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之后,历史发生了什么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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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应该很熟悉的华人学者、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博士黄仁宇说,“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11、12 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这不是黄仁宇一个人的溢美之词。在海外汉学界,许多学者都相信,宋代已出现了近代化转型。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说,“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欧洲宋代史研究的先驱、法国汉学家白乐日曾发起一个庞大的宋史研究计划,宣布要研究宋代如何比西方更早地成为“现代的拂晓时辰”。
不过,这些持“宋代近世说”的学者,可能只注意“唐宋变革”,而忽略了后面还有一个“宋元变局”。13世纪,元朝先后灭掉金国、南宋,统一大江南北。这一次改朝换代,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而言,事关重大,因为意味着宋朝制度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裂。
宋元易代发生的制度断裂,主要体现在哪里呢?我们简单举几个例子。
其一,宋人提出,“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这种观念完全不见于元朝,恰恰相反,元朝实行“投下分封制”,将征服来的土地、人口与财富分封给军事贵族,作为他们的私产。
其二,宋人相信君臣之间是一种公共关系,君臣之间,“各有职业,不可相侵”。但入元之后,这种公共性的君臣关系被私人性的主奴关系代替,臣成了君之奴仆,许多元朝大臣哪怕贵为宰相,按照草原惯例,也需要入宫服役,伺候皇上。这就是“家臣制”。
其三,由于君臣关系变成了主奴关系,君对于臣,当然有生杀予夺之权,想当廷打屁股就当廷打屁股,就如惩罚自己的奴隶,没什么不可以。这就是“廷杖制”。
其四,宋代实行募兵制,入伍基于自愿,而不是强制,国民基本上已不用服兵役。元朝则将一部分家庭划为军户,这些家庭必须出成年男丁到军队服役,父死子替,兄亡弟代,世代相袭。这就是“军户制”。
其五,宋朝的官营手工业多实行“和雇”与“差雇”,“和雇”指官府从劳动力市场上招聘工匠,是自愿结成的雇佣关系;“差雇”则带有强调征调性质,但官府需要按市场价向工匠支付工值。元朝却将全国工匠编入匠籍,每年强制他们到官府或官营手工场中劳动若干天,工匠的劳动属于劳役性质,没有薪水,也不容逃避。这就是“匠籍制”。
其六,汉唐时期,居民出远门需要先办理通行证,叫做“过所”;但到了宋朝,“过所”制度已瓦解,居民获得迁徙自由,只有进出要塞关禁时需有“公凭”。但元朝时,官府为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又要求出远门的民居必须先向户籍所在地的衙门申请、办理通行证,这张通行证叫做“路引”。
其七,宋代之前的城市有夜禁制度,入夜即禁止居民上街蹓跶。宋朝时宵禁制开始松懈、瓦解,出现了繁华的夜市,24小时营业的商店,但元代又恢复了宵禁,入夜之后,禁钟响起,即不准居民出行、饮宴、点灯。
其八,宋代之前还有奴婢贱口制,奴婢(包括政府的奴婢、私人的奴婢)属于贱民,在法律上他们被定义为“畜产”,跟牛马猪羊一样。宋朝基本废除了奴婢贱口制,奴婢不再是奴隶贱民,而是出场劳动力的良民。元朝的宫廷、贵族、官府,又开始占有大量奴隶。
元王朝的这些制度,主要继承自金国、辽国体制、蒙古草原旧制,以及唐朝的一部分制度。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元朝有“投下”制度,一部分人口被划为“投下户”,他们是属于诸王、贵族等封建领主的私属人口,不列入国家的编户齐民,不承担国家的赋税徭役,而是替领主执役,是领主的奴隶。这一“投下”制度,同样存在于金国、辽国,是草原部族的奴婢制遗存,与唐朝的官户、部曲体制也有一定渊源,但跟宋朝制度毫无关系。
也就是说,元朝建立的制度,与“唐宋变革”以来的宋朝制度文明之间,发生了一种断裂。这个制度上的断层,不仅仅出现了元朝,而且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因为朱元璋建立明王朝,由于严重缺乏立国者的创制智慧,几乎全盘继承了元朝的制度遗产,比如前面我们说到的分封制、家臣制、廷杖制、军户制、匠籍制、路引制、宵禁制、奴婢贱口制,等等。
从经济制度的角度来看,朱元璋建立的体制甚至比元朝的还要落后,比如说,元朝的海外贸易还是延续宋朝制度,海外贸易非常发达,但朱元璋却实行严厉海禁,禁止中国商民出海,诸蕃国非入贡不准来华贸易。朱元璋对市场、商业、金融都不感兴趣,他建立的政府,主要也是靠以紧缩的财政、实物征收的农业税、全民配役的劳役维持运作。历史学者将这套财税体制称为“洪武型财政”。
洪武型财政下,是不可能有什么“资本主义萌芽”的,明王朝用了一二百年的时间来摆脱洪武型财政,中晚明之后,随着军户制、匠籍制、海禁制度与朝贡贸易制度的松弛,一条鞭法的推行,洪武型体制才宣告解体,繁华的工商业终于脱困而出。但此时,跟明王朝灭亡已经不远了。
清兵入关,清承明制,实行的大体还是洪武型体制,1793年,即大清乾隆五十八年,乾隆皇帝拒绝了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提出的通商请求,这不奇怪,因为乾隆皇帝跟朱元璋一样,都是眼光短浅的帝王。直到晚清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破门而入,又摊上太平天国叛乱,在巨大的战争成本压力下,清政府才不得不将征税的重点转到商税、关税,兴办洋务,发展实业,重新拉开近代化转型的时代序幕。
之所以说“重新”,是因为类似的近代化,早在宋代时已经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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