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亡唐兴七十年｜卷一｜第二章3.晋王秦王/守业创业迥相异
——有关从杨坚到李世民的历史阅读
|作者：蔡磊|
|卷一 开皇、武德初年纪事
·第二章·晋王秦王：两家皇王的崛起
体会杨广
肯定的，这一节更加严重地触犯了从来讲究无一处无来历，无一字无出处的史家大忌，因为笔者是在体会当时杨广的心情以及情绪的由来。
可是后人说史，就算是时时小心、处处考证，也其实是在以己度人自说自话，更何况这本书早就在关公战秦琼了。
那么，就这样吧。
《隋书·高熲传》载，此番平陈，杨广虽然是行军元帅，但德高望重的老宰相高熲却又是隋文帝杨坚任命的“元帅长史”，“三军咨禀，皆取断于熲”。
也就是说，晋王杨广仅仅只是个挂名统帅，实际掌军的是高熲。
隋文帝同时还任命曾让少年杨广忌惮不已的王韶为行军司马，军中皆决断于高、王二人。
单凭这种人事安排，就能知道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认识论就是在那时也是颠扑不破的金科玉律，更何况隋文帝本人也在平陈之后说过：“晋王以幼稚出藩，遂能克平吴越，绥靖江湖，子相之力也。”
子相者，王韶之字也。
公平地说，隋文帝此种安排并无不妥，哪怕是皇王皇子呢，缺乏历练就是缺乏历练，更何况是这种千军万马真刀真枪的两国交锋的大事。
此中利害杨广当然也是清楚的，但理解甚至服从是一回事，真正心悦诚服又是另一回事。年少气盛的大军统帅是多么渴望登高一呼一呼百应啊！
当年曹孟德横槊赋诗，谈笑间樯橹灰飞湮灭的风流能不让晋王杨广心想往之？！
可是事实上他又差不多像个傀儡一样，只能看着高、王等人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而且军中不比朝中，战时不比平时，许多需要当机立断的事情恐怕高、王等人也顾不上哪怕只是象征性地问问晋王的意见，晋王的失落就更加严重了。
而且这种酸楚还不足为外人道，他还必须摆出一副大肚能容难容之事的王者风度，这才真叫难堪呢。
大的作战方略朝廷早有部署，其他具体的决策也轮不到身为全军统帅的晋王杨广建言建策，所以平陈之战越是进展顺利，胜利越是辉煌，晋王心里的失落就越是难免，越是感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否则该怎么解释杨广大光其火，非要治罪贺若弼不可？
在平陈之战中立有大功的贺若弼是没有按照杨广的元帅府事先制定的部署进军，而是随机应变，“先期决战”，这在形势瞬息万变的战场也属正常，虽说老贺此举多少有些打乱整体部署，但毕竟没有坐失战机，而是一举定乾坤，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功大于过，这种提着脑袋打来的军功大家都要认帐的。
但晋王杨广就是大为恼火，尽管贺若弼大功在身，却依然以“有违军令”为由要治他的罪。更何况还有个跟他争功的韩擒虎指责他先期决战意在抢功，仗打赢了也实属侥幸。
其实，杨广的心态实在是不难理解，此举既是嫉妒，但更多的是一种借题发挥。既然不能拿高、王两人说事儿，那比较而言位卑官小的老贺不就是现成的替罪羊出气筒？！
贺、韩两人的官司后来一直闹到了隋文帝的面前，结果是贺、韩两人都被隋文帝大加褒奖，杨广的裁决被推翻，等于是又吃了一记闷棍。
接下来又有了诛杀陈后主宠妃张丽华的官司。
《隋书》、《北史》还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记载说是灭陈后，杨广有意要纳惯会狐媚惑主形同妖精的张丽华，老宰相高熲则坚持杀了那个女人，以至杨广与其结仇。
但《陈书》和《南史》却说明处死张丽华是杨广自己的命令。
前者显然是想说杨广那时候就好色纵欲是个色狼淫棍。
但真实的情况是，杨广起码在最后做了皇帝之前都一直中规中矩，深得父皇母后的欢心信任。谁不知道隋文帝的独孤皇后不但把自己的皇上老公看的极严，就是臣下纳妾也让她看不过眼去，杨广会那么傻？！
再扳着指头算，张丽华那时最少已经有三十岁了，而杨广只有二十，在男女十来岁就结婚生子的那时候，十岁之差都可以说隔了一代人了，贵为皇子皇王的杨广会那么没见过女人吗——而且还是那样一个臭名昭著的女人？
果真如此生冷不忌，他何以一生只有三个皇子、两个公主？
以杨广之精力之地位，以萧后之大度之贤惠，还不早就缪种流传子嗣广布荼毒四方？
例子是现成的：唐高祖李渊光儿子就生了二十二个，唐太宗也有十四个儿子，还不包括女儿！
还有那个早年间四处乞讨化缘的光头和尚朱元璋，光亲生儿子就有二十六个之多！这些人哪一个不是大有名望的大有为之君呢？
笔能杀人，又一证也。
肯定的，挂名统帅杨广和实际统帅高熲之间有冲突、有矛盾，而且还不小。
要不然也不会有这样的情形：平陈凯旋之后，隋文帝亲幸晋王府并设宴大会群臣，席间文帝高度赞扬了“高熲平江南，虞庆则降突厥”的大功，杨广虽然表面应承，心里却老大不高兴，既不说话也不举杯，要不是另一重臣杨素出来打圆场，真不知接下来的局面会是怎样的。
杨广对高熲肯定是恨之入骨的，这从他即位后即于大业三年（607）以“谤讪朝政”之罪诛杀了高熲可以看得出来。同时被杀的，还有那个贺若弼。
已经当了皇上的杨广在又两年后杀文士薛道衡时解释说：“我少时与此人相随行役，轻我童稚，共高熲、贺若弼等外擅威权，自知罪当诬罔。及我即位，怀不自安。”
当然，这是后来了。后来的事儿以后再说。
初次亮相，晋王杨广就对权力表现出超过常人的热爱和敏感，这是不是该归功于自小生长在权力中心、长期耳濡目染的结果呢？
这之前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说，那就是晋王妃萧氏娘家后梁的灭亡。
开皇七年（587）八月，完全是为了伐陈做准备，隋文帝征后梁主萧琮入朝，杨广的这位大舅哥不敢怠慢，立刻赶到长安，结果被软禁起来。
隋文帝随即恢复了江陵总管建制，派武乡公崔弘度率军入卫。后梁立即人心大哗，留守的安平王萧岩等人领着后梁文武大臣及百姓十余万逃奔南陈。
隋文帝下诏废后梁国，本来就是个傀儡的萧琮帝号干脆被取消，拜上柱国，赐爵莒国公。
作为杨广的夫人，也是作为杨广的反衬，晋王妃萧氏一直是以知书明理贤惠温柔的形象存在于典籍之中的。
那我们就可以肯定，对自己家族和父母之邦的败落，她绝对不会有什么非议，甚至干脆说她心悦诚服也未尝不可。
但眼看着山河虽在却改了旧日颜色，眼看着国败家败以至如斯，她就是在夫君杨广面前饮泣抽噎怕也是人之常情吧？
那么，她的眼泪、她的幽怨、她的无奈有没有让杨广领悟到一些什么呢？
就是不算后梁，破陈之后，二十岁的杨广已经亲眼目睹了北齐、北周和南陈三个王朝的败落。
这种血雨腥风中的交接更替权力轮回，又让杨广对权力本身有了更加刻骨铭心的体会难道不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吗？
要对一个压根就没接触过鸦片的人说清此中滋味实在是并不容易，但要面对的是个瘾君子，你准备好的那些说辞难道还不多余吗？
英国罗素在他的《权力论》中有这样的论述——
“在人类无限的欲望中，居首位的是权力欲和荣誉欲。这两种欲望并不是一回事，虽然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英国首相的权力多于荣誉，而英国国王的荣誉却多于权力。然而，一般说来，获得荣誉最简便的方法是获得权力，这尤其适用那些从事公共事业的人。”
杨广也是“从事公共事业的人”。
他渴望荣誉，也渴望权力，在他眼里两者难分伯仲互为因果，可是，就在这一切伸手可及的时候，另外一只手虽然礼貌却很坚决地拦住了他，他心里会是好受的吗？
会吗？！
|那么，李世民对权力的渴望呢？会有别样的心态吗？|
西望长安
严格地说，大隋，尤其是文帝时代的大隋王朝的新都都城应该叫大兴才对。
这座在隋文帝手上拔地而起的新城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满是喜兴和希望的名字，全在于隋文帝最初踏上仕途就是被封为大兴郡公的。
以大兴命名新都、京县、皇宫大殿以及园林寺院，就是希望大隋天下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新都坐落在原来的老长安城东南面，属北周京兆万年县，还有个小地名叫龙首山。
规模宏大的新都完全改变了汉代皇宫偏居一隅的格局，使得宫城与皇城正好坐北面南，体现了天子堂堂正正君临天下的气度。
而且皇宫官署尽在高地，那才叫居高临下龙盘虎踞。
坐在最北面的宫城大兴殿（后来李渊称帝时改为太极殿）向南眺望，首先看见的是分为左右两部分的安置着各级中央官署的皇城；出了皇城，宽一百五十米的朱雀门大街将大城一分为二，东为大兴县，西为长安县，各自有坊有市，犹如众星捧月般拱卫着高高在上的皇城宫城。
一句话，将中央集权的政治理念落实在具体的都城建设上，隋文帝无疑有开山之功。
根据资料，占地八十多平方公里的大隋大兴都城，比明清时代的北京城约大一倍半，宫城中心的大兴宫又比明清紫禁城大五倍，无疑应属世界第一。
可是大兴城的名字还是近乎湮没无闻。
哪怕就是在杨广执政的大业年间呢，大兴都城的名声也赶不上东都洛阳和江都扬州响亮，更不要说和大唐都城长安相提并论了。
还说什么国破山河在，明明就是“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似乎仅仅只是出于习惯，后世的人们也大都只说长安，不提大兴。
从众从俗，那我们也只说长安。
被黄河拥搂着，被关中平原托举着，被认为是汇聚了气吞山河的王者之气的，曾是秦、汉两朝都城的长安的确是令人想往的。
所以，当豪杰四起天下大乱，并且越来越乱的时候，长安也就成了一块让许多人垂涎欲滴争相逐之的肥肉。
只有后发制人的李渊捷足先登。但因为后来出了个李世民，为了证明他以次子荣登大宝的合理性，历史记载又一次在这里画蛇添足不惜前矛后盾——
距霍邑五十余里的贾胡堡是霍邑之战爆发前，李渊大军的扎营之地。之所以驻扎于此，是因为淫雨不止，道路泥泞，军粮运输成了大问题。同时还有流言说刘武周知道太原城防空虚，又要伙同突厥袭击太原。
天不作美，人祸又至；前有强敌，军无余粮，何去何从自然成了争执不下的焦点难点。
裴寂认为各方面的形势都不利，霍邑有强敌固守肯定不能轻易得手，太原是大本营，大家的妻儿老小都在那里，应该火速回军以救根本，至于以后，还可以从长计议。
据说李渊毫不犹豫就同意了。
但李建成和李世民坚决反对。
李世民的理由很是充分：正是七月，漫山遍野的粮食都熟了，愁什么军中无粮？前面挡路的宋老生轻敌急燥，“一战可擒”；李密舍不得到手的河南粮仓，是典型的鼠目寸光；至于刘武周和突厥更是“外虽相附，内实相猜”不足为虑。形势如此，“当须先入咸阳，号令天下；遇小敌即班师，将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
但李渊听不进去，下令班师。
无功而返显然于军心士气大为不利。
以李渊的老谋深算深谋远虑不会不知道这些，而且他的本意就是要“西图关中”，中途退军容易，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想梅开二度东山再起，还能有曾经有过的天时地利人和吗？
兵贵神速出其不意，已经占尽先机的李渊难道不明白时不我待的道理，可能么？
《旧唐书·太宗本纪》是这样说的：李渊促令班师，李世民不禁号泣于外，声闻帐中。李渊惊问其故，李世民回答：“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必克，退还则必散。众散于前，敌乖于后，死亡须臾而至，是以悲耳。”
曾经是怎么也说不通的道理用眼泪和悲声讲通了，李渊“乃悟而止”，再次改变了命令。
后来就是云开雨歇，李渊率军直趋霍邑。
那个宋老生果真是有勇无谋，经不住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俩的激挑，果然开门出兵，背城布阵。李氏兄弟发挥骑兵的优势，力挫隋军。
而且，李世民还以精骑直冲敌阵，从阵前冲入，透阵后而出，当时术语称之为“贯阵”。
这种先乱敌阵脚、后断敌归路的战法以后成了李世民的经典战术，屡被应用。宋老生就是那样欲战不能，欲退无路，最终丢了脑袋的。
面对据守河东的隋将屈突通，李渊采取了兵分两路，除留一部监视盯防外，大部主力则渡过黄河，直扑关中。
据说这也是李世民的计谋，还是《旧唐书》的记载——
李世民以为兵贵神速应立即入关：“宜乘机早渡，以骇其心。我若迟留，彼则生计。”还认为被民间以“宁服三斗葱，不逢屈突通”的歌谣形容老辣的隋将屈突通至多只能自保，构不成多大的威胁：“屈突通自守贼耳，不足为虞。若失入关之机，则事未可知也。”
李世民果真料事如神，攻占长安后，屈突通报国无门，只得投降。当然这是后话了。
进入关中大地，局面立即就明朗了许多，队伍也由最初的三万人滚雪球般激增至二十万。
旌旗飘飘，马蹄声声，曾经似乎是遥不可及令人梦魂萦绕的长安已经遥遥在望，成为李氏父子囊中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