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接受史视野重新理解白居易

　 作为有着世界影响的伟大作家，白居易在当时文坛地位就很高。这与他的早慧、出道较早，深受前辈提携有关；与他精励刻苦，善于团结同道有关；与他各体兼善，取材广泛，作品数量为唐代之冠有关；与他年寿长、文学活动持续的时间久，且有意识妥藏多处有关；更与他追求通俗平易的风格，引领同道后学形成诗派有关。

　　以文献彻查为接受史研究奠基

　　这样一位伟大作家，值得拥有一部系统的接受史研究。一方面可以准确地定位其感召力，全面估量其影响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了解不同时代、不同审美情趣、鉴赏能力、期待视野、社会思潮及意识形态上的发展和变化。因为文献资料过于丰富，给接受史研究带来挑战。如何迎接挑战——从接受史视野重新理解呢？

　　答曰：围绕白居易其人其诗、其文其学的独特面貌，全面展示其影响的独特轨迹。为此，从文献入手，彻查现存典籍，业已出版《白居易资料新编》，全书676万字，包括中晚唐至近代3300多家作者、8400多则评述材料，参考书籍3500余种。除诗话、笔记、诗文集、地志、碑刻、金石、史籍、年谱、家谱、日记而外，旁涉戏曲、传奇、话本、弹词、子弟书、章回小说，及释道典籍、类书杂纂等各类记载，以对白居易生平思想及诗词文赋等各类文学创作进行评述之文献为主，也包括世系家族、行年事迹、版本源流、作品整理、真伪考辨、字义疏证、典故诠释、本事考证、鉴赏品评、背景介绍、诗意疏解、诗旨阐发等。同代人与白居易之唱和酬赠，亦在辑录之列。相关度较高的唐宋文献从宽，元明清文献则严收。

　　其体例特点：第一，谨依作者生年先后，以见时代早晚、承传之序；第二，述而含作，加以按断，对所辑文献与史实违讹者加以驳正，与资料有关者加以辨析，对所辑文献及作者加以说明，资料文字加以校勘，资料内容加以溯源。在此基础上的白居易接受史研究，自信会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所突破。

　　影响涵盖文学创作和人格范式

　　前贤有云，著书不如编书，推崇述而不作，其实也暗含一种价值判断，即继承高于出新。在大力提倡创新的今日，这种论调不免迂拙。然退一步讲，就算是言必己出，毕竟难以词词语语皆君自造，出新终须来自推陈，何况“参考文献”已成今之规范。众所推尊之钱锺书先生，代表作《谈艺录》《管锥编》即名为“录”和“编”。这里绝非强调文献整理重过理论分析，收集整理只是起步，科学的分析、综合的研究才是最终目的；但没有文献支撑的理论，恰似光鲜流丽的广告，让人不免悬心。理想之境应如有源之水、有本之花。个人成长历程中，少影响老，童年经历影响青年、中年和老年；但从群体考量，则恰恰相反，老影响少，前影响后。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慨之深矣；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更为斩绝，亦堪玩味。考察前人在白居易研究领域留下的足迹，会对今日研究提供参考和镜鉴。

　　没有接受史而仅有创作史的文学史，是不全面的。意义是绾合创作与接受的纽带，传播与影响则是扶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前者指向现实，后者指向历史，白居易的文艺思想，一如其创作，兼顾现实和历史，尽管有出于汉儒的因素，却并非只坚持复古。一系列重要问题，如文艺产生的根源、社会作用及理想形式等，白居易都本着批判现实的精神，提出许多前人不曾提不敢提的见解，不但为诗歌创作明确提出批判现实、批判政治的方向，而且也提供了诗歌批判现实的有力形式。当这一文艺思想主张，在强调文艺的政治功用时，不免有意忽略了艺术的审美特质，但这一弱点和缺陷，随着他新的人生经历和感悟，在后来逐步得到弥补和完善。白居易留给后世两种不同取向的精神遗产，一种提醒我们，“浮荣及虚位，皆是身之宾”，另一种告诉我们，“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因此富含包容宽和的气象。

　　白居易深远巨大的影响，涵盖文学创作、生存智慧两大领域。晚唐批评家张为称他是“广大教化主”，可谓恰如其分。白诗在当时广泛流传于宫廷和民间，歌伎唱他的诗，寺庙、旅舍贴有他的诗，僧侣、官人、寡妇、少女读他的诗，宫中妃嫔以诵得《长恨歌》而自负。写有白诗的帛可以当钱用。荆州市民葛清文身，在身上刻满白诗，称白舍人行诗图。四明人胡抱章作《拟白氏讽谏五十首》，行于东南；后孟蜀末杨士达亦撰五十篇，颇讽时事。晚唐五代的杜荀鹤等，宋代的苏轼等，金元时期的元好问、王恽，明代的公安三袁等，清人唐英等，都深受白居易影响。剧作家取白居易叙事诗为题材编写戏曲，如取自《长恨歌》的白朴《梧桐雨》、洪昇《长生殿》，取自《琵琶行》的马致远《青衫泪》及清代子弟书《琵琶行》等。

　　白居易的人格范式，同样有着不愧为广大教化主的巨大影响和当代价值。他前期主张为政治为人生的文学观，是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后期乐天知命，对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加以发挥和改造，成为后代知识分子重要的思想财富，人格范式滋养了后世文人的精神家园。宋人早有“李白为天才绝，白居易为人才绝”的说法。乐天型人格范式，上承陶渊明，下启苏东坡，是中国文人三大人格范式的重要一环。白居易曾自比“异世陶元亮”，其实陶渊明，晋代之白乐天也；苏东坡，宋朝之白居易也。可以说，盛唐李杜之后，白居易树起又一座唐诗丰碑，具有第三极的意义。在日月争辉的李杜之外，步入中唐的白居易，更注目于大地人间，不仅兼纳李杜之光，而且开出融风流于日常的新路。与“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的李白不同，白居易与晚年杜甫心境更为契合，注重在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里，于细腻感受和冷静观察中，体味人生的滋味与境界，所谓“白傅风流造坦夷”。这位广大教化之主，擅长放下官样体段，以平实的笔调、朴质的面貌、诗人的襟怀，叙写身边眼中的平凡世界，显示出获取物质和精神双重享受的生命姿态。从中外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来看，白居易已经成为独具魅力的文化符号。

　　白居易接受史研究的双重内涵

　　有鉴于此，白居易接受史研究的意义，就第一层含义而言，包含以白集文献整理者为主体的白集编纂史，以历代白居易诗文选本与评点为主体的选本沉浮史，还有以普通读者为主体的接受效果史，以文学作品为主体的作品效仿史，以文学批评家为主体的作品评论史，以地域空间为主体的诗迹传播史，以作家为主体的接受影响史，这七个方面大致涵盖了白居易接受史研究的范围，而意义即蕴于其中矣。梳理这七个问题，白居易的影响力也就不言自明矣。要而言之，从时间线索上展开的接受史研究，与从空间领域展开的诗迹研究加在一起，一纵一横，则是未来研究需要拓展的两个方向。

　　就第二层含义而言，白居易接受史研究的作用和价值，在于承继传统，启迪当下，总结以往，开启未来。诗歌史研究兼含创作史与接受史，与创作史不同，接受史更多与后世之建构相关，其吊诡之处在于，有时会将差别很大、难以同日而语者，例如年差七岁的元白、年差十二岁的李杜，在放大和放远的诗歌史平台加以并称，建构起新的审美意义上的齐名同尊。同时，与歌唱家不同，文学家的价值往往不能立刻得到体现，需要等待超越空间的传播，超越时间的考验，超越偏见的评判，所谓“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是幸运的，没有等那么久。更难得的是，他拥有持续未断、格外众多的异代知音，他们接受其滋养，融会于自身修养和创作的同时，也不断提升拓展了白居易的影响力。随着汉语文化的传播，汉学研究的拓展，随着乐天的独特魅力，白居易研究也走出东亚，扩及全球。万古流云，唯经典常新；世界渐小，而诗道正宽。新旧更替，而今古相承，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今婵娟是一轮，含蕴深厚的白居易接受史，具有丰富的当代价值和实践意义。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白居易接受史研究”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