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把人类的内心当成写作第一推动力

　　《好人宋没用》，任晓雯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46.00元

　　采访者：夏琪

　　被访者：任晓雯

　　小说承认人类的理性有限，承认人类的道德困境不能在经验范围内解决。我愿意把人类的内心当成写作第一推动力，将故事看成是为人物设置的一连串自由选择的情境，从而让人性通过具体情境的具体选择来得以体现。

　　用“近水楼台先得月”形容上海姑娘任晓雯在萌芽杂志社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连续获奖，或许并不准确。因为她既没有韩寒郭敬明等人的媒体曝光率，也没有获得任何出版单行本的机会。她依然和多数文学写作者一样，经历了漫长潜伏期，不断四处碰壁，才逐渐受到出版社和媒体的关注。

　　从1999年开始发表作品，任晓雯先后出版长篇小说《她们》《岛上》《生活，如此而已》，短篇集《飞毯》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评价说：“任晓雯是小说的手工艺人。她是文字的教徒，虔敬而耐心地对待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她对笔下的人物，有身心相照的感触与同情，在不动声色的克制之下，有入骨的伤痛与苍凉。”

　　爱丽丝·门罗获诺奖时，任晓雯曾撰文：爱丽丝·门罗的得奖，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个沉思的机会。短篇真的比长篇“小”吗？写一个普通女人的内心，真的比写一段大历史“小”吗？

　　如今，她写了一部不比“大历史”小的作品，新作《好人宋没用》讲述了一位苏北女人宋没用在上海艰辛打拼、忍辱负重、立足生根的故事。从1921到1995年，宋没用熬过了战乱、饥饿，经受了种种政治风浪，由所处的棚户区，一步步延展进各个不同的空间，她顽强地活着，勤劳善良，也不乏怯懦或精明。她的生活跟上海整座城市的发展看似平行，在书写中又是相互融合，折射出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的历史。

　　记者：能谈谈你自写作以来的变化吗？2009年，长篇小说《她们》获得华语传媒文学大奖提名奖。好像自这个时候前后，你格外注意关注现实？

　　任晓雯：其实在我自己而言，关注的中心从来没有变。如果按照大家对现实的定义，我的处女作《岛上》也是关注现实的，不过当时我是一名还在高校里读书的年轻人，对现实的理解肯定不如现在有细节感。但我对这个问题的设置本身有不同看法。人们认为作家要么关注现实，要么关注内心，好像这里存在两分法。其实一个人是无法仅仅通过描述自己的内心去构建一部小说的，当然一个人也无法在自我心灵缺席的情况下去呈现现实。小说家表述的现实，不是静止的死物，而是由一个个他人构成的集合。在自我和他人之间，存在一条隐形的坐标轴，作家可以在上面自由滑移，并最终决定将自己摆放在哪个位置。自我膨胀了，他人就会缩小。自我抬高了，他人就会降低。在每部小说作品里，其实都可以窥见作者的自我的位置。

　　这些年的写作，我感觉自己最大的改变，是在把自我不断降低。如果作家把自我的位置摆得比较高，那么他对他人就是俯视姿势，仿佛书写他人的意义，是为了替他人去总结、呼喊、声张。而在把自我降低之后，我感觉世界豁然开阔，并且很快学会了通过审视自己的内心去洞悉别人。

　　记者：《她们》描写了上世纪男男女女的众生相，《好人宋没用》是写了从1921年到1995年间一个人的历史。这两部作品之间，有何关联？

　　任晓雯：《她们》写于十年前，是上一部我自己较为满意的长篇，比《好人宋没用》还长，有39万字。在写作《她们》时，我缘于某种传统的影响，以为一部厚重的作品，最好是史诗性的，或者地方志式的。它们通常有着与“厚重”相符的篇幅，描述一段中国历史，一方风土人情。但我渐渐看到其中的陷阱：历史和风土遮盖了人。我们记得“某某作家的某某作品，书写了某某历史或者地方”，而被书写的某某历史和地方里的人，却是面目模糊的。他们被动地接受苦难，在历史的漩涡里盲目打转。他们没有让人印象深刻的名字。

　　究其原因，或许并不存在复数形式的“她们”、“他们”和“我们”。人都是一个一个的。单个的人构成生活。很多很多人的生活，构成了时代。一个个时代，就构成了历史。人是历史的目的。人是起点，也是终点。基于这样的认识，《好人宋没用》的写作，就成了从“她们”到“她”的写作。《好人宋没用》是一部个人心灵的历史，而非关于国家和时代的叙述。

　　记者：感觉你是一个特别有耐心的作家，不仅是叙事的耐心，还包括修改的耐心。《她们》写了九稿，《好人宋没用》写了五稿。为什么你愿意强调修改的次数？在《好人宋没用》中，你修改的多是哪些方面？

　　任晓雯：职业写作和其他任何工作一样，理应规划工作量和计算工作效率。有些作家是计件制，要求自己每天完成多少字，这在我是不可能的。有时我的任务甚至是一天删减多少字。所以我采取计时制，每天三小时，写多少字不管。在完成一稿后记录一个时间，能够让我大致了解自己的实际效率。

　　《好人宋没用》的修改，大的结构筋骨没有动，主要是修改语言、细节和情节，这是一个从毛坯到制成品的渐变过程。

　　记者：我特别喜欢你的细节描写。比如宋没用送女儿去车站。如何将虚构的情节在叙述中真实可信，又逻辑严密，你有何诀窍吗？

　　任晓雯：我有个习惯，写人物前，必须看到人物在头脑中走来走去。写场景前，必须先把场景在头脑中搭建起来。要有细节，还要有光线、声音和气息。我会查阅资料来辅助自己的想象。有人说我的小说画面感强，其实在写作的很多时刻，我是在照着头脑里的画面依样描绘。

　　记者：《好人宋没用》，是一个特别大白话的小说名。

　　任晓雯：很多经典作品都是以人物命名的，《哈姆雷特》《麦克白》《安娜·卡列尼娜》《卡拉马佐夫兄弟》《日瓦戈医生》《好兵帅克》，等等等，甚至《莫比·迪克》这样的巨著，书名只是来自于一条白鲸的名字。

　　相比之下，中国当代几十万字的宏大作品，很少以个人来命名。如果有，也多是大人物，如张居正和李自成。如前所述，历史和风土很容易遮蔽人。当代中国文学里究竟有哪位文学人物是让读者们印象深刻，讨论不绝的呢？很多作品书写人，目的是为了书写苦难、时代、历史。人变成了手段，而非目的。个体对苦难的回应，关于死亡的态度，以及灵魂最深处的秘密，往往是暧昧不清的。我写这本近35万字的作品，就是为了书写一个人，书写一个叫宋没用的女人。这样具体而微的生命，长久以来被宏大的历史叙事所遮蔽。这是我的写作意图，我的书名与意图完全贴切。在我的阅读范围里，经典作品的名字多是朴实的、贴切的、简洁的。经典靠的是口碑传递和时间考验，当作品足够强大时，名字只是一个聊作分辨的标签而已。

　　宋没用是个扎在人堆里立即被淹没的人，是个被父母和子女视为“没用”的人，但是她和任何人一样，有着庞大而丰富的内心世界，她是不甘于“没用”的。她的母亲告诉她，女人的名字要带点花花草草，她深以为然。她在开始新生活时，抛弃了旧名字，为自己点缀了一个“梅”。这里面有尊严，有独立意识，有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记者：评论家周瓒注意到，你的部分小说中，食与色成了支配女性生活的全部内容。乐慧对吃的痴迷，在小说中多处得到淋漓的描绘。性欲是小说中几乎每个女性都摆脱不掉的内心症候，而在小说中的几个主要男性那里，性皆是可以通过金钱而购买的商品，因此，对男性，道德问题变成了消费问题，而对女性，则依然在道德观和命运感中沉沦——你愿意回应一下这段评论吗？

　　任晓雯：周瓒的归纳有道理。我在写作《她们》时，对现实是愤懑乃至绝望的。《好人宋没用》有所不同，我依然不会美化人性，但我会反复提醒自己，文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和人心比赛沉沦，我必须要有超拔于现实的力量。《好人宋没用》里有倪路得这样的人物，这在写作《她们》的阶段，是不可能塑造出来的。顺便说，倪路得是有人物原型的，我在描写人性之善时，比剖析人性之恶更为谨慎。因为拔高人性是我们在写作和生活里都容易犯的错误。

　　记者：余华的《第七天》因为新闻串烧备受争议，你的小说中各种社会新闻元素也不少见，你是如何处理的？

　　任晓雯：很多小说的构思由头都是新闻，很多作家都有阅读小报寻找灵感的习惯。但小说不是新闻特稿。在现实仿佛超现实的年代，很多媒体高手能把特稿写得跟小说一样好看，我们再来从事虚构工作，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非虚构作品指向现实，指向现实中的具体问题。但小说却超越具体问题，直接指向了人。小说承认人类的理性有限，承认人类的道德困境不能在经验范围内解决。在表述这样的有限性和无力感时，文学超越了政治学、历史学和伦理学。好的小说不是道德批判，不提供标准答案，更不是为了“揭露”“批判”“弘扬”……小说独一无二的价值，在于它能坦然接受人类自身无法解决的混乱和悖论。所以小说存在着，在漫长的时间里，窥探着我们的灵魂，刺激我们不断省视混沌的道德和不可避免的死亡。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愿意把人类的内心当成写作第一推动力，将故事看成是为人物设置的一连串自由选择的情境，从而让人性通过具体情境的具体选择来得以体现。现实素材和历史细节的介入，则是第三个步骤，是往骨骼上填充血肉的工序。成为一名中国作家，可以说是幸运的。往身边随手一捞，就是大把素材。往历史里随手一挖，又是大把素材。现实永不缺乏，关键是在处理现实时，小说怎样实现非虚构写作所不能实现的价值。

　　记者：你如何看待上海这座城市，小说背景和语言是否也有一定的所谓地域特色？

　　任晓雯：对于很多写作者，最大的乡愁在语言里。故土既是局限，也是资源。一个作家可以满世界飞，但他生长出来的城市、小镇或农村，却往往可能是一根轻细却牢固的风筝线。

　　生长于上海的我，书写上海的人和事，运用沪语方言的元素，似乎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我同时认为，处理故土经验必须有更为开阔的维度。这个维度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指在文字和人性层面更具普遍意义的东西。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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