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们生活的世界一直就是这么魔幻

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简直让人哭笑不得：说的是年前英国某地的消防员在一场大火中救下许多猪仔，岁月如梭，这几年猪也长大了，那个农场主为了表示对消防员们的感谢，将这些猪制成的香肠送给他们品尝，消防员们吃后直竖大拇指表示美味。

感觉自从猪这个物种被人类驯养之后，就成为了最悲催的物种（当然，在伊斯兰教那里它们有不同的待遇），养肥了也要死，养瘦了也活不了，有时候还会因为各种奇葩的原因，被种族灭绝。

公元845年，当时的唐朝皇帝颁布了一系列的排佛圣旨，其中一条规定以后国内禁止养猪。来听听他给出的理由：猪的毛色为黑，和僧服的颜色相同，所以猪是佛教僧人的象征。

公元1293年，也就是忽必烈去世的那一年，朝廷又下令禁止养猪。虽然并没有具体内容的圣旨可看，但这次的理由极有可能仅仅是因为“猪”与“主”同音。

到了明朝正德年间，民间又忽然流传了一则消息：“上巡幸所至禁民间蓄猪”，此时正德皇帝正要到扬州游玩，于是这一路上所有的地方都在卖力的杀猪，那些因为养的猪太多而来不及宰杀的农民，只能将他们的劳动成果成批的赶到河里溺死。

而这次杀猪的理由同样荒谬，因为“猪”与明代皇帝的姓氏“朱”同音，又因为谣传吃猪肉会生疮，所以二师兄们就又遭殃了。

这些事情可不是现编的，而是我在一本海外汉学著作——《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里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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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让你不可思议的又何止这些。

就在正德年间的杀猪浪潮进行的同时，民间还在疯狂的进行着另一项运动，嫁女儿和藏寡妇。这事看似和杀猪毫无联系，其内里确有着相同的逻辑。

宫中的太监吴经先期抵达扬州，要为皇帝寻觅一处宅邸，自然也要为皇帝准备服侍他的女人。用我们看惯古装剧的思维，这时大家不都应该很高兴吗？有朝一日家里出了贵妃，那还不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明武宗正德帝

可是事实却不像我们想的这样，因为“皇帝要女人”，民间发生的恐慌情绪要远远的大于兴奋。而且这样的疯狂行动在历史上可不只是出现过一次两次，早至公元977年，晚至1715年，均有记载发生过大规模的婚嫁潮。

其实不管是杀猪还是嫁女儿，我们想一想，普通人能看到圣旨吗？官府又可不可能发起这样的运动呢？他们又有没有这个动员能力呢？答案是否定的。

所以，不管是杀猪潮还是婚嫁潮，都是一种民间的自发行为，他们靠着口耳相传，分享着同一种焦虑和恐慌。从这些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出，皇帝对于古代中国的普通人，与其说是受人敬仰拥戴的共主，不如说他是一种未知的恐惧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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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出于对高高在上的皇权有所畏惧而做出疯狂的举动还能让人理解的话，那下面这些“自己吓自己”的事就更让我们这些读者匪夷所思了。

这些谣言都涉及到了一个中国特有的元素——“气”，气在传统文化中被认为是一种高深的存在，它类似于西方文化中所讲的“灵魂”，却又远比那个体系来的复杂，因为它是可以修炼，甚至转移的。气被认为是高度浓缩在胎儿、内脏和头发等身体部位中，而且小孩子的气是最为纯洁的。所以关于盗窃胎儿、孩童甚至割掉器官去炼丹的行为，常常会引起社会巨大的恐慌。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其实中国古代战争、饥荒中的食人现象远比这些个体刑事案件来的残忍和悲哀，但是在造成社会恐慌的严重程度上，它们却并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原因就是这个练“气”、补“气”的一整套神秘主义生存哲学在影响着千千万万的普通人。

用胎盘、甚至小孩的器官炼丹是一种常见的谣言，《讲故事》书中还记载了一段更玄乎、更典型的“采生”之术（有人想利用孩子的魂魄制造小鬼去害自己的仇家）：

“活割（受害者的）鼻、口唇、舌尖、耳朵、眼睛，咒取活气，剖腹，掏割心肝各大小快，晒干，捣罗为末，收裹，及用五色彩帛，同生魂头发相结，用纸作人形样，符水咒遣往人家作怪。”

不管这些人有没有一套理论在做支撑，但这种精细复杂的程序足以让我们相隔千百年仍能从这字里行间体会到恐怖，更别说当时听说的人了。

因为宋元两代经常出现这样的刑事案件而造成集体恐慌，所以关于“杀人祭鬼”和“采生”这种巫术已经得到了官方的重视，被明代法典列入禁令管制。国家虽然可以明令禁止这样的法术，但是当事情已然发生，并造成巨大影响时，在消除社会恐慌方面，政府能做的似乎不多。

除了炼丹、吸魂长寿这样的事，还有一些关于“打生桩”的传言更让人不寒而栗。

公元739年，唐代的都城长安开始流传一个谣言，说是有小孩被埋在明堂之下用做地基。明堂是武则天时期修建的用于证明自己合法性的建筑，所以影响巨大，而这则谣言的威力也是巨大的，当时长安的人们纷纷带着孩子出逃，甚至把他们藏到了山里。

后来这样的谣言一直到清朝还在流行，甚至到了现在，南方地区还时不时的传出这样的新闻。

与杀猪、嫁女潮一样，这些关于孩子的恐慌，同样出于一个似真非真的来源。可能有关妖术的案件确实发生过，也可能武则天真的把孩子压在了塔楼下。但这些事情都可以被看做个案，对于言论的发酵，则是另外一方面的问题了。

关于孩子被杀、被割器官等谣言的传播，书中讲到了很可能就是这些游方术士们在推波助澜，因为没有了这些恐怖谣言的流传，那么他们存在的基础就要被削弱很多。至于武则天，那我们都可以想象，在他和李唐宗室的斗争中，任何谣言的传播都是有理由、有背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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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面讲到的这些谣言，书里还陆陆续续分析了很多其他的事例（喜欢鬼怪故事的真推荐大家看看）。不过看完这些故事，我就一直在想一件问题：

英文版书影

谣言真能至于智者吗？

通过这些事例我们已经看到，谣言并不都是空穴来风，甚至很多话可以说一开始的时候都是言之有据，但为什么就在传播的过程中被层层加码，到最后甚至连基本内容都变了呢？

用本书作者的话说：谣言的一大特点就是让你听到它们都发生在你的邻居身上，一切听着就是那么的真实。而是它还自带震慑效果，告诉你谁谁谁都已经知道了，并认定为真，可见此事影响力之大。

那么在一个并没有真正公开的信息交流空间的情况下，在集体恐慌情绪的笼罩下，有没有可能出现能力独一份，能识别谣言真假的人呢？

可能有，但绝不是因为他的智慧，而是他的信息搜集能力比别人强。

依靠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优势，现代社会已经能快速的对谣言进行甄别和“辟谣”，然而古代的中国人并没有这样的能力。据书中所讲，他们在解决谣言的过程中（归根到底是消除人的恐惧心态），往往是把罪责归于一些不处在社会中心地带的“边缘人”（比如乞丐，和尚之类的），或者是外来者（商人，外国传教士等）身上，以社会的压力甚至国家的权力对他们进行迫害，以此来释放集体的焦虑情绪。

在这一“替罪”的过程中，所谓智者的“智”就完美的表现出来了，他的智慧不是在于能甄别和鉴定谣言的真假，而是能够识别出造成谣言广泛流传背后的社会情绪，是焦虑？是恐惧？是愤怒？只要有效的排解了这一情绪，那么谣言就变成了一件普通的事。

在这个中国特色的意义上，我理解了谣言止于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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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很多人说我们的社会是魔幻现实主义风格，言外之意就是有很多超出我们常识、意识甚至三观的东西存在。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都是文字能表述的事情，而这个世界上，特别是中国的社会中，还有很多东西只能靠言传身教。

这本书的作者（荷兰汉学家）田海就发现了汉字的这个局限性。他觉得传统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依赖口头传播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文字所起到的作用相当有限。

所以，要想了解传统中国，要想理解历史上不断出现杀猪、嫁女、藏小孩的逻辑，我们就要学会听故事和讲故事，将这些经过口头传播的“小道消息”与经过文字记载的“伟光正历史”结合在一起看。

这样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时代的“魔幻”也不过如此。中国人的路走到现在一直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只是我们不知道或者没注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