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捐官

历朝历代卖官鬻爵并不罕见，但到了清代，这种现象逐步形成一种制度，即捐纳制。顺治时期，为了减轻国家财政压力，比如赈灾、河工、战争等方面的需要，实施捐纳筹措还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尔后的康熙、雍正时期，又逐步有了虚衔功名和实官的例行捐纳，而到了乾隆年间，常例捐纳也见惯不怪了。常例捐纳，说白了就是常年性的卖官鬻爵，捐纳得来的钱也堂而皇之地成为了朝廷的固定收入。

清代逐渐走上台面的捐官制度必然导致大量官员的涌现，而官缺却是有限的，于是就出现了候补官。“所谓候补官，意指虽有做官资格而必须等候补缺……（清代）候补官虽然尚未补缺得官，却一样具备官员的身份与资格，京里有候补郎中、候补主事，各省有候补道、候补知府、候补知县，以至最低级的候补县丞、候补典史、候补巡检，从最高品秩的四品道台至不入流的仓大使，河泊所官，等等，一应俱全。”（苏同炳：《外野史亭杂记》）

捐官虽然只能捐到正四品的道台，可四品以上的虚衔也还可以往上捐。清末的道台最高品可以捐到二品，当然你得额外再加钱。乾隆39年（1774年），当时捐个道员需要花费白银16400两，捐个知府也要白银13200两，可到了清代后期，捐官的行情也逐渐下跌，光绪年间只需白银2000两就可捐个二品道台了。

“捐纳制”的兴起，必然导致清代官僚机构臃肿，人员恶性膨胀。例如宣统末年，江宁一地的候补道员有300余人，候补府、直隶州有300余人，候补州、县近1500人，候补其他杂职约2000人。而当时江宁的官缺，合道、府、厅、州、县计之，才不满50缺。候补与实际所需二者的比例竟达到了八十比一。难怪当时江南有俗语说：“婊子多，驴子多，候补道多。”

实缺少，候补多，仕途拥挤，自然补缺的机会很少，等个十几、二十几年的不在少数。清末名士李慈铭（曾捐过户部郎中）在北京保安寺街居住时曾写过这样一幅对联，咏叹补缺之难：“保安寺街，藏书十万卷；户部员外，补阙一千年。”无独有偶，据说有个捐佐贰杂职的候补官，候了十七年也没补上缺，每日在街巷中散步自遣，一次在某小巷中结识了一位寡妇，后来二人喜结连理，这位候补官自嘲说：“我总算补上缺了（意思是寡妇缺丈夫之缺）。”

“捐纳制”的兴起，虽然在财政上往往能解清廷一时燃眉之急，但终不是长久之计，饮鸩止渴必定后患无穷。它不仅使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人才的上升通道受到严重阻塞，还使得一些目不识丁者也可通过这一合法途径进入仕途。于是乎有钱人家的子弟很多从小就不思进取，不在做学问上下功夫，而是积资捐职，以为将来生计，美其名曰“讨饭碗”。这样就产生了大量昏聩腐败的官吏，为此阎崇年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清末民风之变源于吏治之患，吏治之患源于捐纳之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