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钱啦！

领钱

文：张良谷

又到了腊月廿九，这天早上，人们就象傍晚的鸡鸭要进笼一样，熙熙攘攘地往镇上挤。各家各户都在忙着备年货。天空阴沉沉的，还裹着股刺骨的北风，像是饿极了的狼，呜——呜——地叫个不停，看天气是要下雪了。

福叔一大早就坐在我家来等了。我叫他“福叔”是因与他同辈的人都叫他“福仔”，正名朱有福。今年六十五岁，头发已经白了八九成。面骨一棱一棱的往外突，吸着一层黄里渗黑撒满芝麻斑的皮，一双眼睛藏在眉骨下。上身穿件磨得毛绒绒的蓝色的卡中山装，中山装里裹件四女儿买的青灰色新棉袄，新棉袄从中山装下摆钻出了两三寸。下身穿条蓝底白麻花的牛仔裤。一眼就看出是老幺儿子穿过的。福叔生了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是老幺，听说还是保胎生的，就是当年他娘刚怀孕就结扎了，结扎室里，福叔还塞了个红包給医生，这是他家最后的希望。儿子一出生，可把全家乐坏了，四个姐姐都在家带。福叔做事回家，如果儿子哭了，或者摔了跤，四个女儿甭想吃饭，一人一巴掌。“死起债鬼，就晓得吃，弟郎都带不好。’’四个女儿一脸鼻涕一脸泪，左一把，右一把，呜.呜地哭了出去。福叔饭也顾不得吃，把儿子抱在怀里哄了半天。

如今儿女都长大成了家，去义乌打工了。老大嫁在了义乌，老二跟着四川的跑了，老三跟着安徽的跑了，还好老四嫁在了邻村。老幺儿子初中毕业后，也去义乌大姐家打工了，每年回家 过年都是空着手，来年出去还得福叔垫车费。这几年村里家家盖了新楼房，福叔还住在父辈留下的三间老木屋里，被评上了村里的贫困户。

“福叔，吃早饭了。”我拿着碗筷对着福叔叫了一声，“吃过了，吃过了。”福叔连忙躬起身，带着一脸笑容点点头，身子象把弓，没等立直又坐了回去。一脸焦躁相，屁股不停地挪来挪去。我草草地吃过早饭，同福叔去镇上村委会。

刚到镇街口，路上的行人已水泻不通。有的往西街挤，有的朝东头涌。街二面齐刷刷的两排，有卖鸡.鸭.鹅.鱼的；有卖猪肉.牛肉.羊肉.狗肉的；有卖烟花爆竹.对联.灯笼.字画的；有卖蔬菜.相料.干货 的；应有尽有。我刚挤进街上，就被李家村养鸡专业户小李看见了。“张叔，买只鸡过年。”我连忙点头说：“好、好，等下来。”接着隔壁卖鸭的也叫了起来，“张叔，过年买只鸭。”鸭字拉老长，“好、好、等下来。”还没等第三家开口，我又接着说：“好、好、等下来。”那个卖鱼的一脸茫然相，我只好低着头往中间挤。

来到村委会，邻村的几个老头早早地在走廊上等了，门还没有开。

“老五叔”

“书记还没有来 。”这是李家村的。

“书记会来呗？”这是港背黄家的。

“老黄叔啊，会来、会来。”

我一边说着一边点着头，摆出一副非常肯定的神态。说的时候，嘴里一泡一泡的雾气往外冒。老五叔、老黄叔他们猫着脑袋，口里吐着雾气，五六双眼睛齐刷刷的 盯着大门口，我也不由自主地向大门口瞟了一眼。

“找个避风的地方躲躲 ，天冷。”

我一边说着一边转身往外走，走了十几步，身后没有一点响动。我扭头瞄了一眼，他们没有一点想走的意思。我捡了一块砖头回到走廊上坐了下来，他们看到我坐了下来，也三三两两地缩在墙边蹲着，眼吧吧地瞅着大门口。

村支书是人大代表。父亲是个孤儿，旧社会帮地主放牛。解放后，人民政府成立了，被优选进学校培训。毕业后分配到人民公社工作，后来做到了人民公社党委书记。村支书长大后自然而然进了乡政府，两千年后委派到村委会做起了书记。一坐就是十几年，我们村委会的老百姓见到他，都叫他“书记”，连个姓都不带的。

我们这些老头都是本村委会吃低保的贫困户。村支书前些年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多种经营、发展农村经济。开发了万亩果园林，万亩油茶林。村支书为了带动我们贫困户，安排我们在他的开发区工作。除草、施肥、打农药，六十五元钱一天。一年下来可以做到二百天，增加了上万元收入。

今天就是一年一度结账的日子。人人怀里都藏着帐本，其实每个人的帐各自早已算好了。一月份做了几天，哪几天有事耽搁了；二月份做了几天；一年共计做了多少天。乘上六十五，今年工资高，一万多元嘞。心里美滋滋的 ，早已忘了春天淋着雨，夏天扛着太阳，每天中午吃早上家里带去的冷盒饭了。

“今年书记挣钱啦，包了好多工程。”老黄叔得意得说，“港背黄家做的水泥路是书记包的。”老李叔接着说：“李家村后的氢钙厂书记也有股份的。”另一个老头兴奋地站起来抢着说：“那是不只这些哟，乡医院新大楼都是书记盖的。”

随后你一句他一句拉起了“长天”。又是做水泥路能赚几多几多钱；氢钙厂能分几多几多钱；建医院能赚几多几多钱。就是没有人说果园山能赚几多钱，因为我们知道果园山没有钱赚。十几年了都没有收成，原来万亩果园也就二百多亩。而且刚结果两年，又砍了改万亩油茶林。又是施肥，又是打农药，又是工资，一年要赔十几万嘞。都是为了我们贫困户脱贫，才保留下来的项目。

聊了半天，只有福叔没有开口。一会儿站着，一会儿蹲着，嘴里嘻哈......嘻哈......个不停。一会儿双手对抄抱在胸前，一会儿双手搓搓，把双老松枝一样的手搓得嗞嗞响。

“福仔，你个仔带了几多钱回家呀？”老黄叔调侃地问。

“带个卵钱，年年都是空手拍巴掌。”福叔愤愤地回了一句。

“带到媳妇回家么呔？”老李叔也跟着调侃了起来。

“那就好咯，阿请你坐上桌。”

福叔听到媳妇二字时，嘴角往上翘了翘，略带微笑地说。

说着说着，快到中午了，我站起身对大家说：“书记上午不会来了，大家回去吃午饭吧，”停了一会儿“天冷，中午在家歇会儿，两三点钟再来。”

我怕镇上那些卖鸡卖鸭的再叫，绕了个圈回家。

下午我在家看电视，福叔又来我家催了。我叫福叔坐下看会儿电视再去。反正没啥子事，别人家都忙得慌，杀鸡、杀鸭、洗菜。我们还等着钱去买嘞。

三点的时候，我刚起身。福叔一下就从凳上站起来往外蹿，好象老早就做好了准备。推开门，外面下雪了。我从门边拿把伞递给福叔，匆匆地跟进了大雪中。雪已经下了一阵子，一片一片轻飘飘地停在地上，一眨眼，鹅绒似的雪就融进了青青的水里；水面又托着一层还来不及融化的点点白雪。踩在上面叽咖、叽咖地响。我出门的时候换了双雨鞋，福叔还是穿着那双脱不了的解放鞋。走了一段路，鞋面就湿透了。他却全然不知，平日里那种慢腾腾的习惯不见了，我一直赶在他后头。

来到镇上大街，行人少了许多。大雪中只有卖鸡、卖鸭、卖肉、卖各种年货的，象捉鱼的鸬鹚站在船舷两边 一样，呆呆地望着街心，等着稀稀零零的行人，一家一家的砍价。一个个冻得满脸通红，有的鼻涕溜得老长。他们似乎看懂了我不是来买年货的，没有一个人叫喊了。

来到村委会，一辆轿车停在门口，门已经开了，书记早已在那儿办公了。但老黄叔他们还是蜷缩在走廊上，比上午还要乖得多，一声不吭。我走近大声问他们：“还不进去结账哪？”老黄叔嘟着嘴轻声地说：“书记叫我们不要吵，他叫我们进才可以进。”随后就不出声了。大家蜷缩在走廊角落里，嘻哈......嘻哈地等着。

一会儿是卖钢筋水泥各种建材的；一会儿是开挖机拖拉机的；一会儿是泥工、木工、水电工、钢筋工、油漆工。一直进进出出忙到四点多，终于没人了。我们大家站起来走到门边，等着书记叫唤。老黄叔前脚刚迈进门里，看看书记没有反应，又缩了回来。眼看天快黑了。

“黄来米”老黄叔听到书记点名，屁颠屁颠地进去了。老黄叔刚想从怀里掏账本，书记已将钱点好放在桌上。“签个名拿走”。老黄叔拿起笔在书记手指的框里图了两下。

“李老五，”老李叔两三步窜到书记身边，拿起笔也学着图了两下，拿着钱出来了。福叔放在最后一个，没等书记喊，已经站在书记身边了。伸手去接笔，抖抖索索的就是接不着。笔到他手边比泥鳅还滑，就算抓着了也图不出个“朱”字来。书记左手拿起印油，右手抢到福叔的手按了两下，点出一叠钱放在桌上，说：“有福、拿去。”

福叔颤颤抖抖地接到手中，还想放在桌上算一遍，钱一下撒了一桌子

“回去了，不会错的。”书记一边说着一边起身往外走。福叔慌慌张张地把钱收拢，捧在手里跟了出来，走到门口又回头“扫”了一下地上，确定没有掉后，又想把钱摊在地上算一遍。我连忙走过去接住他手里的钱，上下左右拍了拍将钱理顺。掰了一半放在他手中，将自己手里的一半算了二遍，从他手中抽出四张凑了数。又接过他手里的另一半数了两遍，心里一默：“一万三、对啵。”福叔没有答声，停了一会儿说：“少了四百多。”我没有接茬，把另一半钱递给福叔，在他肩上拍了拍：“回家了，把钱放好。”......其实我也少了四百。

我们一路上谁也没有出声，福叔对抄着手，左手劳劳地按着钱袋；右手握着靠在左肩上的雨伞。低着头走过镇上，走过邻村。一路上似乎什么也没看见，雪停了，天黑了。走进村，各家的孩子已提前摇着小烟花，嗞嗞地跳闪。

听说福叔回到家，一声不吭，晚饭也没吃，洗把脚睡了。大年初二，福叔又偷偷地去了趟书记家。不过不是去对账；是去拜年。不知是谁给他指点的，他想托书记今年给他留个旧房改造补贴的指标。也想盖栋新房，给老幺儿子寻个媳妇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