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炳正先生丨治学曝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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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曝言
文｜汤炳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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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们所研究的学科不同，所用的方法和所取得的经验体会，也往往因之而异。当然，有些原则性的问题也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即使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仍然有其相通之处。但是，由于人们的治学经历或性格爱好各异，还是会带有个人的不同特色和个人独有的甘苦。这一点，也许对人们仍有参考意义。这就是我不揣浅陋，准备唠叨几句的原因。
我是喜欢搞点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的；而且囿于见闻，所知有限。因此，讲起话来，可能带有极大的片面性。但“田夫献曝”，取其动机可耳。
一
语言文字之学，固然跟文史一样，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它又是一切文史遗产共同的记载工具。我对文字、声韵、训诂，不过是一知半解，但即使如此，它已使我在治学过程中尝到了一些甜头。我的粗浅体会是：即使把语言文字作为一种独立学科，而它的本身就蕴藏着祖国几千年来无限丰富的文化积淀。从语言文字本身的结构中，往往可以发掘出许多有关文史的宝贵资料。在这一点上，前人已有所接触，但还有待于开拓。至于把语言文字作为记载文史的工具来看，则不通过对它的深刻理解，也就无法读通几千年来的文史典籍；不仅如此，作为文史研究者来说，往往会因语言文字上的新理解，带来文史理论上的新突破。尤其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研讨，更是如此。因为“文学是语言艺术”，而中国的文学遗产，则是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独有的特征而创造出来的。如果不掌握中国语言文字独有的历史特征，就无法深入探索和评价中国文学遗产的诸多艺术现象，也无法做出深层次的剖析和得出创造性的结论。
也许有人认为，研究先秦两汉的典籍，语言文字之学自然是不可缺少的；而读唐宋以下的书，似乎无此必要。但事实并非如此。语言文字作为人类的交际工具，由于时地不同，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发展变化。我们今天读唐诗、宋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又何尝没有语言文字上障碍。先秦两汉的典籍，固然有其独特的时代色彩，而诗、词、曲等，也同样有其独特的时代色彩，而为今人所不易理解。因而，作为语言文字这门学科，早已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开拓出新的领域。如张相、蒋礼鸿、郭在贻诸同志的著述，对人们研究唐宋以下的作品，就提供了不少方便，解决了不少疑难，对治学大有裨益。
道理很简单，从古代遗留下的大批文史遗产来讲，语言文字是“运载工具”，因而就我们研究古代文史遗产者来讲，则语言文字就成了不得不首先选择的“突破口”。当然，除专业的语言文字学家外，我在这里称它为“突破口”，显然认为它还不是“目的地”。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学术史上是有不少历史教训的。如汉学家长于文字训诂，而短于微言大义，故常常陷于烦琐；宋学家则长于微言大义，而短于文字训诂，故又常常陷于空疏。宋儒以理学家的程、朱为代表，鄙文字训诂为枝叶，尊经典义理为精髓。结果，往往在文字训释上闹出不少笑话；而所谓义理，也就成了无源之水，离题万里。这不能不说是历史性的教训。
庄子有句名言：“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如果把语言文字比做“筌”，把微言大义比做“鱼”，我认为作为治学过程，“得鱼而忘筌”，未尝不可；但是，不首先通过“筌”，则两手空空，又怎能得“鱼”呢？当然，治学各有所专，治语言文字者，不必专攻文史；治文史者，不一定专攻语言文字。但从不同学科应当互相渗透、相辅相成的角度看问题，则那种过于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对学术发展是没有好处的。而且，这种流弊，也许早已被人们所发觉，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二
真理是在不断地发展，同样，任何学科也是在不断地完善和进步。我们研究文史这一行的，也毫不例外。因此，搞文史研究，在继承前人给我们留下的成绩之外，求“新”，这是大势所趋，谁也阻止不了。如果老是在前人的圈子里“原地踏步”，则这门学问就会得不到发展，以至陷于枯竭。
我在这里所谓的求“新”，不外，第一，在原有的问题之外，提出了新的问题；第二，在原有的结论之外，得出了新的结论。亦即在学术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从近10年来的学术潮流来看，在求“新”方面，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学术界思想大解放的标志，是政治上的改革开放在学术领域的强烈反映，我们必须予以充分肯定。
但是，我要指出的是：学术上的求“新”，并不是目的；求“新”的目的，在于求“真”。所谓“真”，首先是指符合或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如果不以求“真”为目的，则不管结论如何新奇，也只是空中楼阁，对学术的发展并无好处。在中国学术史上，不乏里程碑式的论著，如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等学术大师的某些观点，固然是以“新”见称，但更重要是在于它的“真”。而学术史上那些只“新”不“真”的学说，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如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在推动他的“维新”运动方面，也许起了一定作用。但“新”则“新”矣，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故盛行了一时之后，终于消歇。又如何天行的《楚辞作于汉代考》，“新”则“新”矣，却并不“真”，其不为人们所接受也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些论著新奇有余，而严肃不足。
其次，所谓求“真”，又是指的对真理有所丰富，有所发展。而所谓真理，我认为就是指的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事物不分大小，都有它的发展规律，而学术研究的目的，也就在于求得事物的发展规律，以推动社会的不断前进。由于前人的某些结论，往往不一定是真理之所在，也决不会是真理的终结。因此，在学术研究上就会出现与旧说不同的新观点。我认为，只要是以求“真”为目的，而不是用求“新”以自炫，则这些新观点的出现，纵然会有些惊世骇俗，而被人们所不能接受，乃至斥之为“标新立异”、“奇谈怪论”等等，那也无妨。古今中外，有不少科学界的先驱者，他们所做出的新结论，不是往往被旧势力所打击或扼杀吗？但我们相信，只要是以求“真”为目的，而所得到的“新”结论，又跟事物的客观规律相符合，则他们的学说，最后总会胜利的。
还应当注意的是：“新”不过是“真”的形式，而且不是惟一的形式。因为求“新”的目的既然在于求“真”，则那些符合历史真实和事物规律的结论，即使是旧了一点，仍然有它顽强的生命力。因而，新的论点未必皆“真”，而“真”的结论又往往以旧的形式出现，是旧传统中的精华。对此，我们应当辨证地对待。
我曾经对学生说过：“我在学术上并没有什么成就，只不过对探索历史的本来面貌，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又曾说过：“一个人做学问，要能在人类真理的长河中添上一滴水，或者是半滴水也可以。”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话似乎很谦虚，实际上未免有点自大。因为求“新”并不难，至于求“真”，则谈何容易。在这方面，我只有不断地努力，虚心向前辈和同行们学习。
三
人们常常把“精通”作为治学的要求，而在这里，我准备把它缩小到写论文或写专著的范围之内来谈谈；其次，“精通”本来是一个完整的概念，而我在这里，又准备把它们分割开来讲讲。即在著书立说之时，我认为既要求其“通”，更要求其“精”。我的意思，所谓“通”，即通常所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所谓“精”，则是指的阐述、剖析缜密精确。也就是说，文章的最佳境界，应当在“高度”、“广度”、“深度”之外，还要加上个“精度”。正如一架复杂的机器一样，如果整体结构的精密度不够，就会影响正常运转，失掉应有的效力。
所谓“精”，当然首先要求在论点上做到缜密精确，无懈可击；其次是要求在表达手段上做到缜密精确，天衣无缝。而人们往往重视论点的“精”，而忽视手段的“精”。殊不知手段的粗疏，往往会对论点的确立带来不良的后果。
在材料的搜集方面，有的学者要求“竭泽而渔”，这无疑是极端正确的；因为没有丰富的资料，就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但对资料的搜集要“齐”，而对资料的运用则要“精”。即必须下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功夫。因而，把伪书当真书用，把误句当正句用，以及不限时地拈来就用等等，自然谈不上“精”；即使对待正确的材料，若不肯在剪裁、提炼和融会贯通上下点苦功夫，同样达不到“精”的目的。当然，在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论点时，为了加强说服力，材料不妨多摆几条，但也决不能兼收并蓄，搞成了“獭祭鱼”。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发现跟自己已得的结论互相矛盾的资料，哪怕是一条，或一句一字，也决不能轻易放过。必须紧紧抓住，深入钻研，直到彻底解决为止；如果解决不了，只有放弃论点，尊重资料。但我个人的体会，往往正是在解决这种矛盾时，使自己的论点不断深化，并取得意想不到的新收获，增加了文章的精度。
在进行论证时，对论点的阐发，自然要由远及近，由浅入深，步步涉营，环环扣紧，充分发挥逻辑论证的威力。在材料充足的情况下，要尽量让材料本身讲话；而一般则是在材料之外，也要有作者的推理。但材料与推理之间的比重，要恰到好处。如果材料的比重太小，而推理的跨度又太大，那无疑会影响文章的精度。
有的同志认为我善于运用地下出土的新资料，故能得出前所未有的新结论。其实，这一点我做得并不理想。但我对此却有一点粗浅的体会：即新资料固然会给人们以新的启发，从而得出新的结论；而如果没有旧典籍的互相印证，则新资料就会“孤掌难鸣”，难于发生作用。而且对前人所习见的旧典籍，由于我们采取的角度不同，或对字句的解释有异，同样可以取得论点上的新突破。不过这一切，如果不从“精”字上下功夫，只是浮光掠影，则不管材料的新旧，都是无济于事的。
最后，我还有一点个人甘苦，提供同志们参考：那就是专著也好，论文也好，写成之后，自己必须细心修改。一挥而就，“文不加点”，是不妥当的。不过在自我修改的过程中，要做到精益求精，是不容易的；而严格的自我审阅，是首先要做到的。对此，最好先把稿子放一段时间，把脑筋冷一冷，再用第三者的眼光，跟自己作品保持一定的距离，较客观地进行阅读，这样可能更易于发现问题。亦即在写稿时，要能钻进去；在阅稿时，要能跳出来。在写稿时，要“深信不疑”，在阅稿时，要“吹毛求疵”。甚至要把自己放到论敌的位置上，从鸡蛋里挑骨头，越“苛刻”越好。如果带着“自我欣赏”的情调审阅修改，那效果肯定是不会好的。
一九八九年四月清明节
文章来源：
汤炳正著，汤序波、孟骞编《听罢溪声数落梅·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