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洪侠｜要成事，先成“士”

余英时先生的书，我最早读的是那本《士与中国文化》。那时候并不十分清楚余英时是谁，买那本书是因为它是一套丛书中的一本。早忘了那丛书的名字，刚上网查了，叫“中国文化史丛书”。

八十年代，就出版而言，可以说是一个“丛书时代”：似乎每个出版社都在出丛书，读者也乐意跟着丛书跑，前呼后拥，东寻西找。我追过的丛书有：“走向未来丛书”、“走向世界丛书”、“文化生活译丛”、“读书文丛”、“汉译名著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等。1987年，书市又冒出一套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因那时“禅与文化”算一个阅读热点，我见到葛兆光的《禅宗与中国文化》，欣然买下，仿佛开卷即可顿悟似的。那时其实也不知葛兆光是谁，就是喜欢书名中有“禅宗”和“文化”字样的书。后来，又见到《道教与中国文化》，还是葛兆光写的，买！才发现这是一套丛书，于是陆续又买了《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方言与中国文化》《佛教与中国文学》等，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也就这样误打误撞加入了我的藏书。

很奇怪，那时我对“士”这一概念没有好感，觉得是“封建”“陈腐”之类的名号，散发着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气息。加上那时有文章把余英时归入“新儒家”行列，我莫名地更没有好感。我是在“批林批孔”“批儒评法”运动中开始传统文化“启蒙”的，到了1980年代末，我感兴趣的是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而不是学习。现在想来也荒唐得很：传统文化自己根本还没入门，离登堂入室还远得很，满脑子都是小时候耳濡目染的斗争哲学，还好意思一味跟着别人反思传统文化，能反思出什么来呢？瞎起哄而已。

我就是这样和余英时著作相遇的。《士与中国文化》我翻了翻即放下，很难读得进去。要到十几年之后，我读2003年新版的《士与中国文化》，才忽然有当头棒喝、豁然开朗之感。记得我在书上密密麻麻写满了读后感，可惜此刻那本书不知压在哪个书堆之下，旧日场景，无以重现。

余先生谈“士”之精神与担当，谈“士”与西方“知识人”之异同，真让人有恍然大悟的快乐。后来在一个平台听到一位讲者说，现在的年轻人需要有“士”的精神，我忽然就想起余先生，觉得他在此论题上的开拓与所付出的深情，或许已然开枝散叶了。

那老师讲了如下的意思：

今天做一个“士”，最高境界，是 stakeholder。你成为某一项事业的利益攸关方，是持股人，有控制权，有话语权，责任重大。

中间的一级，是 player。Player 能掌控自己的命运，拒绝接受别人安排，一心要调适规则，以校正决策。

最普通的一级叫 informed citizen，可以叫做“明白人”。他最想弄明白的是这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

自主，是“士”必须具备的最基本能力。那些没有能力自主的人，只有立场，没有观点；只会站队，不会思辨。他们接受“威逼利诱”而不懂得科学决策。他们乐于接受别人安排自己的命运，而且认为正常。

而你是士！起码应该去了解世界是怎么回事儿。士的三个境界，从低到高，首先在思想上自主，其次对自己的人生自主，乃至勇于对公共事务做主。

这些当然还远达不到余英时先生对中国传统“士”之理想人格的描述，但是，眼下有人以现代眼光提倡年轻人立志做一个“士”，还是让人眼前一亮。

好吧，要成事，先成“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