石窟造像出现衰退，相较于北方而言，江南石雕艺术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吴越国时期，钱氏三代五王实行了一系列的“保境安民”国策，偏安一隅，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百姓免受战争之灾，安居乐业。如叶适所言：“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故以十五州之众,当今天下之半。”南宋时期，两浙获得了一百五十年的喘息，未遭战乱侵蚀，对于石雕篆刻，尤其是佛教石雕篆刻艺术得到了升华。由于吴越国与南宋时,官府提倡佛教,盛极一时,人有“东南佛国”之称。境内寺院林立，梵音不绝。”寺院之多，为史上罕见。《咸淳临安志》载：“九厢四壁，诸县境中，一五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含一十四州悉数之。”田汝成说：“杭州城内外及湖山之间，唐已前为三百六十寺，及钱氏立国，宋朝南渡，增为四百八十，海内都会，未有加于此者也。”由于西湖佛教造像的繁盛，促进了石雕篆刻艺术的兴旺，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发展,一直至今天，在杭州及周边地区尚保存了不少艺术珍品,雕刻精美，既吸收了印度佛教内容,保留了藏传佛教的精华,又糅合进了西湖的人文色彩，毫无疑问，成为东方雕刻艺术的宝窟。这些遗存的古代雕像，对于研究古代石雕与人文大有助益，如果打造一条弘扬西湖石雕与篆刻艺术的高端旅游线，对于提升杭州文化旅游品位，对于中外高层次游客不无吸引力，也提升西湖旅游业向更高层次迈进，增添杭州文化旅游的氛围。从民间来看，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湖区龙坞镇自发引成了“石刻一条街”，吸引了八方能工巧匠到此创业，无意中形成了一条产业链，推动了当地的石刻事业，不仅延续了历史脉络，为石雕行业升华做出了贡献，也推动了文创经济产业发展，功不可没。近日，西湖石刻定格为区级非遗项目，为它向更高层次铺垫了道路。
唐代经幢/原物
图：杭州文史
现存杭州最早石刻可追溯到唐代，今在延安路灯芯巷口原龙兴寺经幢就是例证。
龙兴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俗称唐经幢。始建于唐开成二年(837)，建主郑彻，同建造僧宗亮，同句当造幢吴中则，处士胡季良书，都料匠吴兴沈郁，弟咸刻字。幢高（光绪营造尺）五尺五寸，分八面，上刻陀罗尼经序和经文题记。唐经幢曾被湮没，明崇祯丙子年(1636)发掘归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由须弥座、磐石、幢身、檐子、短柱等组成。呈八角形。幢总高3.5米，其中幢身为1.7米，周长2米，顶部周围有高30公分的石佛造像16尊，经幢底座青石雕花，高57公分，周长4米。幢身为太湖石，其中三面已有明显的断纹，幢身刻经序和经文题记，文字基本完好，字大小为3x4公分。唐经幢是杭州现存年代最久的经幢，系“武林城中罕存唐人遗迹”，为杭州金石之冠，录于阮元《两浙金石志》。今为全国文保单位。据《龙兴寺志》载：经幢系崇祯九年(1690)从土中发掘，交盖经幢的八角亭乃同治十二年建筑，屋面青瓦出檐、象鼻雀替，亭内画栋雕梁十分精细。此经幢在文革期间，在破四旧时，有人用十六磅大锤企图砸毁，幸被人制止，但已留下伤疤残痕，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一九九七年，拆迁住户，辟地建亭，成为城区一景。
梵天寺经幢/原物
图：博雅荟
梵天寺在凤凰山南麓，建于唐天佑元年（904）钱镠。现仍存经幢一对，幢身有记，末署“乾德三年庚子朔十五甲寅日立，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王钱俶建”，幢高五丈，上刻经文。左幢身刻《大佛顶陀罗尼经》，右幢身刻《大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两幢均刻有建幢记，这是当时佛教艺术的代表作之一。
白塔岭白塔/原物
图：上城发布
塔是佛教产物，传释迦牟尼温涅槃后火化，烧出了色彩晶滢的珠子，称舍利，弟子将舍利分葬，建成一种覆铎体的坟，这种建筑被称为浮屠、浮图或佛图等。晋宋时，人们为此造了一个字“塔”，早先文献中没有这个字。塔传入中国大约是东汉，当时凡有佛寺之地就有塔。吴越国武肃王时，“寺塔之多倍于九国”。白塔在闸口白塔岭上，塔身刻有：“乾德三年（965）六月庚子朔十五日天下大元帅吴越王钱俶建”字样，用白石砌叠，仿木构楼阁式，八面九层，造型秀丽，雕刻精细。这种楼阁式塔形肇始于吴越国时期。
朱熹昙山题刻
泗乡昙山距城区约二十五公里。《定乡小识》载，有朱熹石刻：南宋绍熙五年，朱熹游昙山，留题一诗于棋坪石南侧：“颓然见兹山，一一见天作。信手铭岩墙，所愿君勿凿。”同年十月，朱喜重游昙山，摩崖正书于仙人洞侧：“绍熙甲寅闰十月癸未，朱仲晦(朱熹)南归，重游郑君次山园亭，周览岩壑之性，裴回久之。林择之、余方叔、朱耀卿、吴定之、赵诚父、王伯纪、陈秀彦、李良仲、喻可中(注：皆其门生)俱来” 。清代张道说“崖石完好，波画明丽，莹洁如常，精彩倍常，疑有神护。”清代《定乡杂著》有记“仲晦（朱熹）铭传石上刻，数行蚀尽藓斓斑。青山一一天然在，只欠园亭似次山。”今为市级文保单位。
杭州弥陀寺石刻
弥陀寺在弥陀山北麓，光绪初有外来僧在山之阴以《弥陀经》刻字摩崖。崖高约二丈，字大约五方寸，为桐乡李善登所书，寻倚壁建弥陀寺。门临溪水，有万工池，绿树成荫，从石桥一折而入，颇称幽寂。东钱湖石刻墓道选址依山近水，按宋代王公礼制，自上而下，尊卑有序，神道、石笋、石鼓、石羊、石虎、石马、武将文臣，相对而立。整体上来说，造型比例适度，线条流畅，精致传神，构成了一幅宋文化历史画卷。文臣戴冠穿袍，宽袖博带，面相慈善，沉稳含蓄，双手执禀，温文尔雅，心情舒畅又循规蹈矩，服饰不仅表达职位，也让人想到南宋一代，我国文化科技领先于全球，与社会的宽容度、尊重人性以及文人睿智大度不无关联。武将戴盔披甲，双手扶剑，体态雄健，气宇轩昂，威武肃穆，目光炯炯有神，不仅展示了雕刻艺术的高超，也解说了宋军在抗金、抗元战场上，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虽说全身铠甲，兵器执手，精雕细刻，仿佛也透露了几分内敛含蓄的儒将风范，找不到蒙古悍将的那股屠城凶残杀气。
石马披鞍系缉，昂首挺立，马鞍饰有缠枝花卉，海兽波涛等图案。南宋手工业精致跃然眼前。只是用于载人、载货的马匹，驯服温顺，那能与蒙古烈马的凶猛奔放相比拟。从马的姿态上，能看到农耕居民，勤劳善良，精于耕作与运输及手工业而不擅沙场杀戮。
石虎，呈现蹲伏，坚耳睁目，失去了猛虎下山的威猛恐怖，让人想到，宋代虽拥有当时人类最先进的社会科技与文化艺术，只是人不凶，马不烈，虎不威，羊不犟，长于耕读，温文尔雅，短于凶悍，很难抵御敌寇的入侵。东钱湖石刻公园是一个向世人展示古代精美石雕艺术品场所，也生动地解读了民族史册上一段艰辛历程。有专家认为，“北有秦陵兵马俑，南有钱湖石刻群”，此话不虚。上述石雕石刻，除了岁月风化侵蚀，战争及人为破坏以外，大多保持较好，如果开发一条弘扬我国古代石雕石刻的西湖之旅，一定会吸引许多中外高端游客，成为中国之行的最经典线路之一，也为西湖石雕“打包”申遗提供了确凿的依据。西湖石刻虽有年代久、门类多，数量众，雕刻精，线条流畅，解读历史等优点，但是，与我国的四大石窟，云岗、敦煌、龙门、麦积山石窟比较，也有若干薄弱点，诸如，分布分散，在上城区、下城区、西湖区、余杭区、东钱湖等均有，部分区域处于居民稠密地带，易于损毁，尚无触目标志性载体，宣传力度不足，一直藏于深闺无人识。
供稿：龚玉和
图文：杭州文史、劳志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