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明：读书那几年(下)
说到老师，不妨多说几句。
第二学期末的语文考试，成绩单发下来，没有我的。正纳闷，老师叫我跟他到办公室去。正是盛夏，办公室没开风扇，闷热得很。他从桌上拿起一张考卷递给我。我接过卷子，看到红笔划的等号上有个大大的数字：60分。
老师问，看出来没有，错在哪里？
我迅速地又扫了一遍，还是没发现，就摇了摇头。
老师一脸严肃，指着卷子说，这里，必然错成了必须，虽是一字之差，却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原则问题。但考虑到你平时的表现，不是有意为之，应是无意之失，所以只扣分，还是让你及格。
走出办公室，才发现背心都汗湿了。虽然心有不服，却如释重负般长吁一口气，庆幸自己又躲过一劫。
回教室是一个短下坡，站在坡上，可以望见坡下的青砖大楼和楼外土夯的院墙，墙上小门就是十一中的后门，墙外的菜地漫坡而上，在烈日下蔫头耷脑，坡顶露出的灰色大墙，墙头拉着电网。沿坡半腰横亘的小路，可以回家。往前走就是鸭儿凼。这颇为不雅让人想歪的名字源自一个美丽的传说：多年以前，凼边草木葱郁，清泉自洞而出，水面波光荡漾，时常漂浮着一群绒毛鸭儿。有缘人路过就会发现其中有只金鸭儿……
洋房子往窍中走，有一排平房坐南朝北，却居高临下，伫足俯瞰，坎脚的校园一览无余。门前坝子宽敞，绿树繁茂，零散点缀着人家砌的洗衣池，树间拴的晾衣绳，凌空飞越。玉梅，先洁，宣碧，还有汪儿，都在这里住家。
汪儿家我去过好几次，他借给我一本很厚的精装书，王力的汉语诗律学。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这些东西是我第一次见，感觉特别新奇，连更彻夜摘录，抄满了一个作业本。遗憾的是，我没得做诗的天分，又或许这书也并不适合入门的人读，兴趣盎然到后来就变得索然无味了。天性又散漫惯了，不愿意被格律的枷锁束缚，终究没舍得花功夫去认真钻研。
虽然没学会做诗，却有其他收获。
汪儿写字认真讲究，字写得纤丽娟秀，卷面更是整洁得一尘不染，着实令人羡慕不已。而我的字写得狗爬一样，知道字是打门捶，可就是写不好。便开始有意地模仿他的字，可是，模仿了一段时间，字还是写不好，又找不到毛病在哪里。有天，付老师看了我写的字，问道，你的字怎么歪起呢？我一听恍然大悟，终于找到症结所在了。再写就提醒自己把每个字的竖笔扶正，一下子，我的字就换了容颜。写作文的时候，老师站我身后看，我不知道，直到写完，他才说了句，你字写好了！老师的表扬，比什么奖赏都令人欣喜。
那时仍然兴贴大字报，用毛笔抄好粘在墙上，便引来众人仰头观看，就像公开发表作品一样。内容精彩吸引人，同样，一手好毛笔字也惹人欢喜。有练好毛笔字的想法却没实施。顺桥听我说了，当即就说要进城买字帖。我们四人便一同来到解放碑，在新华书店挑选。也说不上挑选，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应先临摹谁家的字，就一人买了一种。我买的颜真卿，顺桥买的欧阳询，泽辉买的虞世南，小维买的柳公权。
狠狠地练了一段时间，有些进步了，公开展示的机会也来了。我们写了一篇《全连在前进，一连五排怎么办？》我就抄成大字报贴在教室墙上，然后蹲在一旁观察同学的反应，特别留意那些字写得好的。看到了我希望的眼神，心里特高兴。
想做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是每个少年的梦。
学习不必说，自吹一句，龙文何须鞭影，不待扬鞭自奋蹄。要紧的就是把身体锻炼好，我选择的是晨跑。是年初，祥辉还没去渡口。约了几次，他喜欢睡懒觉，我就只好独自长跑了。
他原来的家就在我家斜对面，那年底，他们全家才搬到渡口去的，房子卖给了隔壁的陈家。他家门外有个小坝子，正对劳动村，劳动村那边的同学来了就在这坝子上小坐。新中曾在路灯下表演耳朵听字，迷惑了一众人等。
专门拿了个小本子，每跑一天，就画个圈。后来，密密麻麻的圈画满了，习惯也已经养成，便不再画。这小本子很多年后还在。
人们都还在沉睡，天上还有点点星光，我沿门前石板路，过祥辉家，拾级而上，穿过洋房子，来到帆布厂大门外的马路上。清晨的空气，凉爽而新鲜。
沿马路一直跑到物资局再返回。往回跑时，石塘口到红土地石栏杆那个坡又长又陡最是累人，常常在半坡就感觉快要坚持不下去了，气喘得厉害，腿酸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跑过几次后，我就知道了，只要熬过这个关口，人一下子就感觉舒服了，既不累，也不喘。
大约跑了一个月。有天我正脱衣洗澡。当时，几乎家家户户都没得卫生间，当然更没得浴室了，洗澡就在室内。烧好一大锅儿水，放一个洗衣服的大木盆子在屋中央，盆上放块搓衣板，倒了热水，再冲冷水，手摸着水温合适了，就坐在搓衣板上浇水洗。
祥辉进屋来，看到我打着光胴胴，说：你还在练长跑，怎么还是这么瘦？
我心里也纳闷，难道锻炼没效果？心里虽有疑惑，却并没有放弃。
又跑了半年左右吧，已经是热天了。
有天放学，我们仍然从十一中后门出去，沿着孙家花园的院墙，走菜地间的小路回家。走热了，我就脱下外衣系在腰间。祥辉在我身后，忽然跑几步上来，拉住我说，你的背好奇怪呀，怎么扇子骨这里有两条棱起的肉呢？我先不明白他说的什么。他又说，这里。伸手摸着，就是这里，你一动就有，不动没得，哦，好像是肌肉。
我先是吓一跳，后来很高兴，知道效果终于出来了。这才有了前面提及的厂区大道的旋风腿。
练拳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先是跟堂姐夫练擒拿。他是五处便衣，当年为参加全军大比武学的擒拿格斗。擒拿不仅讲技巧，也需要力道，而我自幼体弱，手无缚鸡之力，就又跟他学了一套功法叫海字劲。这功法站桩却是一字钳羊马，不知是否来自咏春？
当时既不知道咏春拳，也不知道太极拳，只听邻居讲过缠丝拳，说他哥哥的同学在练，跟陈道人学的，神秘得不得了，从不轻易示人。这位邻居也不会，只会一套四门，就教我练。
德全家有一本书，蔡龙云的四路华拳，我们也依葫芦画瓢，但飞天卧佛落尘埃几个高难动作始终没练成。一套青年棍，却耍得有模有样虎虎生风。
经常和我一起练拳的，除了德全，还有顺桥、泽辉、小维。清晨在塔山，晚上在窍中，练基本功，练单势，练拳架。
高兴的时候，带着邻家几个半大娃儿，携上各自的棍棍棒棒，浩浩荡荡来到窍中。我教他们练棍，却把邻居杨妈吓一大跳，悄悄尾随我们，以为我要带他们去打群架。
在窍中还真打过半次架。
窍中音乐教室前的坝子边，有单杠和双杠，我们几个晚上喜欢到那里去锻炼。
不知为什么，泽辉跟普渝吵起来了。也没吵几句，双方就歇下来不开腔。我还以为他们就此作罢了呢。泽辉便继续去拉单杠，可刚跳起来抓住单杠，普渝就在旁边说了几句难听的话。泽辉跳下来，普渝又闭嘴了。如此三番，两人就打了起来。
我在一旁，早就对普渝的做法来气了，忍了又忍，没忍住，突然冲上去就是一拳，正打在普渝的胸口上。他转身便逃。我们跟着追上去，他跑到音乐教室，拉住一位教师求救，说我们几个打他一个。
我也气盛，指责他太卑鄙。喊着说，我一个人跟你打，一对一，当着老师的面打，老师当裁判。他早就畏惧了。没打成，所以这一架只能算半次。
日子一天天过去，读书生活即将结束，初中就仿佛是一场人生的预演，让我们从懵懂到成熟，逐步经历各种生离。而我从未离开故土，所以，一直充当着送别的角色。
最先分开的是支援三线建设，本来是父母那辈的事，然而，父母走哪里，家也就跟着走了，没得选择。这种离别最是无奈。多少两小无猜，从此天涯陌路。然后是两批参军的。支边走的同学最多，一下子几乎走掉了一小半。
最令人羡慕的是参军和升高中，最轰轰烈烈的是支边云南。
最初知道云南，是在建生家。他家对面住那家人，老头姓余，烟厂的，余老头的大女儿秀云，长得跟她妈一样，个子高大，脸庞也宽大，1964年就支边到云南去了。
有次她回来，就在建生家里屋，王妈拉着她左瞧右看，晒黑没得。她则兴高采烈绘声绘色地讲着云南十八怪。当时她穿的云南带回来的少数民族裙子，在屋子中间转了一圈，扬起裙子下摆，喇叭花一样漂亮，说当地人里面什么都不穿。我坐在床边听，遐想驰骋，感觉她讲的地方蛮荒而神秘。
后来出了本《边疆晓歌》小说，奇丽的边疆景色，怪异的民族风俗，灿烂美好的青春，看得我心驰神往。
学校从3月份起，就开始吹风透消息，接着是大张旗鼓地宣讲，工宣队、军宣队、边疆来客，在台子上轮番神吹，把边疆描述得比书中的更加具体、更加美好，在同学面前展现出一幅幅西双版纳的美丽画卷，莘莘学子无不为之怦然心动热血沸腾。火候差不多了，才开始正式动员，由个人写申请、递血书，直到5月份，名单公布出来了，我们班十三位同学获批。
顺桥、泽辉、小维，还有我，四人如同结义兄弟，一进俱进，一退俱退。我们四人也交了一份扎根边疆的决心书。
母亲得知我的举动，一时慌了神。她在重庆没有亲人，认赵家妈当姐姐，有什么大事要拿主意，就会去找她。看我冥顽不灵执意要去云南扎根边疆，知道劝不住，就到庆新村去请来了赵家妈。
赵家妈有个妹妹在云南，我们喊满姨，她是亲身经历，又是大实话，举了很多例子，说那里并非人们描述的那么美好，到那里去了的人才知道有多么艰苦，你这身体肯定吃不消。
显然，劝说起了作用。就在我们练拳的塔山上，决定了我们四人的命运。
那天晚上，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特别黑暗。我们坐在奶妈坟的山塆这边，身后是红苕地，间种着玉米。坡下的五一村也没得灯光，只有远处的弹子石电影院灯光闪烁。我们静静地坐着，没有人说话，旁边的地里，有庄稼轻微的叹息，似乎还有夜露滴落的清冷。
坡脚的路边曾立得有两根高高的方形白色石柱。两柱顶端，一雕青狮，一雕白象，人们叫它奶妈坟。传说是奶儿长大后，考取了功名，回家报恩，就给奶妈修了这座坟。大炼钢铁时，柱子就倒了，倒在地上不知摆了好多好多年，后来，残柱也不知去向。
顺桥和小维到那边密集的玉米地方便去了，我和泽辉犹豫了一阵才开口，而要说的都一样，家人坚决不同意支边，说出来，心里就畅快了，然后就迅速统一了意见。等他们回来，听到我们的决定后，惊讶万分，想不到只去屙了一脬尿，情况就翻天覆地。
决定不去了，却又十分为难，如何去跟班主任讲呢？开不了口。最后，就跟写决心书一样，写了一封信，署上我们四人的姓名，把我们自己狠贬了一番，比喻成老人家说知识分子墙头草和山间竹笋之类。
忐忑不安地来到文化馆，付老师家住在后面坡上。他正吃饭，听到我们喊，就出来招呼我们进屋去。我们哪敢进屋，把信塞给他就跑了。远远地看付老师，他打开信看了一眼，笑了笑，就进屋去了。
朝夕相处小两年，突然一下走了这么多人，对同学心灵撞击的力度可想而知，这个时候用什么形容词来描述他们的心情都不为过。
惜别，留恋，接二连三地约会，都是珍视彼此，为了挽住相处的时光。
最先在玉梅家，她在支边之列。27日晚，男女同学来到玉梅家，条几上已经摆好了炒胡豆和热茶。她母亲周主任忙前忙后，十分热情，见同学们有些拘束，就建议我们从政治方面相互提意见和希望，还是没人响应，又提议大家唱歌来增添喜色。扭捏推让了一阵，男女生才一起合唱。合唱完毕，有人提议女生独唱，女生不愿意，歌唱不下去，恰好这时有人把香烟拿了出来，有同学反感，有人认为这个时候了没什么，观点不一，你争我吵，十分热闹。
经过昨天的磨合，也许是想通了，次日在刘小维家就和谐了许多。
29日下午，学校开了欢送会。晚上，我们十几个男同学又聚在刘小维家里，还宣称要狂欢一夜。有同学把女生也喊来了。有了上一次相处的经验，这天每个同学都放开了，嗓子好不好，大家都扯起喉咙唱歌，或男女同学分开唱，或男女同学合唱，没有扭捏和推让，只有兴奋。虽然仍是一些革命歌曲，但却唱得情意绵绵，婉转悱恻，每个音符满满的都是深情和依恋，令人闻之无不心有戚戚焉。
我们班男女同学小学起就界限森严，从芦稿坝开始破冰，直到这一刻才彻底解冻。即使有人又开始散烟抽烟，也再没同学出来反对了，学生时代的诸多顾忌和羁绊，在顷刻间土崩瓦解。
另外，就我个人而言，还有那几天发生的两件小事忘不了。
一是劝和了孝弟与新中。如果说普渝是第一个挑战孝弟权威的人，新中就是第二个。新中在班上是渐渐崛起的，包括他的个子，也是不知不觉中窜到了挺拔和伟岸。他去边疆后，我们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书信往来。
二是支边离渝前夜，同学们仍然依依不舍，又约起到另一同学家去，正走在塔山脚下那条马路上，聊得兴高采烈，就被窍中的红卫兵拦了下来。
虽然复课，但文革还未结束，学校仍然有红卫兵。派出所把他们召集起来，晚上在马路上巡逻。一群十四五岁的学生，仗着背后有组织撑腰，耀武扬威，逮到穿小裤管的，穿花衬衫的，穿塑料凉鞋不系绊绊靸着鞋子走路的，二话不说，兜里掏出剪刀，就把小裤管剪开，把塑料鞋子的绊绊剪断。裤管以六寸为界，小于六寸，就叫小裤管，属当剪之列。
想想之前我们跟在军人后面，臂戴红袖章，闯入别人家，扣押家人，白天黑夜轮番看守，名曰动员知青上山下乡，实则强行收缴户口，同学的手背被人咬伤也无所畏惧，不也是这股劲头吗？
这批学生叫六九级，也是按小学毕业时间算。个子最高那人显然是头，盛气凌人的样子。说泽辉穿的塑料凉鞋没把绊绊系好。他跟泽辉都住在这条马路坎脚下那几排房子，打开门就看得见，没想到一旦戴上袖章执法，就翻脸不认人。
我在泽辉旁边，又自恃能说几句道理，看不下去，一激动就上前据理力争，忘记了那是个不讲理也讲不清理的年代。虽然对方已经哑口无言，却还是喊来民警把我带到了大佛段派出所。这个意外的事件，后来想起，真是扫兴。
1971年6月3日，支边青年离开重庆。
我们在广场目送同学上了汽车，然后就一路小跑到弹子石码头，乘轮渡过河，又跑上朝天门，乘客车赶到菜园坝火车站。
火车站门口人山人海，好不容易才混进去，没想到月台上的人更多，挤匝密匝，万头攒动，都是来欢送支边青年。我满以为他们进站后会先到月台上来，至少得举行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嘛，还认真地准备了几句离别祝福的话。
等候的人都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等候。绿皮火车也安静地卧在轨道上。
忽然，人群轰地一声骚动起来了，所有的人都往火车边拥。我们也随潮涌动，踮起脚尖望。有一队人马浩荡而来，领头之人高举着重庆支边青年大旗，管乐队紧跟其后，一边走一边吹奏，进行曲雄壮而振奋人心，乐队后面才是这次将远赴云南的支边青年。旗手和乐队走进月台，继续演奏，有人催促着招呼支边青年直接就上了火车。
他们上车后，立即从窗口伸出头来，一双双泪眼，都哭得发红了，在人群里寻找自己的亲朋好友；月台上的人仰着脖子望，然后往窗口挤，挤拢了仰起头伸出手去握车窗里伸出来的手。送的人和被送的人都在哭，一旁劝的人劝着劝着也哭了起来。
我也挤到了窗前，找到了班上的同学，都哭得很伤心。我和他们握手时，根本无法讲那些预先准备好的话，一声再见才出口，泪水就夺眶而出。
可能是担心场面失控，高音喇叭突然说，列车将提前二十分钟开出。汽笛随即拉响，仿佛是一声号令，情绪的闸门敞开，人们的哭声瞬间变成了惊天动地的号啕。火车在哭声中驶离车站，那声长长的汽笛越来越遥远。
看不见火车影子了，送行的人还站在月台上不动，高音喇叭再次催促：欢送的同志们，请回家去吃午饭了。人们这才恍然回过神来，抽泣着离开菜园坝。
大约一个月后，收到新中来信。信里展现的是一幅原始景象，一座连着一座的大山，植被茂密，古木参天，荒僻寂寥，人烟稀少，交通非常不便，工作繁忙而紧张，无非是开山伐树之类。早上6点起床，晚上11点睡觉，军事化管理。很多人有上当受骗的感觉，不满的情绪悄然滋生。
他们的相继离开，曾经的集体从此分崩离析，班就不再成其为班。班当时叫排，一连五排。剩下的一些同学勉强支撑，基本没再正规上过课，不是上黄桷桠拥军，就是下白沙沱担砖，或者乘小火车到重钢厂捡废钢铁，挨到1971年7月30日，学期终于完结。
短短两年，我们的读书时代就结束了。没有毕业考试，也没有典礼颁发毕业证书。那些尚未开始的故事和难以尽述的往事，也都在校园内随风散去，仿佛我们根本没有来过学过和爱过一样。
学校留给我的最后印象，是11月6日那次返校。
极其神秘，不透半点风声，突然就通知回去听传达中央重要文件，又突然就扔下一枚重磅炸弹：林彪叛国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
我懵了，虽然之前社会上已经有些传闻，但不愿相信会是真的。我生平第一次感觉这个社会无法理解，这个社会上的人无法理解。盲目的信仰开始在怀疑中动摇，思想中那个由单纯善良和美好构筑的世界，轰然坍塌。
我们理解不了的事，暂且搁置，同学们各自顺应各自的人生轨迹，走出校门各奔前程，我顶替进了裕华纺织厂（那时叫红卫纺织厂，之后叫重棉三厂）。
那天，天气骤然变化，朔风紧起，彤云密布，又纷纷扬扬地下起了满天瑞雪。踏着碎琼乱玉进厂，开始了新的生活。
王辉明，1953年生人，长年居住在重庆南岸区弹子石。曾在《重庆日报》《重庆现代工人报》《南山风》《火花》《重庆工人作品选》《山西青年》等报刊发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