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顺》2018年第29期（总268期）史话沧桑华严洞藏五箱青铜器的来龙去脉 / 开普饭

1952年在安顺展出的青铜器方鼎周兴先生提供

华严洞藏五箱青铜器的来龙去脉

——杜应国

抗战时期，安顺华严洞庋藏故宫国宝之事已经广为人知，但同时入藏华严洞的还有五箱并非故宫文物的青铜器，则似乎知者不多或知之不详。然就是这批青铜器，却数度以“故宫古物”的名义在安顺现身，一般人多不知其所来，亦不知其所往，颇有几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意味。

1952年展出的铜制品。左为蟾蜍注，右为神兽周兴先生提供

这批青铜器中的一部分首次在安顺公开亮相，是在民国时期的1943年。据安顺档案馆编《安顺民国时期大事记》载：“10月10日，安顺民教馆为庆祝国庆，在安顺举行文献艺术展览会5天，展品有黄元操副议长、故宫博物院庄慕陵科长、张丰胄主任、陈达夫校长等数十家收藏的名贵拓片、青铜器、历代书画、照片以及近居西南的名画家作品，共900余件。”其中所说的青铜器，当即故宫博物院驻安顺办事处主任庄严先生提供。据见过此展的老人回忆，展出的青铜器中，有一件名为“满招损”的珍品，以之盛水，不能盛满，满则其中的水会全部流尽。不过，展出地点在回忆者中却说法不一，有说在原女中（崇贞寺）的，有说在东街原国民党县党部的，其实都不对，确切地点就是在西街民教馆（原皇殿）内。第二次亮相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2年。据2005年笔者为《安顺晚报》策划的一期老照片及照片提供者、原安顺师专退休教师周兴先生文，原藏于华严洞的这批青铜器在1944年并未随故宫文物转移到巴县，而是留在了安顺，1949年后被地方新政权所接收，并上报至当时的政务院；1952年北京有关方面派人前来接收并将之押运赴京，行前应地方要求，特在当时的南街店员工会内（后为图书馆）举行展览，让安顺市民一饱眼福，用的名目就叫“故宫古物展览”。据周兴先生回忆，展出品中有青铜古鼎、香炉、秦汉古剑、戈矛，以及汉镜、汉砖、鸡足灯、铜佛、铜人、铜兽、满招损等等。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入藏华严洞的故宫国宝，是南迁文物的第一批即所谓南路，总数仅80箱共1022件，其主体部分是1935年选赴英国伦敦展出的艺术精品，南迁时又加上一些重要文物凑装成80箱，以书画作品为主，并无青铜器类文物。华严洞藏存的青铜器，是前述80箱故宫文物于1939年元月自贵阳转移到华严洞庋藏后不久，由南京古物保存所于同年4月13日提请故宫博物院代为保存而入藏华严洞的，这批青铜器总共只有五箱计118件。

1952年展出的青铜骑神兽人像周兴先生提供

问题在于：这批青铜器既是委托故宫博物院代为保管，为何在1944年的紧急转运中没有一同运往四川？据那志良《我与故宫五十年》载，在各路南迁文物中，也有代运代管的现象，如中央图书馆善本书二箱、安徽图书馆28箱，都是由故宫博物院代运至大后方移交给原单位的，何独这批青铜器会遭遇不公，未随队迁移反被遗弃在了安顺？对此，当年参加布展的周兴先生等并不知情，而只是猜测可能是因为品级不高而被挑剩下来留归了地方；甚至还有说是因为华严洞为藏存国宝作出了贡献，故博人为感谢安顺人民而将之慷慨地赠给了地方……如此等等，皆为臆想猜测之言，不足为信。但这批青铜器为何留在安顺？是五箱全留还是只留了一部分？十二年过去了，这问题仍横亘在心，百思不解，乃成悬疑。

讵料，日前见到庄灵先生转来其尊翁庄严先生早年所著之《唐玄宗投紫盖洞简记》一文（文收《山堂清话》，庄严著），内中述及当年在安顺华严洞代管南京古物保存所青铜器一事，一席话就交待清楚了这段故实的来龙去脉，顿让人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之叹。

1952年展出的青铜圆鼎（高足）周兴先生提供

据庄严先生言，南京古物保存所转移出来的五箱青铜器，是应该所主任同时又是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的舒楚石之请而由故宫博物院代为保管的。至今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仍保存有舒楚石函告国民政府的一份电文：“奉令监同故宫及本所文物运湘存储，以时局关系，复由长沙经桂移黔，近因避寇机空袭，由贵阳运存贵州安顺县华严洞，此地不虞轰炸，并有滇黔绥靖主任公署派兵一连驻守。”南京古物保存所成立于1915年，隶属江苏省，1928年改直隶教育部管辖，1936年又被划归南京市政府。全面抗战爆发后，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裁撤了不少单位和人员，其中，南京古物保存所即在裁撤之列。因此，1944年底因“黔南事变”爆发而奉命将华严洞的故宫文物紧急转移至四川时，这批青铜器就成了无主文物，庄严等人即电告教育部，请示这批青铜器该如何处置，经教育部回电，着将五箱青铜器悉数移交安顺民众教育馆接管。庄严等人即按部令，临行之前将这批青铜器顺利移交给安顺民众教育馆，然后方匆匆上路。这就是五箱青铜器被遗留在安顺、后来为新政权接收，再后又运往北京并于临行前在安顺公开展出的前因后果。周兴先生提供的部分展出照片，将这段故实记录下来。至今，在周兴先生提供的照片中，还有几件的展出说明用的是安顺专署的信笺纸，其上隐约可见有“贵州省安顺专区人民政府”的字样，这就雄辩地证明：这批青铜器在安顺展出一事，是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

1952年展出的青铜器右即鸡足灯周兴先生提供

倒是这批青铜器的最终去向有点蹊跷。按周兴先生的说法，1952年展出结束之后，“安顺人民像送自己的子弟参加志愿军一样，纷纷伫立街头，亲眼目睹这些文物在北街专署门口装上两辆卡车，热情欢送国宝启运回京。”但多年后，我们却在贵州省博物馆的藏品中见到至少有二件文物，就是当年在安顺展出的物品，一是唐玄宗李隆基祭祀南岳恒山的“投龙简”，一是大明通行宝钞“壹贯”的铜质印版。前者还被称为该馆的镇馆之宝。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会不会是当年运出安顺后，在省城贵阳又进行过一次较严格的甄别鉴定，有些器物就因此被留在贵州了呢？这恐怕又是一个待解之谜罢？

2018年1月11日草于蜗庐

（本文图片均由周兴先生提供，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