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宋诸儒对士阶层夫妇形象的典范书写与价值诠释

提 要：随着理学社会化进程的加速，南宋诸儒家国天下的同构理想更加宏大。以夫妇为核心的家庭被视为价值观的承载者，是建构秩序的基石。通过对典范形象的价值熔铸，南宋诸儒对循理节欲的夫妇关系给予了导向性诠释，两性情感在家庭生活中不断收敛，夫妇之义作为儒学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被充分彰显。传统意义上的夫妇之职在“天理”的范畴中得到合理系联，原本无涉外事的阃内之政逐渐拓宽边界，呈现出更加鲜明的社会化特征。在重建礼制、增进价值认同的过程中，南宋诸儒着意对“女士”形象进行了道德重塑，夫妇以道相合成为典范书写的重要标准。双方均需以道自任，共同肩负践行和传承儒道的使命，夫妇同志作为士阶层的理想婚姻被南宋诸儒大力倡导。

南宋时期，理学由思想领域向社会领域的发展态势日益彰显。“天理”被进一步具象化，并以“日用”的形式渗透进家庭生活。传统意义上的夫妇之职在南宋诸儒对“天理”的诠释中得以交通和系联，女性被视为同志者，成为以道自任的价值载体和传承儒道的强大助力。当理学家所倡导的价值观逐渐被士群体所接受，士阶层的婚姻家庭观也发生了与之相应的新变。这些变化鲜明地体现在南宋诸儒对夫妇形象的书写中，而典范形象的树立又将这种价值认同熔铸到意识形态与行为规范中，对儒学价值体系的重建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目前学界在本领域的研究多集中在以社会性别为关注点的宋代妇女史研究，1对受理学影响的士阶层家庭生活及夫妇关系的整体研究仍留有较大空间。南宋诸儒对夫妇关系、夫妇之职和理想婚姻的导向性阐释多层面折射出理学社会化对士阶层的影响，是学界进一步研究理学发展传播的重要方向。

一、两性情感的收敛与循理节欲的夫妇关系

自先秦以来，多欲一直被视为与儒家道德观相悖的人性弱点。孔子认为，君子一生都要努力戒备各种欲望，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1孟子认为节制欲望是增强内在修养的有效途径，也是保持本心不失的重要方式，“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2北宋时期，程颐已在对《易》的诠释中阐明了循理节欲的婚姻观，“夫阴阳之配合，男女之交媾，理之常也。然从欲而流放，不由義理，则淫邪无所不至，伤身败徳，岂人理哉？”3阴阳交感、男女婚配，这是合当如此的天理，若执迷于情欲则与义理相悖，非夫妇可常之道，久必敝坏。在理学家的大力倡导下，循理节欲逐渐成为士精英异于他人的重要特征。但对多数士大夫而言，遏制人欲并非易事，蓄妾纳媵乃是常态，即使是刘安世等名士精英也不得不以极大的毅力克制自身的欲望。

对于人欲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仅凭个人意志无法确保士人不溺于欲，孔子“克己复礼”4的主张在宋代理学家的诠释中成为去欲存理的有效保障，“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复，反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5“礼即理也，但谓之理，则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为礼，则有品节文章之可见矣。”6作为“天理”的体现形式，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诸儒十分注重对礼制的建构与完善，并大力推行礼教，实现醇风化俗的社会理想，“朱子常病州县之间，士大夫庶民之家行礼为难。因考释奠仪，著论以为宜取《政和礼》，凡州县官民所应用者，别加纂录，号为《礼略》，刊印而颁之州县，州县刊印而颁之民间。”7同安旧俗无婚姻之礼，朱熹任同安主簿后，具《申严婚礼状》报州府，明确提出以礼法正夫妇，“窃惟礼律之文，婚姻为重，所以别男女，经夫妇，正风俗而防祸乱之原也。访闻本县自旧相承，无婚姻之礼……仍乞备申使州，检会《政和五礼》士庶婚娶仪式行下，以凭遵守，约束施行。”8朱熹知漳州时亦对不合礼制的婚俗进行了整肃，“此邦之俗有所谓管顾者，则本非妻妾，而公然同室。有所谓逃叛者，则不待媒聘，而潜相奔诱。犯礼违法，莫甚于斯。宜亟自新，毋陷刑辟。”9当礼教逐步深入，抑情守礼者成为南宋诸儒着意树立的夫妇典范。名儒袁燮在为其友蒋如晦撰写的墓志铭中展现了一对克己复礼的夫妇形象。蒋如晦之妻潘妙静出身于名族，嫁入蒋家后孝顺翁姑、宽厚仁德，深受家人爱戴。然而在家庭生活中，潘氏并未表现出夫妻间的浓厚情感，甚至在蒋如晦去闽中赴任时也以路途遥远为由拒与其夫同往，以婢女为妾媵照料蒋如晦日常起居。对于妻子的这一安排，蒋如晦依礼而拒：“吾妇之不来，惮远而止尔。固尝饰一婢以从我，吾以为古者妻不在，妾御莫敢当夕，著在《礼经》，此所以弗与俱也。”10蒋如晦最终选择了独自赴任，仅以一子自随。蒋氏夫妇寡欲守礼的言行正契合南宋诸儒对礼法秩序的建构，袁燮因此盛赞二人为贤夫妇之典范：“贤哉，君之夫妇！妇人之不妬，男子之无欲，自古所难。今君妇选择妾媵奉承君子，确乎无妒忌之行；君亦恬淡自处，不累于欲，萧然若山泽之癯，可谓夫夫妇妇矣。度越流俗，岂不远哉！”11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陆游与前妻唐氏的婚姻，时人多有叹惋：“放翁先室内琴瑟甚和，然不当母夫人意，因出之。夫妇之情，实不忍离。”1“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2产生悲剧的表面原因是新妇不得陆母欢心，但晚宋名儒刘克庄却通过对这场人伦之变的记述点明了儒士家庭对子妇溺于情欲的恐惧与谴责，“放翁少时，二亲敎督甚严。初婚某氏，伉俪相得，二亲恐其惰于学也，数谴妇。放翁不敢逆尊者意，与妇诀。”3在以声色相尚的世俗风气中，南宋诸儒对士人放纵情欲、紊乱家礼尤为不满，“夫正家之本，由于夫妇之各正，治家以礼，而无宠昵之偏……至于妾媵猥多，未有不为家之害者，内或陷子弟于恶，外或生僮仆之变，无所不有。欲正其家者，于此尤不可不戒。”4沉溺情欲乃是家庭祸乱之原，士人尤当为戒。

对人欲的抑制和约束使南宋诸儒逐渐形成与世俗截然不同的生活取向。朱熹喜爱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诗作，并对他的生活方式非常推崇，“《国史补》称韦'为人高洁，鲜食寡欲，所至之处，扫地焚香，闭阁而坐。其诗无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气象近道，意常爱之。”5刘克庄则将亲友们寡欲循理的生活方式视为师法的楷模。敖陶孙是刘克庄的挚友，也是江湖诗派的知名诗人，曾因同情朱熹、赵汝愚而遭权臣迫害，与妻沈氏隐居乡里，过着恬淡寡欲的生活，“初，朱文公在经筵，以耆艾难立讲，除外祠。先生送篇有曰：'当年灵寿杖，止合扶孔光。赵丞相谪死，先生为《甲寅行》以哀之……先生奉亲孝，拊弟有恩意。娶昆山沈氏，夫妇相敬如宾，室无妾媵，躬执炊爨，其清苦如此。”6刘克庄认为，正因为敖陶孙寡欲修身才能不失本心，其晚年气象近道，与诸友讲学皆能发义理之正。刘克庄的岳父林瑑出身福清望族，其妻黄氏亦为名族之后，“既嫁公，严之如宾。为人有识量，达义趣，澹食素饰，相安隐约，先公二十年卒……自宜人殁，二子朝夕侍公，跬步不离。家庭讲肄，偶有会意趣，喜曰：'天下至乐，不出闺门之内。”7黄氏先逝后，林瑑鳏居二十年，不纳妾蓄婢，与二子朝夕论道，“它人视其门庭萧寂，井臼荒寒，若未易堪，君父子居之久而愈安。”8和父亲寡欲乐道的生活相似，林瑑的长子林公遇亦淡泊名利，“自四十以后，萧然单栖，日或蔬食，取诸物者狭，而望于天者啬，视名与利犹臭腐，”9其学兼朱、陆，邃于性理，闽中士子翕然宗之。而在士阶层中颇为流行的节欲养身观也因其与道契合的特征被南宋诸儒称道。梁季珌出身显宦之家，入仕后政声卓著，累拜户部、吏部侍郎，与甬上学者杨简交谊深厚。梁季珌与妻吴静贞皆力行节欲养身，“侍郎蚤悟恬静养生之理，年甫四十不居于内，岁时少长团栾，夫妇相对如宾……侍郎扬历中外，至为天子从臣，夫人惟一婢奉盥洗，中堂阒然，非馈膳无人声。盖侍郎之清心寡欲，非夫人畴克承之？”10梁季珌为官廉仁，常俸之外一毫无取。吴静贞亦是深居简出，恬淡寡欲。名儒刘宰对梁氏夫妇二人节欲养身的生活方式大加赞赏，认为不仅有延年益寿之功，更重要的是与道契合，双方都能以最低的物质要求不断强化道德修砺，堪称深谙夫妇之义的典范。

随着理学从思想领域向社会领域拓展，南宋诸儒所倡导的“有天理自然之安，无人欲陷溺之危”1的道德舆论使两性情感在家庭生活中被强力收敛。就夫妇关系而言，对人欲的抑制逐渐将情感需求屏退至次要地位。为稳固礼法秩序、实现醇风化俗的社会理想，循理节欲成为南宋诸儒塑造夫妇典范形象所着意凸显的重要特征。

二、夫妇之职的系联与阃内之政的外延

在儒家传统的家庭观念中，夫妇之职有明确的内外分工，夫治外事承担社会职责，妇治内事主阃内之政，“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2家道主于内，女性承担着经纪家事的职责，但家道兴盛的关键则取决于男性是否能在道德层面发挥指导和示范作用，“'女正者，女非自正也，盖有正之者。孰正之？男也。”3男性对阃内之政的引导和规范被南宋诸儒视为正家之道，夫婦之职由此得以系联和交通。

南宋诸儒在塑造恪尽妇职的贤妇形象时，通常也会明确指出其夫的道德引领在系联夫妇之职中的重要作用。建阳硕儒游仪之女嫁给名士黄崇后，礼敬翁姑、侍奉无违，被称为楷模，“姑有疾，非夫人进药不尝。每因事指言以为诸妇模楷。遭舅丧，大夫公素贫，昆弟相顾，谋鬻田以葬。夫人曰：'毋隳尔先业为也。退斥槖中妆以奉其役，以故大夫公得以不烦于众而襄大事。大夫公为人诚慤庄重，夫人以柔顺坚正佐之，相敬如宾，谋无不协。”4在游氏的墓志铭中，朱熹以充分的例证展现了游夫人的贤孝懿德，但画龙点睛之笔却是其夫黄崇能以孝悌诚悫的品德履行“正女”之职，夫妇之职交通系联方可使家道兴盛。张镇之妻韦氏在翁姑生前极尽孝道，姑亡将葬，虽有术士以死者气运妨克为由劝其回避，但韦氏的孝敬之心始终如一：“妇姑情所钟，送终礼之大，且吾思死者方不欲生，敢图生乎？”5遂谨遵丧礼，哀送如仪，乡里以为妇德之范式。刘宰亲为韦氏撰写墓志铭，通过韦氏之子的诉说，鲜明地体现了张镇作为道德楷模对其妻的重要影响：“吾母柔而正，静而恭。归吾父时，大父母俱亡恙，吾母与吾父力贫以养。大父没而家益匮，大母年逾九十，吾母佐吾父啜菽饮水，无一日不究其欢，是其尽事姑之道，非有关于世教之大者乎？”6郑和悟是中兴名臣李弥逊之子李松之妻。在秦桧当政期间，李弥逊坚拒议和，自此闲废不用。李松谨遵先训，守道固穷，郑氏亦恪尽妇职守清白之操，“寓居精蓝，不调者十余年，无田以自给，无禄以代耕，一室枵然，有人所不能堪者。太淑人安之自若，经纪家务，身亲其劳，秋毫不以累夫子。奉其姑硕人徐氏谨甚，日进甘脆，承颜顺志，周旋无违。”7在为郑氏撰写的行状中，袁燮誉其为得齐家之道的贤妇典范，同时也指出了李氏家族数代传承的忠孝家风对阃内之政的深远影响：“闺门整肃，不过于嘻嘻以失其节，不伤于嗃嗃而情意不通。虽古人齐家，不越于此，而太淑人乃克为之，可不谓贤乎……盖生长名门，而又作配名族，风声气习，熏炙涵濡，所以臻此，岂世俗所能知哉！”8无法达到男性“正女”要求者则被视为妇职有阙。士人庞谦孺事母至孝，生前奉养无丝毫懈怠，母丧葬祭尽礼，“其妻尝归宁，祐甫与约：'吾母练祭则来。已乃踰期，祐甫闭门谢之曰：'若忘姑矣。妻从阖中哀祈千端，竟不顾。”9其妻在庞母小祥祭时没有及时赶回，即被庞谦孺视为不孝而休弃，士林也因此将庞谦孺视为严于正家之人。

相较通过男性“正女”使夫妇之职发生由外而内的系联，女性亦可通过对内事的规划对男性的外事之功提供有力的支持，这种由内而外的系联也常为南宋诸儒所称道。袁燮在为婶母范普元所撰写的墓志铭中，以家族晚辈的视角呈现了婶母以阃内之政助叔父成外事之功的贤妇形象，“太孺人之初嫁也，年十有八，而熟于礼节，家裕于财，而谦谨与寒女等。伯祖见之，大喜曰：'此我家之子妇也。而叔父亦年十八，志气颇豪，举裁以正道。勉使从学，脩脯之费，率由己出，且经纪家事，不以累其夫。叔父于是乎收敛精神，遵蹈规矩。”1从十八出嫁到八十辞世，在六十二年中范普元展现了主阃内之政的出众能力。袁方虽勤力于学，然年过五十累试不第，她以一己之力亲躬井臼、营建室庐，增殖家业，使袁方常年鏖战科场而无后顾之忧，终在庆元五年（1199年）以特科入仕，成就外事之功。刘宰在为赵时侃之妻汤氏撰写的行状中也着意塑造了一位成功联结阃内之政与外事之功的典范形象。从赵时侃初为县尉直至升任工部侍郎，仕途显达，汤氏始终以阃内之政助力外事之功，“侍郎尉武进，位卑俸薄，而值岁饥荒政行，日走田里，不遑内顾，令人鬻簪珥以自给，不敢以贫忧其夫……淮土未靖，诏求善守边者，得侍郎于京少尹以守滁。侍郎欲辞，令人曰：'行也，君子不辞难，不以家事辞王事，吾当归为君忍贫教子耳。侍郎既以治最登朝，未几尹京。”2尤为刘宰所称道的是，赵时侃死后，汤氏以孝悌为先，力排众议由赵时侃之弟荫官以顺姑意，同时勉励其子若琚赴边就职，继承父志，继续在内事与外功之间进行着妥善的处理和平衡，“侍郎没，有遗泽当官其孙，曹夫人欲以官其子，实侍郎之季弟，议未决。人谓侍郎惟一子在，今犹选人，盍留此为诸孙计，令人曰：'妇当从姑，礼也。姑有命矣，妇可违乎？即以授之……而若琚淮南部使者辟书亦至，若琚难其行，令人勉之曰：'远方以运粮为急，汝幸以世臣子列属其间，宜亟往就职，以报国恩。又汝父兄继亡，宜勉旃以立门户，久留无益也。即命启行。”3规划子孙的仕途发展本属夫职范畴，但汤氏以凝聚家族、光耀门户作为系联内事与外功的旨归，故以其明决远虑被家族上下视为恪尽妇职的典范。

历经了唐末五代的政治动荡，为稳定社会秩序，保障家族的发展延续，北宋诸子大力倡导重建宗法，“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4南宋诸儒进一步推动宗族复兴，将敬宗收族视为齐家之道的延伸，“人爱其父母，则必推其生我父母者，祖也。又推而上之，求其生我祖者，则又曾祖也。尊其所自来，则敬宗。儒者之道，必始于亲……敬宗，故收族。收族，如穷困者，收而养之；不知学者，收而教之。”5并订立家法规约，强化敬宗收族的宗族责任，“西山（蔡元定）留意宗法。先生（蔡渊）绎先志而修明之，建祠堂，立仪约，规条整然，其谨于礼有如此者。”6南宋诸儒将敬宗收族视为阃内之政的延伸，对妇人主阃内之政的要求也从家事扩展至族务。

女性协助其夫履行宗族职责被南宋诸儒视为妇德妇功的重要体现，积极参与宗族事务成为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责任。上官夫人出身邵武著名的儒士之家，嫁入龙泉季氏家族后，适逢季氏族人鬻卖祖先墓田，其夫季陵欲借贷赎回，“禄薄素无积，将贷于人，夫人泣曰：'吾父母资送我者，以为君家助也，君松槚不自保，吾安所用焉？尽倒其奁，以赎其山，且以其余增地甚广，置庐舍守之，曰俾后世知自君得，他人无敢预也。于是季氏之族无大小，皆称夫人之贤，且服其识，至今薪槱不敢望其墓林，曰此上官夫人赐也。”1为避免家族纽带断绝，上官夫人慨然襄助其夫守护茔山，并以陪嫁妆奁增置墓田，将疏远的宗族关系重新稳固，阖族上下皆称其贤。金华名士时汝翼有很强的宗族观念，以聚族为己责，订立规约制节内外约束族属，“酬赠馈问必告，朌赋廩给必均，阖门千指，无敢私烹炊者……先墓在舍东数里，岁远芜废，君次第经缉，自始祖而下十余冢，甓甃榱桷，髹垩相照，春秋帅其族洒扫，终其世不怠。”2其妻邵氏亦能秉承其志，亲自书写先夫所立规约并继之以力行，“夫人又能奉承以恪，無逸志。时氏族良家巨，子孙竞于文，科举上其名，人皆尊爱时君以及夫人。时君没，夫人亦将老矣。具呼家人与为条约，亲写刻之屏，使合居有礼、缀食无专，以不忘时君之法。”3在为邵氏撰写的墓表中，朱熹充分肯定了时汝翼夫妇在宗族建设中的成就。自方腊之乱后时汝翼重建宗族，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夫妇二人法度谨严而阖族遵循，在乡闾间被尊为典范。东阳士人王师伋在兄长死后主动承担起养育诸侄的责任，并以收族之义晓谕其妻宗惠真，得到了宗氏的全力襄助，“大夫尤笃天伦，伯兄中右科，后调官，卒于京，为称贷反柩。谓夫人曰：'兄贫，诸孤吾责也。自是与嫂侄共炊爨者十年，训从子不异己子。幼子初筮炎簿，迎夫人，与姆偕，从子守舍者亦计其廩。间语二子：'汝伯父与汝父，虽异爨，汝父一饭不自饱，吾每见人妯娌间易生猜恚，宜体吾平等心。子妇敬听，门内雍睦，箧笥无锱铢异蓄，言家法者尚焉。”4作为主阃内之政者，宗氏孝养寡嫂、抚育孤侄，诸侄成人后依然坚守其夫敬宗收族的遗愿，不令二子与诸侄分家。在宗夫人的努力下，家族成员同居共财，东阳王氏家族逐渐形成宗族化发展趋势。刘克庄因此盛赞宗夫人能以齐家之道合收族之义，其言行阃范堪为州里楷式。吉州士人王万枢与其妻蔡氏皆以孝友著称，四十余年谨遵家礼。夫妻二人还将亲亲之道推之宗族，族属年老无依者、幼年失怙者皆由王万枢教养家中，由蔡氏亲自照料，“礼部女老而寡，待制曾孙女嫁而贫，使君皆取之归以属夫人。礼部女于夫人为从祖姑，夫人躬执妇礼。晚有目眚，夫人常左右扶持之。九江之族，近时显且贤者曰抚州使君，其同寓金坛者曰敷原府君。抚州子失所怙，茕然无依，夫人因遂校文南康，俾携以来，教育连年，中吏部选乃去。敷原之子晚依使君，使君之亡，夫人饬诸子待遇有加。”5王万枢死后，蔡氏依然继续肩负着宗族责任，抚育教养族中子弟直至成年，并以其毕生对宗族的贡献被刘宰誉为成就内事之功的典范。

随着南宋士人重建宗族意识的不断强化，建祠堂、置族产、创义塾、立规约等宗族事务在夫妇之职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与北宋相比，南宋士阶层女性的宗族活动更为频繁，她们将宗族事务视为阃内之政的拓展和延伸，能以齐家之道推及宗族。因此，协力承担宗族责任、具有强烈宗法意识的夫妇日渐成为南宋诸儒属意的时代典范。

三、“女士”形象的重塑与夫妇同志的理想婚姻

先秦时期的儒家先贤已形成了“士志于道”6的价值观念，士之出处穷达皆应以道义为依归，“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7从汉到宋，随着士阶层价值体系的完善，女性的角色和作用日渐受到关注。《诗经》中的《既醉》一诗本是对周王室永享福寿、子孙繁盛的祝词，但汉儒郑玄却在“其仆维何？釐尔女士。釐尔女士，从以孙子”的笺注中对“女士”一词赋予了新的含义：“天既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又使生贤知之子孙以随之，谓传世也。”1自此之后，“女有士行者”成为女性中的佼佼者被士阶层所关注。和前朝相比，南宋诸儒对女有士行者给予了更多的信任和赞誉：“盖所谓女士者，女子而有贤士之行也。其识高，其虑远，其于义理甚精，而不移于流俗，闺阃楷模，于是乎在，岂独惟中馈是供乎！”2他们进一步对“女士”形象进行道德重塑，女性被视为儒道的接受者和传承者，在婚姻家庭中发挥着积极影响。

自北宋庆历兴学后，以儒业传家的士人数量不断激增。在这些士人家族中，不仅男性成员要熟读儒家经典，女性也被要求接受儒学传统教育，“七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诵《孝经》《论语》，虽女子亦宜诵之……女子亦为之讲解《论语》《孝经》及《列女传》《女戒》之类，略晓大意。”3南宋诸儒对女性童蒙教育更加重视，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培养女性成员通经史、明义理在士人家族中渐成共识。江琦妻虞道永自幼在父亲的教育下，“性喜观书，读《易》《论语》得其大意……与人言，必依于孝弟忠信，词甚简而理无不足。”4学者刘弥正之妻林氏稚龄即“与伯姊博诵图史，尤熟班马二书，于忠臣孝子贞女烈妇言行，琅琅成诵”。5当这些深受儒学熏陶的女性选择婚姻对象时，往往更倾向于嫁给有相似知识背景和共同志趣的儒士。许经之妻张正因之父张槩通晓经史卓有声名，母赵氏是宗室女，张正因娴于诗礼、少有志操，许经和秀王同时来求婚，张氏不愿入王邸而愿配儒士，“许君擢丙午第，行媒矣，秀邸亦来求婚，硕人愿归儒家。”6刘必明妻徐氏亦出身于儒士之家，父亲死后，母亲将女儿许嫁富户，徐氏闻知，“号恸殒绝，久而后苏，家乃止不敢言。终丧，兄徐扣其意，夫人曰：'为富人妻，我不愿也。必明使聘焉。”7徐氏拒为富人妻而选择了儒士刘必明，并在此后的岁月中始终以儒道自砺。女性对儒道的认同是士人夫妇以道相合的重要前提，南宋诸儒在男治外事、妇主中馈的传统夫妇形象之外，更加注重以夫妇同志为理想婚姻的典范书写。

在《礼记》中，儒家先贤将“合志同方”作为交友的重要标准，“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义，同而进，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8在宋代，如司马光与范镇，胡宪与刘勉之、刘子翚，真德秀与魏了翁等被视为同志益友，“士大夫论天下贤者必曰君实、景仁。其道徳风流，足以师表当世；其议论可否，足以荣辱天下。二公盖相得欢甚，皆自以为莫及，曰：'吾与子生同志，死当同传。”9“先生（胡宪）所与同志唯白水先生，既与俱隐，又得屏山刘公彦冲先生而与之游，更相切磨以就其学而熹之。”10除了用以评价志同道合的男性友人，同志亦被士阶层用来定义志趣相投的夫妇，晋孙晷夫妇以其隐逸高节为时人所敬，“会稽虞喜隐居海嵎，有高世之风。晷钦其徳，聘喜弟预女为妻。喜戒女弃华尚素，与晷同志。时人号为梁鸿夫妇。”11以道自任的南宋诸儒在塑造夫妇典范形象时常以“同志”一词来表达对道德理想和生活态度一致的女性知己的称许，朱熹盛赞中兴名臣张浚之妻宇文氏与夫同志的道德节操：“蜀国夫人宇文氏，贤明淑慎，与公同志……其德诚足以配公焉。”1对陈傅良、张幼昭夫妻，叶适称他们为夫妻同志的典范：“同其夫之志意兮，眇追古而逐今。有迂而不达兮，有微而莫寻；人所不知兮，夫人知心。”2对于寻常妇人而言，只要能做到淑均不妒、宜其室家即可称之为贤，但儒士有异于世俗的价值标准和处事方式，“至于儒者之意，散阔而不续，高远而难攀，自笃信力学之士，随其分量所得，毫厘有间，苟不尽知，趋舍异途，辄相疵病。”3如果儒士夫妇没有共同的道德理想，就很难在精神上互相理解支持。因此，“德与夫同，趋好不异”4成为南宋诸儒树立夫妇典范的重要标准。

“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慁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5在儒道尊严和功名富贵之间，儒士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力学修身，使道充义明。南宋诸儒倡导夫妇同志，对儒士之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昔论妇德者，率以柔顺为贵。柔顺，信可贵也，然有志操殊常，不以柔顺自足者，尤为可贵。是故无违夫子，虽妇人之德，而夙夜警戒，乃相成之道，岂徒柔顺而已哉。”6士阶层女性亦应遵循以道为贵的价值标准，不能仅如寻常妇人满足于以柔顺为妇德，唯有夫妇二人以道义相砥、裨补阙失，才能彰显妇德。徐夫人在嫁给刘必明后安居陋室，“遗其夫书曰：'柿木一株，绿阴满窗，是足以当，吾子毋念！必明尝以白金付之。夫人问所从，谩曰：'某人诿请某事验，以为谢。夫人大怒，投于地曰：'我以子为贤，而若是！亟具归！”7徐氏对夫家贫困的家境毫不介意，独重其夫的道德节操，并能以刚严相戒，激励其夫正道直行。王万枢之妻蔡氏端靖有守，惟乐其夫与刚介君子交往，并以此作为衡量王万枢德行的准绳，“使君有畏友曰赵君善怿，尝为湖州录事参军，清介直谅，夫人常以过从之疏数验使君之德进否。每二君相与欵密，夫人喜见颜色，曰：'庶矣，其纳夫子于善而警其失也。”8有“女士”之称的宣希真将背弃道德理想追求功名利禄之人视为士中鄙陋者，力劝其夫与之断交，“科举之士，有得雋场屋，又兼人以获厚赀者，颇自矜衒，夫人曰：'士子当砥砺廉隅，今嗜利无耻，而不知其非，又自以为能，他日苟得一官，岂不重为民害乎！闻者深愧之。”9张幼昭出身温州名儒世家，是著名学者陈傅良之妻，夫妻同志，互为知己。陈傅良因直言勇谏屡遭罢黜，亲友或嗤其迂阔，唯张幼昭从容解劝其夫：“以子之疎且易，欲以其求知于天者，使人亦知之乎？宜谤之众也与！”10张幼昭预料到追求道德理想的必然结果，但始终支持其夫砥砺名节，给予陈傅良巨大的精神抚慰。

道德观的确立与价值认同使士阶层女性对传承儒道具有终身不怠的使命感，“生为儒家女，既嫁为儒家妇，宜乎其子孙之儒也。”11无论穷达，皆能以儒道相夫，助其夫勤修儒业，使子孙延诗书之泽，维护孝友仁善的家族声望，被视为“女士”的重要职责。金华王植之妻庄则与其夫相伴二十余年，庄则对王植并不仅仅是生活伴侣，更是志同道合的知己。王植出身名门，中表兄弟多显贵，王植笃意于学而意薄进取，始终支持他坚持儒业不以利禄为念的唯有其妻，甚至在即将分娩之时依然力促王植赴讲学之会。庄氏死后，王植失去了最强有力的精神支柱，他在哀悼亡妻之时也发出了道穷无侣的感叹：“其俭至于惜一钱，而以为吾师友之费；吾之困无一言，而以吾之得从巨人名士为其身之喜……吾已矣，无所复望于今世，而谓庄氏之足以终吾身也；而卒至此，信矣其穷也！”1对与夫同志的庄氏夫人，叶适给予了高度评价：“母之于子有禄利，故使之学，非必贤母而后能也；妇于夫将以垂其名，非必有禄利，其劝之学，非贤妇人不能矣。”2刘节妇是西溪先生刘承弼之女，自幼熟读儒家经典，嫁同邑士人彭云翼，三年后夫死，守寡四十年不再嫁，延师儒训育子弟，“买书充栋，秩宾满座，明师谅友，自远云集。子学日新，子誉日闻。于是周急施惠，拊生收死，族亲表里，咸被庥藾。”3乡里以节妇称之，名儒杨万里亲为刘氏撰写墓志铭。杨万里对刘氏的褒扬并非一意着眼于节妇守贞不贰，而是对其能继承夫志，使子孙世传儒业的赞赏。与刘氏相同，谭吉先之妻左氏、甯儁之妻贺氏皆被杨万里视为夫妇同志的典范。身为儒士之妻，左氏与贺氏皆能佐夫践行儒道，以仁民及物之心泽及乡闾，每逢灾年减价出粜赈恤灾民，虽为妇人却以士行名重乡闾。当甯儁试图以发廪赈贷为子孙博取爵禄时，遭到了贺氏的坚决反对，认为此举有违仁义之道，背离了儒业传家的初衷，“乾道之季岁大侵，帅参政龚公奉诏劝分，悬爵传谕。致政谋之孺人，孺人唶曰：'活州里之饥，此吾愿也。握粟贸官，岂吾荣哉？且吾兒欲取官以启吾宇，何不读书？于是倾赀市书万卷，旁招名胜秀孝以淑其子。居无几何，其子综贯《易经》。种绩艺文，琢切新义，声闻日章，孺人之教也。”4在贺氏的力主下，夫妇倾尽家产教子业儒。在南宋中下层士人家族中，子孙能世守儒业者鲜矣，但永新谭氏却能子孙相继、四代业儒，谭吉先妻左氏功不可没。左夫人认为彰显家声的最好方式就是助其夫微仲专意儒业，为诸子选聘良师，“于是微仲得颛颛于文字间，延师儒，训子弟……诸子感父母之训，相高以行，相先以学，相琢以文。州庠邑序，春秋课试，非兄以《诗经》首选，则弟以《书经》首选。”5左夫人的努力使得崇文重教的家风在谭氏家族中累世不辍。俞夫人父兄皆儒士，其夫乔森虽大族之后，但其族未能以儒业显，俞氏力佐其夫设家塾教子，为子孙树立儒业传家的家风，“有子不责以营生，惟勉之学。里巷旧无学者，乔氏独辟家塾，延师儒，以为之倡，远来者馆榖之，弦诵日相闻。”6其子乔行简因此得以受教于吕祖谦等大儒，乔氏家族自此以儒业扬名。

在南宋理学家重建儒学价值体系的过程中，以夫妇为核心的家庭被视为承载价值观的基石。女性对价值体系的认同是士阶层践行儒道的强大助力，女性对儒业传家的热忱使理学思想被越来越多的士人家庭所接受，对推动理学的社会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夫妇同志成为南宋诸儒大力倡导的理想婚姻。

结 语

随着宋儒对礼制建构的不断完善，由家族礼仪向社会伦理拓展的趋势日趋显著，夫妇之职也出现了比前代更加复杂的场域交错，“'内'外之间界域的认定，并非完全取决于由门户构成的空间位置；女性跨越内外的活动是否能被认可，归根结底决定于亲亲尊尊的礼制规范，决定于当时需要维护的整体秩序格局。”7在宋代理学家建构的价值体系中，治国之道即是齐家之道的推衍，“治天下之道，盖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于外耳，”1虽然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乃不可变易之天理，但君臣、夫妇皆被视为以道自任的道德载体，君臣道合、夫妇同志成为南宋诸儒着意追求的理想典范。一味循默柔顺而无刚严相佐的夫妇关系并不为诸儒所称道，“世之称妇德者，必曰柔静，然非刚严方正以济之，则昏愚庸弱之败人家者多矣。”2和辅翼之臣相同，儒士之妻作为重要的辅助者承担着成就夫志、儒业传家的使命。南宋诸儒充分肯定她们在宗族事务和社会公益事业中发挥的作用，但树立典范的意义并不在于鼓励女性自身以更积极的姿态投身于外事之功，而是对女性作为道德载体职能的进一步强化。在南宋诸儒对夫妇形象的典范书写中，具有共同志向和道德追求的夫妻关系被大力倡导，传统意义上的“内”“外”场域在“天理”的范畴中得以充分交通，“盖'君子之道费而隐，费即日用也，隐即天理也。即日用而有天理，则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间，应对、酬酢、食息、视听之顷，无一而非理者，亦无一之可紊。一有所紊，天理丧矣。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敬。由是而操之固、习之熟，则隐显混融、内外合一而道在我矣。”3原本与外事无涉的阃内之政逐渐拓宽边界，外事之功也在南宋诸儒的阐释中逐渐弱化了其狭义的一面，呈现出更加广博的社会化特征，“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为职事，方为功业，但随力到处有以及物，即功业矣。”4南宋诸儒“内外合一”的阐释更加有利于夫妇之职的系联，从齐家到治国，南宋诸儒对家庭、宗族、国家、社会的同构理想使传统意义上的夫妇关系作为儒学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被大力彰显。对夫妇典范形象的书写不仅是强化士阶层价值认同的有效手段，也体现了南宋诸儒掌控意识形态、建构社会秩序的不懈努力，对元明清及近代知识阶层的婚姻观与价值观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孔妮妮（1976年—），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上海，200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