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峰县商会
背景资料
商会是指有独立的经营单位、事业单位或由自由商人、企业职员等自愿组成，保护和增进全体成员既定利益的非营利性组织。
据了解，法国是世界上最早成立商会的国家，是近代商会的发源地。在中国，到了晚清以后，由于情势变迁，使得商人的地位大为改观，商人组织的性质亦相应有所变化。传统的商人组织，如行会和善堂等形式的早期商人组织根据实际状况比较自然地开始转化为近代意义上的商会。
1899年，中国出现了第一个由民间拟定的商会章程《拟中国建立商业会章程》 ；
1902年，上海通商银行的总董严信厚组织成立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这是中国近代商会的雏形；
1903年，清政府设立了商部，作为统辖农、工、商实业的最高管理机构； 1904年，根据商部的意见，清廷谕令颁布 了《察定商会简明章程 》 、《商会章程附则六条》。此项法律文件成为商会成立的法律依据；
1905年1月13日，天津商会正式成立。到1908年，全国已有58个总商会（其中9个建于海外）和223个分会。1912年商会总数猛增至794个，1915年更激增到1262个。
正如前面提到的，现代意义的商会是由行会或善堂等早期商人组织发展而来的。据史载，中国的行会最早出现于春秋时代的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前后。从西周开始，我国手工业已经比较发达，分工也逐渐细化。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加上城市的出现和繁荣，产生了行会的萌芽，《论语》中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这里的“肆”，指的就是中国最早的行会组织。到了汉代，商会被称为“行列”、“市列”，隋唐后则称为“行”。
据《中国史稿》记载：大都市经营同一行业的店铺增多，就产生了同行业的封建性组织——行。“行”由“行首”或“行头”主持本行的事务，在行内负责贯彻有关官员和市场的规定，向政府交纳税收，办理与官府的交涉关系事项等。封建政府则利用“行”这一特别的组织和“行头”加强对各行的控制。
明代中期以后，在全国各地又先后出现了不少商人群体——商帮，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品贸易。 比如有山东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徽州商帮等十大商帮之说。
商帮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发展最后阶段的开始。
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在中国开始创办的近代工业，为中国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随着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工场作坊和以军火工业为代表的近代企业的涌现，社会也需求与之相适应的行业组织。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到了20世纪初，中国各地普遍开始成立“商会”。
伪康德4年（民国26年，公元1937年）7月1日，赤峰县公署总务科编辑、赤峰玉华号印制了一部名为《赤峰县地方事情》的“官志”。
据《赤峰县地方事情》记载：清末民初是赤峰商业鼎盛时期。民国十年前赤峰街有商店、作坊不下千家。人烟稠密，房屋栉比，商店林立，货物山积，是北方四大贸易重镇之一。
民国三年，赤峰正式开埠。也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之下，赤峰县的商人们也成立了自己的“商会”。
赤峰开埠
那么，赤峰县商会是哪年成立的呢？其说法不一！
据王士哲先生在《赤峰县商会》一文中介绍，《赤峰县地方事情》记载是清光绪三十四年，《赤峰市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记载是民国三年；而在王笛先生的《试论清末商会的设立与官商关系》一文的附表又有这样的记载：“热河省在1906年成立商会一所，1908年成立商会四所”。可惜文中没有具体明确县名。但无论怎么说，赤峰的这个商人组织最初是被称做“商务会”的，1916年才改称为“赤峰县商会”。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日、俄在北京商定，以北京所在子午线划内蒙古为东、西两部分，分别作为两国势力范围。随后，还向袁世凯提出在东蒙地区建筑铁路和开辟商埠的要求。对此，袁世凯当即授权内阁总理赵秉钧召开内阁会议，阁员一致同意自辟商埠以免被动。会上责成内务部、农商部税务处、财务部会同选派专员前往满蒙东、西路选择开埠地点，以满足日、俄要求。其中，时任总统行辕秘书的卓宏谋为西路调查使，赴张家口、多伦诺尔（多伦）、归化（归绥）、赤峰四处调查。后经内阁会议通过，总统钤印，批准了七个地方自辟商埠，这其中就包括赤峰。
民国三年，赤峰正式开埠。
赤峰县知事叶大匡接热河都统熊希龄手谕，辟赤峰为商埠，在赤峰设立开埠局，叶大匡兼开埠局长。开埠局下设巡警总局，负责商埠的治安、维持社会秩序的任务。
赤峰县商会成立之初，公举总理一人，协理一个。后来，选举会长、副会长为商会负责人，一般是三年一任。凡是有铺面（门脸儿）的商号，都是商号会员。业务是对本地的工商业进行管理，但实际上，主要精力还是不得不放在应付官府等方方面面的琐事之上。
赤峰县商会原设在头道街老县政府也就是后来的北市场东面，1925年迁到三道街西街。当时的会长是赤峰士绅杨子彬，商会组织有八大委员，他们是钱行、粮行、烧锅行、当行、铁行、木行、药行、杂货行等八个行会的代表。这些委员多数是商号经理，少数是商号财东。委员们只是在会长召集会议时才亲自到会，平时仅派部分商号青年常驻商会，进行服务的同时也兼职通风报信。会长室还设有秘书长一人，会长不在时代行职务。
国民年间，赤峰县政府向本地商号征收商捐，财政部门无力办理，曾包给商会代为征收，尽管后来取消了包税制度，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会的势力和作用。在这期间，赤峰县商会还曾组织过“武装商团”，从各大商号青壮年柜伙中挑选一百多名团员，配有少数快枪武器，主要还是老套筒、毛瑟、鸟枪、大抬杆等。经过训练，身着统一服装，协同警察维护市场秩序和治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后来，尽管随着警察机构加强，这个“武装商团”解散了，但赤峰县商业在一段时间内的繁荣程度可见一斑。
好景不长
1914年，赤峰开辟商埠，成为当时对外开放的一座城市，赤峰的私营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
好景不长！
在赤峰开埠工作进行中，热河都统熊希龄奉调离职，继任都统姜桂题从不过问此事，致使开埠工作半途而废，所谓开埠局也就烟云散，不再被人提及了。
1917年，日本在赤峰正式设领事馆，明保日商合法经营，暗搞特务间谍活动。
从1938年起，日伪当局在东北地区颁布一系列法西斯法令，把原来限于银行、邮局、铁路、矿山、冶金、电力等部门的“国家垄断”的“经济统制”措施逐步扩大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1938年和1939年，日伪的经济垄断甚至指向吃饭、穿衣两件大事。在吃的方面，大米和白面等细粮成为日本人的专用品，而中国人只能买到高粱等粗粮，还要凭票限购。为了解决穿衣问题，日伪政府将垃圾箱内的破烂衣服、鞋袜都要捡拾起来，经过重新加工，制成所谓的“再生布”，未经消毒就卖给城市居民。曾任赤峰县商会会长的翟天爵同别人合股开设“乾生福”织布厂，从织造这种再生布中捞到了大量的油水，赚了不少昧心钱。
据不完全统计，伪满统治时期，赤峰钱行、当铺、烧锅、粮行、药行、铁行、杂货行、饭店、店行（货栈、旅店）等九十个行业有过半数的，也就是近140家倒闭，这还不包括零售的不固定的小商小贩。原籍平津、河北、山西的商人大部离开赤峰，返回家乡，勉强开门营业的店铺，多半成为完全依附和受制于日伪势力的分销部、代销店。
名存实亡
日伪政府不仅对中国的经济进行“统制”压榨，还对商会组织进行了所谓的“改组”，使其成为加强统治的工具。1935年，日本人对赤峰县商会进行了一次全盘的改组，派来一个叫中村长太郞的人，担任常务理事，将八大行会改为十五个同业公会；将委员改称为理事，增添了大和洋行经理日本人草刈森男为副会长；商会办公室扩大编制，分设庶务、会计、文书、经济调查等股，成为处理日常事务的职能机构。理事共有十二人，中国人八名，日本人四名，中国人名义上还占有大多数，但还是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日本人的工具。
中国籍会长、副会长都是没有实际权力的角色。两任会长李海、倪维周先后于1936年和1941年被日伪撤换、拘捕入狱。继倪任会长的张荣棣、吓得不敢到职，溜到天津去了。这样，自日伪厉行经济统制以后，商会业务内容趋于单调，总是围着物品的配售问题打转转。
日本在赤峰的大和洋行大约是建在1916年，因为当时的赤峰是甜草汇集中心，所以日本人才开设了这个洋行，并且修建了厂房、收购甜草，熬制成“甜草膏子”运回日本。大和洋行的经办人叫中川三七氏，长驻代理人是泷山，掌管事务的经理是大连人，叫朱锡九，地址就在后来的赤峰制药厂。
日本侵占赤峰后，大和洋行改名叫“满蒙兴业公司”，经理就是那个叫草刈森男的日本人，他带有家眷，管理总务；财务是中国人，叫李春元。
大和洋行在赤峰开设了数十年之久，获利多多，不独在经济上侵略，而且还以经商为名进行特务活动。
1934年农历二月初七，日军侵占赤峰时，就是朱锡九和李荣廷作的向导。
李荣廷原是为日本洋行收购皮毛驻在赤峰皮店的经手人，日本侵入赤峰后任赤峰县警察局长。
一种偏见
在中国，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甚或在现在，还有很多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在丑化旧时代的商会，这是不对的，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一种偏见。
据了解，赤峰县商会曾组织成立过防火组织，称为消防水会。商号派青壮年成为水会会员。遇到火警发生时，会员听到更夫锣声，立即出发集合救火。水会配备有气压喷水车和喷筒。到了伪满洲国后期，消防水会移归赤峰街公所管理，改为消防队。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苏联红军来赤，蔬菜、肉类等军需品都由商会组织人员，负责到底。八路军和人民政府、专署等机关设在赤峰后，商会也对房屋、用具等进行了必要的组织和准备，及时解决军衣供给等问题。即使是在日本人改组商会后，中国籍会长、副会长、理事，除了少数见利忘义者而外，还是为了中国商人的生存和利益进行过艰苦周旋的。
赤峰县商会至1947年赤峰第二次解放前为止，存在了四十多年，会长主要有：杨子彬、张文琳、李海、倪文翰（维周）、张荣棣、翟天爵、焦世珉等人。在杨子彬前面还有一个姓朱的会长，人送绰号朱四麻子。据记者判断，这个人应当是老赤峰街第一富户朱家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