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建业：良渚、陶寺与二里头——早期中国文明的演进之路
良渚古城、陶寺古城和二里头古都的面积都在300万平方米左右，是目前发现的商代以前最为宏大的聚落遗址。本文结合早期中国历史文化格局的变迁，拟对这三处超大型中心聚落的结构功能、统治和影响范围、形成和衰亡背景等进行比较分析，希望藉此对理解早期中国文明的演进之路有所助益。
一
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存在着一个庞大的良渚聚落群。虽然其中的某些遗址早在1935～1936年就进入人们的视野，20世纪80年代以后更有莫角山遗址、反山墓地、瑶山祭坛和墓地、汇观山祭坛和墓地等重大发现，但良渚古城却是在2006～2007年的调查试掘中才得以确认1。
良渚古城大致呈圆角长方形，南北长1800～1900米，东西宽1500～1700米，总面积290余万平方米。城墙底部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宽40～60米，其上以附近搬运来的较纯净的黄土堆筑，现存最高约4米。城墙内外均有城壕。城的中心部位是人工堆筑的长方形的莫角山宫室区，现存高度8米，面积约30万平方米：中部是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等祭坛类土丘，附近有3万平方米以上的泥沙夯筑层和柱洞、沟埂、积石坑、红烧土坯等建筑遗迹，表明曾存在大型木构宫殿类礼制性建筑2。
在莫角山西北不到100米处是良渚文化最高级别的贵族坟山——人工营建的高达5米的反山墓地，发现的11座大墓当为良渚古城最高统治者的墓葬。先埋葬的9座墓中，级别最高的M12仅玉器就有647件之多，还不包括数百粒找不到归属的玉粒和玉片。该墓出土大玉琮（被称为琮王）、大玉钺、镶嵌玉件的彩绘漆盘和漆杯，有完整的神人兽面“神徽”，“说明墓主人是一位掌握军政大权和宗教法权的首领”3。其他8座同期墓葬虽然级别稍低于M12，但也当都是良渚古城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4。
在良渚古城周围约5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分布着130多处祭坛、墓地、居址、作坊等，至少可以分成三个级别5。祭坛当中级别最高者当数古城外东北方的瑶山祭坛和西方的汇观山祭坛。它们依托自然山体，由人工堆筑而成；基本为方形覆斗状，顶部面积数百上千平方米，用灰土围沟分隔成内外三重，气魄宏大且设计严整6，或许还有观象测年功能7。墓地当中仅次于反山墓地者为瑶山墓地，玉器上也见有完整神徽；其次为汇观山墓地，未见完整神徽，但仍有琮、钺、璧等玉礼器，仅M4一墓就随葬48件石钺，或许表明拥有较多军事权利。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还发现200多座少见或不见玉器的小墓。此外，在良渚古城以北发现有4.3公里长的人工堆筑的或许有防洪功能的塘山土垣，在古城以南有东西长约1公里的卞家山码头遗址。
整体来看，莫角山宫室区是良渚古城的核心，良渚古城可能又是良渚聚落群的政治、军事和宗教核心。良渚古城及其聚落群规模宏大、布局严整、结构复杂、等级分明、功能明确、规格颇高，完整神徽等礼制性标志物也绝不见于其他区域。莫角山超大型建筑群的建造需调动远不止一个聚落群的人力物力，反山、瑶山等墓地随葬大量精妙绝伦、凝聚了无数人心血的玉器，其制作可能在一套严密的组织内进行，且多被贵族阶层所垄断，专业化程度颇高。这样高程度的社会组织化，既需要浓厚的宗教氛围的感召，也离不开武装人员的强制。反山、瑶山、汇观山墓地既随葬象征军权的钺，又随葬象征神权的琮或璧，瑶山和汇观山墓地更是建在原来的祭坛之上，表明这些贵族生前可能既是左右神灵的大巫，又是统率“军队”的将军8，他们正符合良渚聚落群最高统治者的身份。更进一步来说，神徽、鸟纹、龙首形纹的普遍发现可能意味着整个良渚文化区已出现统一的权力9；而良渚聚落群毕竟规模最大、级别最高，反山、瑶山所出完整神徽又不见于它处，尤其刻纹玉器在兴盛期基本是从良渚聚落群向外分配10，故良渚聚落群可能为整个良渚文化的政治核心11。当时进入早期文明社会也自无疑问。
二
山西省襄汾陶寺遗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1978～1984年揭露出高规格大墓等重要遗迹，2000年发现城垣遗迹，以后又多次勘探发掘。
陶寺古城实际分两个时期。早期小城略呈长方形，版筑夯土墙南北（西北－东南）长约1000、东西（东北－西南）宽约560米，面积约56万平方米12。城外西南部有大片墓地，其中6座大墓长度3米左右，随葬玉钺、玉琮、玉璧、鼍鼓、石磬、石厨刀、木案、木匣、漆豆、彩绘蟠龙纹陶盘、彩绘壶等珍贵礼器13，仅M3015一座墓就有各类随葬品200多件。大墓墓主可能就是早期古城的统治者，与其他大量中小型墓葬形成明显的等级差异14。
中期大城略为圆角长方形，南北（西北－东南）最大距离约2150米，最小距离约1725米，东西（东北－西南）最大距离约1650米，复原面积应在280万平方米左右。南（东南）墙有两道，围成一个中期小城。墙宽8～9米，残高约4.5米。主要平地起建，南部有夯打基槽，其建筑方法为先在内外两侧分段板筑挡土墙，再在其间填土踩实或夯砸形成墙芯15。
在大城东北部，发现中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ⅠFJT3。该基址大致呈方形，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中央为主体宫殿的柱网遗迹，在280多平方米的长方形基面上，有3排直径0.5米左右的垫有柱础石的大柱洞。在此夯土基础中还发现奠基人牲，附近出土同期的砷铜容器口残片、石厨刀、彩绘陶器等16。该夯土宫殿建筑或许为陶寺古城的中心所在。另外，在大城东部发现大型窖穴仓储区，出土精美刻花白墙皮等。
在中期小城的中部，背依大城内侧南墙，有一大型半圆形建筑基址ⅡFJT1，总面积约1740平方米，可能为天文观象台，或兼具祭祀功能。该基址最外围为夯筑环形路基，向内依次为三层夯筑台基，中部为大致半圆形的生黄土台芯：其中心有一同心圆形夯土观测点，东南侧夯筑挖建10余道放射状观测缝。站在中心观测点从观测缝看出去，每一道缝都对应对面的崇山17。初步实地模拟观测结果显示，从该观测点可以观测到一年20个时节的缝中线日半出或日切18。
中期小城的西北部有一片10000平方米左右的墓地，其中有的墓葬如ⅡM22规格很高。该墓长5米、深7米，内壁以草拌泥带等装饰，四壁底部有11个壁龛。底有红彩木棺，填土中有人牲骨架。仅残留随葬品就有100多件，包括玉钺、玉戚、玉琮、玉璧、玉兽面冠状饰、玉璜、彩绘陶簋、漆豆等贵重物品，以及整齐排列的成组石厨刀、木案、一劈两半的猪牲等19。该墓规模巨大、规格甚高，墓主人或为陶寺古城的最高统治者之一，也或许同时是控制天文观测的首领。
可以看出，中期城址面积显著扩大、大墓规格提高、功能划分明确，又新出大型宫殿基址和天文观测设施，显然比早期有进一步的发展。
在陶寺城址周围也有若干早中期聚落，与陶寺古城组成聚落群20。附近的大崮堆山还有制备石料和磬、厨刀等石器毛坯的采石场21。再外围有包含中小型墓葬的临汾下靳墓地等22。这些聚落也有等级差异，级别较高者如下靳墓地，出土玉钺、玉璧、玉刀等，墓主人或为掌握一定权力的地方首领。但绝不见陶寺大墓出土的彩绘蟠龙纹陶盘、鼍鼓、石磬、玉兽面冠状饰、铜铃等高规格礼器，更不用说大型宫殿和观象台类设施了。可见陶寺古城不仅是陶寺聚落群的核心，也极可能是整个陶寺类型的核心。尤其近300万平方米的夯筑城址，或许要动用整个陶寺类型人群的力量才能完成，其玉器、漆器等的制作也有可能被陶寺古城集中控制。这是当时存在高度复杂的社会组织和高度发达的政治权力机构的表现，也是其进入早期文明社会的显著标志。
三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于1959年，此后多次进行发掘，揭露出多处大型宫殿建筑，但至今尚未发现城垣遗迹。
二里头遗址的二里头文化聚落可以分为4期。一期面积有100多万平方米，出土白陶容器、青铜工具、象牙和绿松石制品等，但聚落布局尚不清楚23。
二期聚落面积扩大到300多万平方米，在聚落中心偏东南部位由4条宽达10多米至20米的纵横交错的大路，围成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宫殿区，在宫殿区东部发现2座并列的夯土宫殿基址：3、5号基址。其中3号宫殿基址至少长150多米，是一座包括3个庭院的复合式建筑。在两座基址间通道之下发现长逾百米的木结构排水暗渠。院内还发现墓底铺朱砂的贵族墓葬。其中一座墓葬（02ⅤM3）墓主骨架上置一由2000余片绿松石构成的龙形器，龙身长64.5厘米，该墓还随葬铜铃、鸟首玉饰、嵌绿松石的白陶器、漆觚等珍贵器物24。城外宫殿区以南还发现铸铜作坊。
三期聚落总体依旧，变化之处有三：一是在大路围成的宫殿区内侧修筑宽约2米的宫墙，形成面积达10.8万平方米的宫城。二是东部3号基址废弃，该位置兴起2号和4号基址25；同时，在宫城西南新建1、7、8、9号基址；三是在宫城以南的作坊区出现绿松石作坊。这当中以1、2号宫殿基址规模最大。1号宫殿基址大体呈方形，总面积接近1万平方米；台基中部偏北为900平方米大小的长方形主体殿堂，四周环绕一周直径半米以上的垫有柱础的大柱洞，复原起来应为外有回廊的四面坡式宫室；台基四周围绕回廊，南面有3个门道的大门。2号宫殿基址为长方形，总面积4200多平方米；包括北部正中的主体殿堂，东、南、西三面的回廊和四面的围墙，南面的庭院和门塾。规模虽小于1号基址，但布局更加严整26。四期又在2号基址以北增加了6号宫殿基址27，在宫城和作坊区间的大路东部新建10号基址，其他大体依旧。
此外，在遗址东部、东南部和中部的宫城周围还有贵族聚居区，发现几十处中小型夯土建筑基址；遗址的西部和北部为一般居住区，发现小型地面式和半地穴式房屋、小型墓葬等；遗址中、东部有祭祀活动区，还有制陶、制骨作坊等28。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遗址内的几百座墓葬分布零星，且与居住区无明显区分，应当并非该聚落墓葬主体；宫城发现的少量中型墓葬，也应当并非二里头古都的最高级墓葬。
据对洛阳盆地偃师地段的系统调查，区域内二里头文化遗址125处，可以分成若干等级，但绝无第二处像二里头这样的超大型聚落29。二里头聚落以外的巩义稍柴等大型遗址最多有数十万平方米，出白陶鬶等珍贵器物，当为次级中心。而偃师灰咀很可能是主要服务于二里头中心聚落的大型石器加工场30。另外青铜器、玉器、漆器等珍贵用品的制作也可能被二里头古都所控制。尤其鼎、爵、觚、斝、鬶等青铜器礼器的铸造，是二里头文化区别于其他早期文化的重要标志。有人认为二里头国家为贵族物品特别是青铜礼器的生产和分配已经建立起了地区之间的网络，形成二里头“世界体系”31。这反映二里头聚落的控制和管理的范围和力度明显扩大。可以看出，二里头聚落在二里头文化一期已经是中原最大的中心聚落，二里头二期以后在整个早期中国也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二里头二期以后的宫殿基址规模宏大而又体制严整，数量众多又高下有别，表明当时已形成较为严格的宫室制度。已发现的中型贵族墓葬虽与宏大的宫室不相对应，但也绝不见于其他遗址，仍能显示出其王都地位。当时应已进入成熟的文明社会。
四
“早期中国文化圈”是指新石器时代至商代以前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彼此交融连锁而形成的以中原为核心的相对的文化统一体，也可称为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简称早期中国32。如果我们着眼于整个早期中国，会发现良渚文化、陶寺类型、二里头文化虽都以一个超大型聚落作为中心，都具备文明社会的特征，但分布范围、对外影响以及在早期中国中的历史地位却有着显著差异。
图一 良渚文化、陶寺类型、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和影响
左：良渚文化、陶寺类型 右：二里头文化
良渚文化曾被分为四期，绝对年代约在距今5300～4500年33。加上年代更晚的上海广富林类良渚文化遗存——第五期良渚文化34，年代下限就可晚至距今4300年左右35。虽然延续千年，但其兴盛期仅在中间三期，约距今5000～4500年之间。当时，其西的长江中游为势力强劲的屈家岭文化，拥有面积120万平方米的天门石家河古城等一批有城垣的中心聚落；其西北的黄河中游为幅员广大的末期仰韶文化，有郑州西山古城等中心聚落；其北的黄河下游为晚期大汶口文化，有泰安大汶口、莒县陵阳河等高等级墓地。良渚文化的范围主要在长江下游南岸的太湖周围，兴盛期扩展至江淮北部，最远到达鲁南临沂一带36。而影响则北达黄河下游37，西至皖西南和赣北38，向南甚至及于广东北江上游39；反之，其他文化因素则绝少见于良渚文化40。这显示良渚文化具有较为内向和封闭的性格。由于良渚文化的影响仅局限在东南沿海，不具备主宰早期中国、影响全局的王权，因此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偏安东南一隅的大邦国而已，我们可称之为良渚古国或良渚邦国。
龙山时代的陶寺类遗存，先曾被命名为陶寺类型，后又改称陶寺文化41。实际其早、中期流行釜形斝而晚期盛行肥足鬲，之间有着重大差别。我们暂称早、中期遗存为陶寺类型，晚期遗存为陶寺晚期类型42。陶寺古城只建造和使用于陶寺类型阶段，其绝对年代约在距今4500～4200年43。当时，其周围分布着中原龙山文化诸文化和类型：运城、垣曲盆地为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类型末期遗存，晋中、陕北和内蒙古中南部为老虎山文化前期遗存，关中地区为客省庄二期文化前期遗存，太行山以东为后岗二期文化前期遗存，中原腹地为仰韶文化谷水河类型末期和王湾三期文化前期遗存。再向外围，黄河下游和长江中游还有势力强大的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陶寺类型被局限在小小的临汾盆地，境况似乎比良渚文化还要艰难很多，但实际并非如此：其一，其政治控制不限于陶寺类型分布区，至少向南可达黄河沿岸。芮城清凉寺墓地从葬俗到玉器都与陶寺墓地很近似，精美的玉钺、玉琮、玉璧、玉牙璧等是该墓地级别较高的反映，不排除这些玉器就是从陶寺古城分配而来的可能性44。其二，其玉器、漆器等因素西向渗透到齐家文化早期和菜园文化当中45，表明至少西向影响已达甘宁地区。其三，文化构成上既有继承传统庙底沟二期类型的釜灶、盆形鼎、甑、深腹筒形罐、扁壶等因素，也出成套彩绘陶器、彩绘木器、玉石器、鼍鼓、石磬等具有鲜明东方色彩的因素，铜器尤其是砷铜冶炼技术又可能与河西走廊、新疆甚至西方存在联系46。这些决定了陶寺类型的多元文化特征和较为外向的性格。如果陶寺类型属陶唐氏遗存的推测可以成立47，则其偏晚阶段（发掘者所谓中期）当于尧的时代相当。据《尚书·尧典》等的记载，当时已设各种管理者对广大的中原地区进行一定程度的管理，已经存在以陶唐氏为核心的早期国家，其实际的政治影响或许能够涵盖早期中国大部地区；但毕竟影响深度不够、管理力度不强，早期中国仍是城堡众多、万邦林立的局面，还未形成世袭王权，最多达到雏形王国阶段。
据最新的测年研究，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大约在距今3750～3550年48。当时，其周围有豫北冀南地区的下七垣文化，关中甘青地区的晚期齐家文化，北方地区的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黄河下游的岳石文化，长江下游的马桥文化等。二里头文化正好占据着包括河南省大部和晋南在内的中原腹地。二里头青铜文明是在中原文化的基础上，接受西方文化的间接影响而兴起。而这个中原基础——王湾三期文化新砦类型，本身又吸收了海岱、江淮多种文化因素，具有鲜明的多元文化特点。这使得二里头文化极具包容性和开放性，对外拓展和影响的力度也远非良渚文化和陶寺类型所能及：尤其在二里头二、三期，它南向拓展到豫南，进一步渗透到江汉地区，东向波及江淮海岱，西向影响到甘肃东部，北向渗透进内蒙古中南部和西辽河流域。可见其对整个早期中国都具有深刻的影响能力。可作为二里头文化乃至于整个早期中国核心的二里头古都却偏偏没有城垣。其实这或许正是其不同于邦国、具有王者风范的表现，即如《左传·庄公二十三年》所言“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不仅如此，二里头文化时期城堡比龙山时代显著减少，也应是当时出现中央王权的表现。如果对照历史记载，二里头文化主体的确当属夏文化49，但只是晚期夏文化；它之前还有王湾三期文化煤山类型所代表的早期夏文化和新砦类型所代表的中期夏文化50。早、中期夏文化虽已建立王朝并形成世袭王权，中原腹地对外的影响也更加扩大，但仍邦国林立，和陶寺类型还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只有到以二里头古都为核心的晚期夏文化时期，才达到四海之内唯我独尊的真正的王国阶段。
五
良渚古城、陶寺古城和二里头古都及其文化，其兴衰过程和背景也都有所不同。
据研究，欧亚大陆气候从约距今5500年开始渐趋寒冷，降水也有所减少，至距今5000年到达低谷51。气候寒冷事件会使气候带和植被带整体南移，造成大范围的文化格局的调整，早期中国从此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在给长城沿线农业文化的发展带来严重考验的同时，却使得江淮地区水位下降，适于耕种和居住的平地大片出露，为江淮地区文化发展带来绝佳的机遇。良渚文化形成于约距今5300年，良渚古城兴起于约距今5000年，正与这次气候事件对应。尤其良渚地区崧泽文化遗存极为少见，而良渚文化遗存却突然大量出现，无疑与该地区水位的大幅下降直接相关52。
良渚古城及其聚落群的出现，虽有当地文化的基础，但总体上却应与太湖北岸末期崧泽文化的南向移动有关。不过就整个良渚文化来说，却基本是在本地崧泽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很少吸收其他地区的文化因素。相对内向和保守的良渚文化将几乎全部注意力都放在社会内部，短期内造就了较为复杂发达的文明社会，同时也营造着淫祀鬼神、奢侈浪费的社会习气，为后来良渚古国的突然崩溃埋下了伏笔53。
不过良渚古国的衰亡更主要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变迁。约距今5000年的气候事件过后不久，温度和降水又逐渐回升，至距今4500年左右到达新的顶点54。从而引起早期中国文化格局的重新整合，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即龙山时代。良渚文化及良渚古国恰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衰弱，很可能与江淮地区的水面上升有关。据勘察，良渚文化晚期堆积普遍被一层浅黄色粉砂质淤积层覆盖，表明良渚文化末期这里可能曾发生过洪水55。不过即便没有突然的灾难，良渚人在水位逐渐抬升的过程中也只好选择向外迁徙，浙江萧山茅草山、遂昌好川、温州老鼠山等末期良渚文化的出现均可能与这类迁徙活动有所关联56。不过，良渚文化末期大汶口文化已经挺进至南京一线57，可见外来文化的压迫也是其衰亡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良渚文明在龙山时代到来的时候恰好衰落了。
龙山初期的水位上升不利江淮却利于中原，这正是陶寺类型在晋南崛起的背景。陶寺类型的釜灶、斝、深腹筒形罐、扁壶、盆形鼎等主要日常陶器种类为继承当地庙底沟二期类型早期而来，而高领折肩尊和折腹尊、高领折肩瓶、折腹盆、侈口鼓腹或折腹罐、尖底尊、陶鼓、鼉鼓、钺、厨刀、琮、璧、璜等器类，以及陶、木器上的彩绘，大小墓的严重分化等因素，和庙底沟二期类型风格迥异，而与以良渚文化以至于大汶口文化晚期为代表的东方地区的文化面貌相当吻合。这就清楚地表明，陶寺类型的形成是东方文化西移，并与当地文化融合的产物。我们认为这次巨大的文化转变，关键在于颇具东方文化特点的陶寺类型对临汾盆地庙底沟二期类型的代替，对应《逸周书·史记解》所记载的“唐伐西夏”事件58。巧合的是，正是在良渚文化衰落的同时，陶寺类型在晋南兴起，而部分良渚文化因素也转移到陶寺。或许这个过程伴随着良渚文化人群的部分迁移。这也为庞大的良渚古城和陶寺古城之间找到了切实的联系。
和良渚文化相比，陶寺类型虽不算内向封闭，花费在玉器等奢侈礼器制作上的精力也比良渚文化少得多，但骨子里还是类似良渚文化的“东方模式”的性格：过分强调等级分化和社会分工，仍显奢侈浪费59。这样的社会在传统上同以朴实为主的中原和北方文化显得格格不入，或许是其不能持久的原因之一。
但陶寺类型衰落的根本原因还是气候变迁。大约距今4200年前后，随着一次气候明显干冷期的逐渐来临，北方文化依次向南推进60。随着晋中和内蒙古中南部等地老虎山文化的强力南进，陶寺类型覆灭而陶寺晚期类型形成。表现为陶寺等遗址东方文化因素的基本丧失，和老虎山文化斝式鬲的大量出现并进一步演化为鬲。我们曾认为这一文化变迁与“稷放丹朱”事件有关61。后来发掘者注意到陶寺中期和晚期之间确实发生过重大变故，表现为城垣被废、墓葬遭毁以及摧残女性等62，甚至与陶寺古城有密切关系的临汾下靳和芮城清凉寺墓地也有类似暴力现象。
同样在北方文化南进的大趋势下，不久就发生了王湾三期文化对石家河文化的大范围代替，对应禹征三苗事件，标志着夏王朝的诞生63。当时政治中心应在嵩山腹地的登封王城岗和禹州瓦店，属于王湾三期文化煤山类型。之后政治中心转移到嵩山以东，形成以新密新砦、巩义花地嘴为代表的新砦类型。距今3800年以后，随着气候再度向暖湿方向的转变64，王湾三期文化新砦类型西进，与西方半农半牧文化的东进余波在洛阳盆地正撞在一起，从而融合成面貌一新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青铜文明于是兴起。一次大的气候事件，给各地文化都增加了一次大的变革契机，但结局却大不一样。最终中原文化拔得头筹，周围地区黯然失色。
苏秉琦和殷玮璋讨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将中国早期文化概括为面向内陆和面向海洋的两个大区65。面向内陆的西北地区以黄河上中游为核心，与欧亚大陆中西部颇多联系，面向海洋的东南地区以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为核心，与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颇多联系，而在中原兴起的二里头文化是东西两大文化传统汇聚融合的结晶。正是中原地区“天下之中”的优越地理位置，成为兼容并蓄的二里头文明兴起的前提。
六
从良渚古城、陶寺古城和二里头古都的发展变化，差不多可以勾勒出整个早期中国文明的演进之路：最先于距今5000年左右已经形成良渚古国为代表的各个邦国文明，虽各呈异彩，但都偏安一隅、互不统属，而当时的中原地区正处于较为低落的时期。距今4500年以后形成的陶寺类型——陶唐氏古国终于靠近中原腹地，其影响由局部变为接近全局，但终究范围有限、深度不够，且未形成世袭王权，最多也只进入雏形王国阶段。其后中原腹地以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新砦等大型遗址为代表的早中期夏文化，其社会发展阶段仍然和陶唐氏古国没有太大差别。只有距今3800年以后出现在中原腹地的二里头青铜文明——晚期夏王朝，能够海纳百川菁华而又播之四海，对周围影响的深度和广度空前提高，才算形成稳固的世袭王权，进入真正的王国阶段。这一从邦国到王国的发展历程，与苏秉琦提出的“古国－方国－帝国”的文明演进之路基本吻合66，与修正后的“古国－王国－帝国”的演进之路更加相近67。
作者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