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研究生】小林 | 读申胥谏许越成：吴越争霸到底在争什么？
读申胥谏许越成：吴越争霸到底在争什么？
人民研究生 小林
公元前494年，继位两年的夫差打败了继位三年的勾践。夫差报了杀父大仇，而勾践也为他的轻率、盲目付出了差点亡国的代价。在吴越两国，战争的失败原因似乎非常单一，失利的一方一般都有盲动的原因。携李之战中，阖庐是这样；夫椒之战中，勾践是这样；后来吴国亡于越国，夫差也是这样的。这一颇为主观性的原因似乎主导了历次战争的走向。而在我们的今天的世界里，很容易认为某些客观因素，例如科技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在大国强大的军事科技实力下，弱国往往只能束手就擒，例如科索沃战争。
造成当时局面的背后原因到底是什么？《吕氏春秋·知化》有一段话值得注意，它讲到吴王夫差将伐齐，伍子胥说：“不可夫齐之与吴地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得位，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于我亦然”。《吴越春秋·夫差内传》还说，“且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
这两段话是说，吴越两国土地不仅仅相互接壤（吴越两国在今天的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安徽南部），更重要的是，两国人民的语言文化习俗是差不多的。这种相似性的影响除了伍子胥所说的“得其民能使之”之外，也就是说任何一国当家都可以轻易驱使另一个国家的人民。那么，对于两国的博弈来说，除了吴国土地面积大于越国国土面积以外，两国的气候、物产资源、交通，人民的身体素质，甚至文化素质和思维习惯，都是差别不大的。
追溯两国的源头，《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出。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同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後二十馀世，至於允常。”
这两段话是说，吴始祖很大程度上就是吴地的北方“外来人口”，被当地老百姓拥戴，成立吴国。吴太祖也“文身断发”，接受了本地文化。而越始祖更大程度上是越地的本地居民。总之，殊途同归，政体根植于南方本土文化。当然，后来我们知道吴王寿梦这一吴国崛起时期，实际上也是吴国后期的时候，有“季札观周礼”等历史典故，可见吴国也开始接受原正统文化。但是吴国随着长期扎根当地，导致吴越两国的文化传统是相似的。据考古发现，两国疆域内有不少“土墩基”的墓葬，这种墓不挖墓坑，在地面上置放死者及随葬品，然后堆土成坟丘。可见，在文明要素的埋葬习俗上，两国都是差不多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国的实力差距怎么体现呢？事实上没有很大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国土面积上。国土面积直接影响人口、物产的丰富程度。在这方面，吴国有一定优势。但是，吴国在土地面积上的优势并不是压倒性的。越国只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和人口准备，便能在战争资源上与吴国取得平衡。从勾践二年到勾践十五年发兵伐吴，勾践用了十多年时间积攒国力。如此一来，最终的较量很可能只是比谁不犯更多的错误。但是，而在这次期间，吴国的中原霸业其实消耗了吴国太多的国力。此消彼长。一方面，越国形成了对吴国的资源优势，另一方面，加之卧薪尝胆、日夜研究吴国的勾践比之冤杀伍子胥，轻敌昏庸的夫差形成的领导能力上的差距。如此一来，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
文中第一句话是，“吴王夫差乃告诸大夫曰：'孤将有大志于齐，吾将许越成，而无拂吾虑。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在夫差看来，吴国对越国具有碾压性的实力。以至于他可以一边北上伐齐，一边压制越国，即使两线作战。这除了暴露了过早赢得战局的夫差的狂妄无知以外，也暴露了他对吴越两国实力来源的无知。
这一点被精明强干的伍子胥看在眼里，“夫越非实忠心好吴也，又非慑畏吾甲兵之强也”，前半句十分容易理解，那么后半句话则值得一番思考。为什么伍子胥认为，越国根本不怕吴国的甲兵之强？原因就在于，只要假以时日，越国也可以获得这一能力。他在劝诫夫差的时候说了以下这段话：
夫固知君王之盖威以好胜也，故婉约其辞，以从逸王志，使淫乐于诸夏之国，以自伤也。使吾甲兵钝弊，民人离落，而日以憔悴，然后安受吾烬。夫越王好信以爱民，四方归之，年谷时熟，日长炎炎，为虺弗摧，为蛇将若何？
伍子胥将吴越核心博弈归结于非常基础的因素上：吴国在于军队以及军工资源（甲兵钝弊）、劳动力以及物产资源（民人离落）等基础性资源的消耗，而越国劳动力资源（夫越王好信以爱民），粮食资源（年谷时熟），生活资源（日长炎炎）常年累月的积累。丝毫没有强调吴国在领导集团、政治、人才、技术等方面的资源或者能力。
这是值得深思的。如果仔细联系现实，这恐怕也是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世界国与国博弈的实情，疫情再次证明基础资源的重要性，没有足够多的基础资源，政治、人才、技术都是无源之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对于吴越历史，夫差的观察是“静止”。他认为吴国打败越国在于自身的能力，在于吴国人的固有实力，这是不会改变的事实。所以，他把伍子胥的真知灼见当成了”长他人志气“的叛逆之言。“大夫奚隆于越？越曾足以为大虞乎？若无越，则吾何以春秋曜吾军士？”而伍子胥“动态”地看待了吴越历史发展的轨迹，准确的预言了后来的历史。这是不仅仅是两个人智慧的差距，也是两种“历史观”的差距。
只可惜，这就是夫差的命运。很多智慧之人能够预判历史的走向，但是他们往往无能无力。“吴许越成”，最后甚至连盟誓也没有。“重鬼神”是中原礼教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盟誓是中原争霸最辉煌的时刻。结果被两国忽略了。“以盟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结信矣。以盟为无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临使之，而胡重于鬼神而自轻也”。虽然，中原文明对吴越的影响要弱一些，但吴毕竟有崇礼的一面，而夫差放弃盟誓，更暴露了吴国的堕落。在前文中，我们看到伍子胥和夫差的针锋相对的言论形成正反的鲜明对比，激发我们思考，而最后一个细节，则是点睛之笔，作者不动声色地点出了夫差的昏庸本质，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