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绪论（四）

七 古代都城考古方法

1.从“已知”到“未知”的早期古代都城认知问题

如同其他科学研究一样，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中，对“未知”古代都城（主要是早期古代都城）的考古研究，应该遵循一种普遍的、基本的科学研究规律，即从“已知”探索“未知”。了解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史是掌握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已知”的重要手段。在“已知”前提下，对“未知”提出符合现有科学知识的假设，通过田野考古工作，认定或修正、或否定其假设，从而推动古代都城考古学的发展。

2.都城考古工作要自始至终贯彻宏观与微观、“面”与“点”相结合，全面调查、勘探与重点发掘相结合的原则

都城考古的“面”，就是从宏观上解决都城位置、环境、布局形制等。都城布局形制是都城考古最重要的内容，它主要包括城墙、城门的分布，都城的形制，路网与分区。此外还有与都城相关的城外附属遗存（如礼制建筑、陵墓、离宫等）地望的确定与分布状况。都城布局形制的考古研究重点是都城“基点”——大朝正殿与都城轴线及宫城。

都城考古的所谓“点”是指“微观”的研究，也就是具体发掘对象的研究，这是深化、究明都城宏观考古研究所必需的。“点”要选择有代表性、有对比性、有参照系、有典型学术意义的考古研究对象，考古发掘与研究的诸“点”之间应该具有科学的、内在的关联性、逻辑性，通过诸“点”的考古发掘研究，揭示其相关的规律性，深化“面”的考古研究。

都城考古应以宫城考古为重心，先秦时代宫城考古应以宫殿、宗庙等主要殿堂遗址考古为中心。秦汉时代以后，宗庙等礼制建筑移出宫城，但其仍应为都城考古的重点发掘与研究对象。当前尤应注意的是，先秦时代都城考古中，要认真、准确地区分朝政宫殿与宗庙等礼制建筑。都城考古要优先选择反映都城政治性的物化载体作为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对象，它们主要是宫城、皇城、宫殿、官署、武库、宗庙、社稷、明堂、辟雍、灵台、圜丘、地坛等。

古代都城遗址一般地面调查很难取得科学的、精确的考古资料，必须在全面考古调查基础之上，进行考古勘探。大面积寻找遗址、遗存“线索”，可以利用相关遥感技术（主要是航空遥感、地面遥感）、地球物理勘探技术（物探技术）等。古代都城城墙、城门、建筑遗址等的具体方位、走向、形制及一般时代推测等，需要传统洛阳铲的考古勘探解决。考古勘探是古代都城田野考古的基础性、长期性、不间断性工作，是古代都城宏观考古的基本方法。

选择都城中的重点遗址进行发掘是科学研究中“点”的解剖，这是加深对都城考古学基本要素深层次认识所必要的。重点遗址的选择要有代表性、典型性。这些又要求对“面”有较全面的了解，否则代表性、典型性遗址难以“筛选”出来。都城考古中全面调查、勘探，与重点发掘必须有机地结合。目前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存在着行政上将二者分别由钻探队与考古科研部门分开各自进行工作的情况，这显然是违背都城考古学的运作机制和科研工作规律的。都城考古中的遗址勘探是该学术课题的重要科研步骤，勘探和发掘是都城考古完整、统一、有机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目前在都城考古学中也还存在着全面调查、勘探与重点发掘结合不够的情况，其主要倾向是对前者在都城考古学中的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上有待强化，运作力度上有待加大。

都城考古工作的开展，在基本解决都城布局形制的前提下，对若干都城考古学基本要素中子课题的选择，要有明确的先后次序，“切入点”应从宫城、宫殿、宗庙等皇权（或王权）和国家政权的集中体现物着手。都城考古工作要渐次由政治性载体（宫殿、宗庙等）向文化性、经济性载体展开，由都城中心向周边展开。

3.都城考古规划的长期性与规划实施的阶段性

规划的长期性是就都城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整体性而言的，它要分成若干子课题。子课题要与实施阶段性相一致，子课题设置要考虑到科研成果的形式，田野工作要目的明确、步骤清楚。都城考古学中的田野考古、室内整理、报告编写、综合研究要形成良性循环，克服课题研究周期过长的问题。

4.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中的“地层学”与“类型学”应用问题

关于地层学方法在古代都城考古的应用，应特别注意作为地层中遗物的建筑材料与建筑遗迹的地层共存关系。一般来说，都城重要建筑遗址大多呈现出“一次性”堆积，属于该建筑物不同时期的建筑材料遗物处于同一地层中，这往往给遗物断代研究带来极大困难。都城建筑物大多是重要建筑，如宫室、宗庙、陵寝、官署、武库、寺观等，而这些建筑始建与使用年代，有的见于文献记载，因此作为这些建筑的时代上下时限是基本清楚的。如我们根据历史文献记载，知道秦咸阳宫始建于战国中期毁于秦末战火，那么该遗址秦文化层中出土的建筑材料遗物时代就限定在战国时期至秦代。为了进一步区分战国时代秦王国与秦代遗物，我们可以把秦咸阳城遗址与秦始皇陵相关遗存出土的同类遗物进行比较研究，解决秦咸阳城遗址中秦始皇与其以前秦国相关遗物年代学问题。需要说明的是，考古学文化与王朝的更替不是必须同步的，它们之间没有时代上的必然联系与相互关联。如汉长安城武库，始建于西汉初年，毁于王莽末年，该遗址汉代建筑堆积层中出土的瓦当时代跨度就包容了西汉一代。而建章宫、桂宫始建于武帝，废弃于西汉末年，这些遗址的汉代堆积层出土的瓦当时代上限不会早于武帝时代。利用后者的遗物就可以与“武库”出土遗物进行比较研究，区分出西汉时代中期前后的遗物。若要进一步使西汉一代大型建筑遗址出土遗物分期更细，还可利用西汉王朝200多年间不同时期营筑的11座帝陵陵寝建筑遗址出土的遗物，可将西汉一代不同时期出土的建筑材料等遗物的上限分别排列出来，解决都城大型建筑中使用时间长、建筑堆积一次性形成，建筑遗物断代困难的问题。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秦汉以后历代大型建筑遗址出土的相关遗物（主要指建筑材料）分期断代的研究。如唐代砖、瓦、瓦当分期研究，多年来一直进展不大，若以唐代自唐高祖李渊献陵至唐僖宗靖陵的关中18座唐代帝陵陵寝建筑遗址出土的砖、瓦、瓦当作为基本考古资料，各陵出土的砖、瓦、瓦当时代上限准确，依次排列，将较好地解决唐代砖、瓦、瓦当分期断代问题。

5.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中的多学科结合

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是一个系统学术工程，它涉及诸多学术领域，因此需要进行多学科结合研究。其中有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的应用，也有人文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合作。以早期都城为重要研究内容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探源工程，其中在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中的多学科结合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多方面重要学术成果。

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安阳殷墟遗址、汉长安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唐两京遗址、辽上京遗址、元上都遗址等都城遗址进行的城址遥感与物探、地理信息系统建立、测年技术应用、生态环境复原等许多方面，推动了相关都城考古研究的进展。它们充分显现出自然科学技术在古代都城考古学应用中的广阔前景。

古代都城考古与历史学、历史地理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古文字学、铭刻学、古钱学等相关学科结合，使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更加深化、细化。

古代都城考古的多学科结合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推动了学术界的“科学化”“现代化”，提高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含量”。

结束语

长期以来在古代都城研究中，把究明都城（或城市）地望、形制、布局与建筑技术作为其主要学术研究内容。当然，这在古代都城史、古代都城考古研究的“起步”阶段或前期，是学科发展过程中必要与必需的，但是不能说这是古代都城研究的终极目标。中国古代都城作为古代国家历史的缩影，考古学家研究古代都城，是力图通过古代都城这样一座集国家政治统治、经济管理、文化礼仪活动、军事指挥于一体的历史活动平台，探索它们所折射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礼仪活动方面的重大历史及其发展变化规律，这应该是考古学关于中国古代都城研究的学术定位。

在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中，我们力图使这一研究“透物见人”，通过古代都城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及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在都城考古学的应用，使我们在中国古代都城研究中，了解到更为深层次的历史信息。如：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之于史前时代到王国时代、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的历史发展的研究，可以通过“宗庙”与“宫殿”在都城布局位置上的变化、各自建筑形制上的发展，折射出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的此消彼长。又如，西汉王朝都城——汉长安城的宫城为未央宫，此外都城之内还有长乐宫、北宫、桂宫、明光宫等“亚宫城”，汉长安城中上述宫城与“亚宫城”并存的空间形式，实际上反映出西汉王朝的“二元政治”。以往的考古学研究，对此大多只是“描述”上述考古发现物化载体的“表象”变化，而历史文献对这些“表象”也是大多语焉不详。以上所述，反映了考古学透过都城遗址的“物质遗存”，解析、探索“人”及“社会”的历史的科学研究特点。

王朝的更迭、都城的兴建是历代统治者的“国之大事”，因此关于都城建设与古代都城史研究，历来为官方与学术界所倍加重视。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推出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及80年代中期在中国兴起的世界遗产事业热潮，作为不可移动的、重要文化遗产的古代都城，越来越备受社会关注，相关的古代都城研究越来越“升温”。

随着田野考古资料整理手段的改进、科研经费投入力度的加大、学界和科研管理部门的重视，一大批古代都城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或研究专集相继出版[166]。这些古代都城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的出版，为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研究的深入进行，提供了重要科学条件。从1928年殷墟考古开始，至今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已经走过了90多年，我们现在有必要对90多年来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的发展作以较为全面、深入的总结，回顾取得的学术进步，分析存在的学术问题，探索今后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的发展方向与技术路线，从而使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在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中发挥更为重要的“龙头”作用。

本书分为绪论、上编与下编。上编是关于中国古代都城的考古发现，下编是关于中国古代都城的考古研究。上编按照历史编年顺序，分成“早期中国”（包括“夏”）、商、西周、东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的都城考古发现；下编按照古代都城相关考古学内容，分成古代都城考古史，古代都城与古代社会形态，古代都城与古代文明的形成，古代都城城墙、城门、礼制建筑、苑囿、武库与市场及工商业等相关专题，以及古代都城中的个案研究（秦咸阳城、北魏洛阳城、元大都、金中都及明清都城与中轴线、帝王庙等）。

[166] 相继出版的古代都城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主要有：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科学出版社，195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1955～1957年陕西长安县沣西乡考古发掘资料》，文物出版社，1963；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等：《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汉京师仓》，文物出版社，199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6；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骆希哲：《唐华清宫》，文物出版社，199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汉礼制建筑遗址》，文物出版社，2003；福建博物院、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发掘报告（1980～1996）》，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汉钟官铸钱遗址》，科学出版社，200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兴平侯村遗址》，三秦出版社，200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阳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武库》，文物出版社，2005；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200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桂宫：1996～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宋太庙遗址》，文物出版社，2007；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备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宫苑遗址：1995、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魏坚：《元上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仁寿宫·唐九成宫——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196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姜女石——秦行宫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元中都——1998～2003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5；杜金鹏、许宏主编《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杜金鹏、王学荣主编《偃师商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刘春迎：《北宋东京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汉长安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杜金鹏、钱国祥：《汉魏洛阳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区改造保护领导小组：《唐大明宫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解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商城》（第一卷），科学出版社，20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5；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渤海上京城——1998～2007年考古发掘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9；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齐故城》，文物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