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散文‖【表哥的“后遗症”】◆杨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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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哥的“后遗症”
表哥的“后遗症”有些年岁了。睡意中看似平静的人，忽然“扑腾”一下爬起来，扒拉着被窝，似在寻找着什么？
周末，一家人聚集在姑妈家，平日亮亮堂堂的房屋热闹得一下缩小了许多。当年姑妈从住了半辈子低矮的土坯房，搬到如今繁华地段宽敞明亮的楼房，这种跨度，让姑妈激动得好几宿没合眼，她说像做梦。
人呢可能越觉得珍贵，越希望有人一起分享，特别是那个一起走过青春走过贫穷，却无法同享富贵的人。姑妈经常挂在嘴边的那个人，是我早年去世的姑父。
姑父去世那年虚岁刚六十岁，如今看来是多么年轻的年龄，电视里六十岁的刘德华让人觉得还是个活力四射的小伙子，而被姑妈常提起的姑父已离去二十多年。
那年秋天，姑父突然晕倒不省人事，送到医院诊断脑出血，当天做了开颅手术，三天花去两万余元。近处的亲戚朋友趟了一遍后，为拼凑治疗押金，一辆大金鹿自行车载着表哥从黄河西岸辗转到东岸，去远在市里的同学借款。来回一百八十里的路程，到家已是深夜。那时五千元算不得小数目，表哥觉得放哪儿都不踏实，干脆揣进怀里钻进了被窝。奔波的疲惫让他很快进入了梦乡。漆黑的深夜，突然一个魅影一闪而过，表哥喊叫着一骨碌爬起来，光着脚丫冲向门口，继而又返回床上拨拉着被窝喊：“我的钱！我的钱呢？”深更半夜的哭喊声把表嫂惊呆，面对表嫂的疑惑，他紧紧攥着从被窝里找出的钱，哭笑着说：“我看到有人来偷钱，把我的钱抢走了。”
在九十年代中期，如果说贫穷还是农村大地的普遍现象，姑父的病让这个家的贫穷又向大地深陷了一层。当年表哥兄妹三人相继考上大学，工作后兄弟两个又相继娶妻生子，家里花钱的事多，进钱的项少，有次姑妈开玩笑地说，家里的欠款摞起来快赶上咱家的土坯屋高了。这一说法自然有些夸张，贫穷压得他们喘气都不顺畅是真的。住院两个多月，姑父一直挣扎在死亡的边缘，高额的医药费逼得一家人透不过气，押金不足拿不出药，病人只能干巴巴地躺病床上等。花费了四万六千多元后，姑妈对表哥说：“你爹就这么大寿限，他已经拖累的咱家乱七八糟，咱不治了，咱回家！”
回家，曾是多少游子们的期盼，可此时的回家，却注定了永久的别离。那天，六十里的路程走得泪如雨下，它成为后来姑妈一家人一辈子的痛。虽然医生一再告知，活过来的希望极其渺茫，可如果在医院走完最后的分秒，或许能切断亲人们很多的愧疚和幻想。
安葬完姑父，姑妈跟表哥到了县城，卖掉老宅的房屋只偿还上部分急需欠款。那些年，像姑妈家这样因病致贫的家庭，并不陌生。就如曾经热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如果说，疼痛仅仅是一个人的痛，那么因病致贫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则造成了一个个家庭的痛，众多贫困家庭的出现，最终汇集成整个社会的痛。
姑父走后的几年间，表哥经常从睡梦里惊醒，捉贼逮小偷，翻腾被窝寻找钱，这一“后遗症”不断上演，让睡眠不好的表嫂苦不堪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中国大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姑妈家也在变化中步入小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些以前在电影里羡慕的场景，早已成为生活的日常。表哥家里新买了轿车，姑妈拥有了独居的楼房。
以前，姑妈种地交公粮交提留，现在不种地还月月领养老金，村里年年有分红，尤其医改政策的落实，让老百姓不再惧怕看病住院，这一利好让年迈的姑妈不住地絮叨和感叹，让姑妈把姑父挂到了嘴边。“他可真是个穷头，是真没享受上，福都让我一个人享了。”
去年，八十五岁的姑妈检查出胃癌，表哥和表弟商量再去大医院看看，不留下遗憾。兄弟俩先陪姑妈去省城，又去北京，总感觉姑妈年龄还不算大，还有很多的好日子等着。
在当地他们先为姑妈办理了慢性病医保，平日拿药能报销70%以上。以前许多自费的抗癌药和营养支持药物，近年也相继纳入了医保，姑妈进行的免疫靶向药物治疗就是其中的一项，住院一次花费九千多，只管交上身份证和合作医疗证，不必为住院押金犯愁，出院报销后拿上自己负担的2千余元。结算后表哥感叹不已。
姑妈已连续治疗一年多，每次姑妈不着急出院，儿女们也不着急。有次姑妈悄悄对我说：“你姑父生病生得真不是时候，如果赶上现在的好政策，国家给报销药费，那时我咋会让他出院回家呢？他可真是个穷头！”
姑妈说这句话时，姑父去世已整整二十三年。姑妈说这句话时，折磨了表哥多年的“后遗症”，已有好几年没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