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同学催彩虹屁系列，其实我们的彩虹屁们已经几乎囊括了全部传播学大佬，而且每个大佬都有非常具有仪式感的专题推送；也有本花做的一系列考试必备高逼格语句与多场景彩虹屁用法，所以今天这章内容就是我们「2019彩虹屁🌈」系列的终章。喔也有可能现在这些你也没记住——其实我一直觉得彩虹屁不再多，而是要把你用熟了的几个放在更多的场景中用，让它与你的答案更具有契合性才好，大家可以综合我们的多期推送，整理10句左右：「俺の考场加分彩虹屁」，然后快快乐乐的在几天之后用起来。
本系列食用方法
用得好的这些理论就不仅仅是彩虹屁，那就是流星雨！那就是你的星辰大海。毕竟如果大家都和本花学的莫斯可来阿多诺去的，那再高级都不高级了，所以今天这些必须大家好好地把握好自己的水平，在材料、问题可以辐射到的理论范围内，在恰当的时候搞出来，那必然技惊四座。但是切忌牵强附会，不然场面会稍稍尴尬，还不如本本分分地论述。所以这个分寸很重要，当然，还需要你有强大的逻辑自洽能力哈！传播学是一门典型的交叉学科，它本身就奠基于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学科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现如今随着技术的加速迭代，更是为传播活动带来了无限可能。媒介传播日益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我们仅仅是从学科自身出发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拓宽自己的认知视野，从多种维度去更加全面地认知传播活动。这不仅是应试的技巧，也是大家以后进入研究生阶段后必然要重视的！汉娜·阿伦特，犹太裔美国政治理论家、哲学家，师从海德格尔。她的政治学研究著作《论极权主义的根源》被欧美知识界和舆论界称为"大师的杰作"，认为可以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著作相媲美，从而奠定了阿伦特作为著名政治理论家的基础和声望。50年代中期，阿伦特开始从政治领域转向对人的研究，试图用现象学方法重新评价人的活动。开始深入思考极权主义的基础---群众问题。
《论极权主义的根源》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运动是一种大众运动，极权主义运动实质上是由互相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人构成的群众组织。它的一个最显著的外部特征是个体成员必须完全地、无限地、无条件地、一如既往地忠诚。极权主义运动的领袖和精英人物通过宣传和严密的组织结构维系着群众的忠诚。就宣传来说，群众由于缺乏自由交流的空间，丧失由常识所提供的现实感，极权主义宣传正好利用逻辑演绎的强制性，以恐怖的力量，为他们提供现实感的另一种代用品--"科学"的谎言。就组织来说，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把经过宣传所粉饰的意识形态虚构的主要内容一一转化为现实，并且把各个地方尚未被极权主义化的人们组织起来，使他们按照这种虚构的现实而行动"。这样的组织具有严密的等级划分，在这个类似洋葱头一般结构的组织内，越靠近运动的中心，越是远离外部的现实，于是悉数埋入为极权主义教义所虚拟的世界之中，彻底的被蒙蔽。这是阿伦特最广为人知的一个理论，是她基于对纳粹分子艾希曼的采访所写成报道。阿伦特认为，如艾希曼那样的纳粹分子之所以残忍地屠杀犹太人，仅仅是因为他们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作为纳粹集团中的一颗螺丝钉，他们只是本能地做好自己被安排应该做的事。问题的真正根源在于当时的整个社会缺乏批判性思考和集体反抗的能力。当然，阿伦特并非是为杀人狂魔开脱罪名，她承认“平庸的恶”从来不会消解掉恶的存在，它是一种影响更为深远的恶行。而这种恶行与我们不愿思考，甘愿成为一个服从者有着很大的关系。
对于极权主义理论，大家可以对接到批判学派中意识形态控制的相关理论中去，把它同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中的意识形态操控以及葛兰西、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霸权等归纳为一个点；此外，也可以对应到受众理论，很明显，阿伦特在理论中把所有受众都看作是无差别的原子化的大众，忽视了他们作为人的主体性。对于平庸之恶，大家可以用到新闻评论当中去，会让你的评论具有深刻的批判性和反思性。例如网络霸凌事件，正是因为屏幕背后的键盘侠在一种充满恶意的语境中缺乏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从而“无知”地伤害了事件当事人，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米歇尔·福柯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思想家 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福柯从历史发展的维度，关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权力怎样通过话语权表现出来，并配合各种规训的手段将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细节中去，比如监狱制度、性问题等。福柯的思想对当代社会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誉为“当代哲学的化身”。对于该理论的论述，在他的《疯癫与文明》、《词与物》等主要作品中有所涉及。在第一本书中他指出人类的疯癫症是一种文明的产物，是政治经济伦理道德问题，而非单纯的医学问题。疯癫实质上是特定历史条件和意识形态的产物，是理性压迫的结果。在《词与物》中他的理论前提是在于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套异于前期的知识形构规则(即福柯所说的知识型)，而现代知识型的特征则是以"人"做为研究的中心。他认为“人”及其“人的科学”不过是某种知识型的“历史先验性”，“人”被“现代知识型”所建构出来，但由于“人的科学”在19世纪末的危机和崩溃，“人”被杀死了。《规训与惩罚》是福柯权力谱系学批判的第一个成果，在该书中福柯用1840年前后的巴黎少年犯监管所、18世纪的军训、梅特莱农场、监狱群岛等一系列形象和意象，来展示规训机构及其规训权力。这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全景敞视”监狱。“全景敞视”(panopticism)这个词源自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设计的环形监狱，它的所有囚室都对着中央监视塔，而监视塔里的看守也能对囚徒的活动一览无遗。“全景敞视监狱”最神奇的效果就在于，被囚禁者会知道自己正在受到观察，由此给自己造成一种有意识的“自我监视机制”，从而确保规训权力不断地自动发挥作用。福柯把现代社会比作一个全景式监狱，社会管理者正是通过信息不对称的方式来实现更低成本和更高效率的社会治理。互联网结束了国家对传播权力的垄断，这部分权力实际在一定程度上下放到了社会。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可以是信息的发布者，大众之间的知识沟不再明显。新媒体所催生的这一系列变革，也使得全景监狱染上了时代的色彩，变革为共景监狱。在共景监狱的社会模式中，已经不再是个体瞭望塔对众人的监视，取而代之的是众人对个体的凝视与控制。他们之间信息的分配已经比较对称了，管理者在信息资源把控方面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试图通过信息的不对称所实现的社会管理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变革保障了其生命力，权力的中心受到民主的控制从而避免沦为暴政的危险。
话语权力：福柯可是文科生最爱学者排行第一！因为福柯提出的一套社会规制可以说是从根本上构建了现代社会的控制图景，简单理解就是：福柯认为权力阶层具备了定义知识以及事物的特权，什么都由他们说了算。生活在权力建构的社会秩序当中，人的主体性被“扼杀”了。对接到考试中，这个理论同样可以与批判学派中的意识形态控制相关联，在对批判理论进行梳理的时候可以链接到这一理论。“全景敞式”监狱：大家可以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对媒介技术消极影响的讨论当中。在传统的媒介环境下，信息传播权掌握在极少数的大众传媒中，它们垄断了信息的传播以及如何传播，受众缺乏选择性。因而大众媒介构成了一个“全景监狱”，通过信息差来更加高效率、低成本地控制大众、治理社会。共景监狱：大家可以和微博的人肉联系起来，既可以讨论积极的那一面，即话语权中心化机制被消解；也可以讨论消极影响，即网络的技术门槛下沉赋予了每个人宰治他人的权利。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1958年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是美国著名的传播与媒介研究学者。早年对流行文化，尤其是科幻作品的痴迷，使得詹金斯对流行文化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研究生阶段起，他师从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开始从文化研究的视角重新审视流行文化，并开始接触民族志及受众研究。《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在通俗文化中起舞：通俗文化的政治与乐趣》、《从芭比娃娃到真人快打：性别与电脑游戏》、《融合文化：新旧媒体的冲突地带》、《可传播媒体：在网络文化中创造价值和意义》这个概念有多重要，有多热门，大家都懂。詹金斯的老师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将“粉丝”定义为过度的读者，他认为，粉丝的行为通常是主动的、参与式的、狂热的。粉丝文化是指个体或者群体由于对自己内心虚拟或现实存在的某个对象进行过度的崇拜和追捧，产生文议犹未尽化消费并由此引发的对自己喜爱的对象进行过度消费或付出无偿的劳动时间的一种综合性的文化传播及社会文化现象的总和。詹金斯提出，粉丝文化是当代社会的民俗，一群人因为各种原因形成了私密团结的聚合小群体。在日益开放、自由、个性化的媒体社会中，粉丝也是媒体内容的积极消费者、熟练的参与者，并不是愚昧无知的“文化白痴”。詹金斯将德赛都的 “盗猎者”、“游牧民”理论观点纳入到电视文化生产中审视并加以运用和解读，描述了一个努力定义自身文化、构建自身文化的粉丝群体，即“文本盗猎者”。这里要提一下的是，詹金斯是基于他对特殊媒介粉丝群体的民族志研究写就的《文本盗猎者》一书，除了提出这个概念，他还记录了社会结构、文化行为与大众媒体和消费资本主义之间复杂矛盾的关系。詹金斯认为，技术赋权、受众参与意识觉醒，大众开始组织起来共同进行进行文化学习与创作。参与式文化的世界是一个全民参与的世界，大家以媒体为己用同时也能够创造并分享媒体材料。在当下的互联网时代，粉丝群体进行媒介内容消费与生产就是参与式文化的体现。广大粉丝参与媒体内容的重新创作和传播，不仅仅是多人对多人多媒体网络和智能手机视频编辑应用软件的一个值得关注的意外结果。其本身也是一股重要的力量，值得加以利用。詹金斯并没有简单地把参与性文化看作是一种文化形式，而是把它看成是一种消费者与拥有者之间的博弈。
粉丝文化：这个我觉得根本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热点。大家懂吧就粉丝文化，2019年《人民日报》点名批评流量造假；复仇者联盟4背后的亚文化的狂欢、参与式生产、粉丝经济的产业化与ip产业链；青春有你与创造营；蔡徐坤与周杰伦打榜；《陈情令》狂揽3.7亿；饭圈出征；周杰伦新歌付费等等等，粉丝文化与粉丝经济算是今年的top话题了，只要解释粉丝文化，搬出詹金斯你就赢了。文本盗猎者：詹金斯并没有对粉丝群体持一味的消极否定判断，而是认为粉丝具有自主性和创造力。抖音李雪琴的搞笑视频以及B站上的各种up主上传的偶像混剪视频，都是粉丝作为文本盗猎者的现实案例。大家对这个概念的论述可以视具体情况来讨论，比如积极意义就是粉丝参与文化创造，不仅增强了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和共识，也推动了网络文化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讨论消极影响，如之前的AI换脸，就引起了侵犯明星肖像权的争议，基于此你就可以提出文本盗猎应在合法的尺度内进行。参与式文化：大家可以从这个点延伸到互联网的协作式内容生产模式、UGC内容生产等等点上去。中心思想就是强调网络技术的发展推动了话语权的解放，内容生产去中心化以及文化的多元化。詹姆斯·凯瑞(James William Carey)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批判传播学者。2006年他去世以后,美国的两本传播期刊《大众传播》和《文化研究》分别刊登了一组纪念文章。他的学生、同事、好友称他是“文化历史学家”、“传播理论家”、“影响美国记者最大的教师”、“对话哲学家”,体现出景仰的同时,也凸显出其身份的复杂性。作为媒介学者,凯瑞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他深受哈罗德·英尼斯、雷蒙·威廉斯、克利福德·格尔茨等不同学科学者的影响,被文化研究、媒介环境学、新闻教育领域都视为领军人物。如同施拉姆把传播学比作“十字路口”一样,凯瑞的学术地图也是以传播为原点,在与其他学科的交汇勾联中逐步展开的。他的很多学术成果,深深打上了跨学科的烙印,表现出广阔的视角和丰富的内涵。
🚩秘密武器：
《作为文化的传播》
《转变时代观念》
《电视与新闻》
《詹姆斯凯瑞：批判性读者》
⭐️传播的传递与仪式观
詹姆斯·凯瑞明确提出了传播在西方人的思想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定义的思想，他指出：“传播的传递观自20年代开始，一直占据美国思想的主流。我刚涉足这一领域时，发现行为主义或功能主义术语对这一观点的表达已经黔驴技穷，已经成为一种经院式的东西：一再重复过去的研究，对明确无误的事加以验证。尽管这也带来一些切实的学术成就，但即便没有严重的学术或社会后果，它也只能裹足不前。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开启对传播的分析，借助杜威的著作使这一研究重获生机，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从生物学、神学、人类学及文学的一些知识材料中另辟蹊径，以免像现在一样在原地打转”
由此，詹姆斯·凯瑞将这两种定义具体描述为传播的“传递观”与传播的“仪式观”，“传递观”源自地理和运输方面的隐喻，“仪式观”则指北美新教徒举行的“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 。
⭐️仪式观的延伸：社会整合取向
詹姆斯.凯瑞提出仪式性的传播模式。其核心是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社会整合取向的研究者大卫.霍尔姆斯在其2005年出版的《传播理论:媒介、技术和社会》一书中，从“仪式”的角度解释了新媒介即人们如何使用媒介来创造社群。他认为，媒介的首要功能并不是传递信息和获得个人利益，而是让广大的受众聚合到某种形式的社群中，从而为他们带来一一种归属感。社会整取向的研究认为，新媒介往往被人们当作一种共享的仪式来使用。
联系到今天的社会环境，实质上新媒介的确是被仪式化了。比如我们随时随地刷朋友圈的行为，本花就发现很多人在尴尬的时刻或者在非常着急的场合依然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打开朋友圈，其实这就是仪式化的过程。凯瑞对新闻史的反思是建立在20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美国社会变迁之上的。与五十年代战后难得的和平与稳定相比,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是躁动不安的。一方面,新科技革命、跨国公司和新移民浪潮给美国经济带来了高速增长，但是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反而变得更加突出。城市的发展和移民的涌入使得个体产生了身份认同危机，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古巴导弹危机夹杂着妇女运动、黑人运动和战后“婴儿潮”一代掀起的青年运动导致了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充满了反叛精神。这种与传统“美利坚思想”背道而驰的“叛逆”,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行业,也影响了学术研究。历史研究中,以底层人、边缘人为新研究对象的新社会学开始兴起;而在新闻学领域,则表现为受众对于客观性、平衡性等传统新闻模式的批评和对媒体、政府、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义。
传播的仪式观已经用的很多了，今天我主要想讲一讲詹姆斯凯瑞的文化史观，结合上述文化史观的论述，其实可以很明显的想到两个概念，一个是大众社会理论，另一个就是当下我们的社会现状，与那时的美国社会几乎一摸一样——经济快速发展暴露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寻求缓和的过程中新闻学界也在不断更新与调整。凯瑞的文化史观或许可以用在当下对社会新闻业宏观分析的题型中——介于理论本身比较深奥，所以大家还是放在结尾或者最后写比较好，不要一上来就是一个这么高深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