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一切旧专业理论都不能常识化普及于终极自圆其说的事实来看，只有通过哲学的常识化转向视角，我们才能反躬自省地发现，正因为世人一直被集体误导于线性逻辑非终极辩证所必然产生的直观与直觉的错觉需求难以消除，所以西方哲学界才能集体处于用辩证逻辑而不知逻辑的辩证本质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缺失状态，从而导致其理论体系必然因为局部辩证的一叶障目而必然整体迷失于南辕北辙的认知方向错误，所以西方哲学的理论创新才一直不得不通过频繁转向来校正自己的认知方向。这里需要明确一点，西方哲学的历次重大转向都一定以本体论创新为起点，当相应的本体论创新红利被它所诱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创新耗散完毕后，相应的哲学理论创新就必然会阶段性处于假死状态，然后通过阶段性停滞为下一次本体论创新蓄势，直到哲学的常识化转向为止。哲学的理论创新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规律，一方面，是因为脱离终极本体论指导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来只相对有效，所以只要不能充分认识逻辑的终极辩证属性，就无法通过终极本体论认知把哲学转向诱变到尽头，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就将以逻辑天花板的形式继续折磨一切哲学思想者，所以哲学爱好者常有，但可推动哲学理论实质创新的人不常有，就是因为可实质打破逻辑天花板的人都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因此终极打破逻辑天花板的历史节点也具有偶然性当中的确定性；另一方面，哲学虽然会阶段性停滞于假死状态，但人类的科学技术创新却不能停滞，因为科学活动表面上依据的是非黑即白的形式逻辑，但其实接受的是科学哲学的绝对辩证指导，这就等于随着经验的看似非终极辩证的积累，其实相应的科学哲学一直处于绝对的辩证进步状态，所以从没有脱离整体的局部角度，当科技进步的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通过科学哲学扭转的整个文明情境必然通过常识化普及的技术进步触动新的哲学思想者对不能自圆其说的旧哲学进行新的统合，直到新的本体论诞生所诱变的新的哲学转向。我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建构灵感之一，就是通过常识视角看到，人类的整体物理自由人生已经打破了人的精神人生的指导与平衡作用，这意味着由哲学所代表的人类思想财富的生产能力已经严重滞后于由科学所代表的物理自由的普及化提升，因此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日益提升，人的文明内在的对人类整体苟且的保守的终极突破需求日益迫切，因此以哲学常识化转向为名的思想自由的可直接复制性需求便应运而生。正因为对隐藏在西方哲学背后的广义哲学与人的文明存在之间有如此深刻的认识，所以当我充分论证了哲学与人生具有知行合一的一致性之后，无论是在网上交流，还是在网下沟通，面对一切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人，我可以随便否定他们一贯南辕北辙而不自知的哲学观点，同时给以明确的让其无法反驳的说明，可惜实际的反馈效果从来不好，于是我发现，正因为人是社会性的整体一致性存在，所以个体层面的哲学常识化转向动机必须与哲学整体转向机理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只有在个体层面沿用旧思想体系的方法论彻底不能支撑现实人生的苟且之后，相应的思想个体才能在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产生知行合一的一致性内在转型需求。我的哲学人生就是这样开启的。这样再看我推广自己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之所以必然四处碰壁，就是因为人的社会整体一致性实际体现在每个人的语境人生所内涵的知行合一的一致性当中，这些人越是知行不一地拒绝我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越反证哲学理论创新困境的焦点在于惯性思维的打破难和方向校正难两个方面，归根结底是终极本体论的建构难问题。现在看，只要用终极本体论确立了逻辑即人的主观存在本体，曾经讳莫如深的意识作用机理，在主客观一致性视角下，其实很容易通过感性与理性之间的一致性而得到常识化解析——客观见之于主观，就是感性见之于理性的因果一致性，当然也是感性主观与理性客观之间的主客观一致性，也可以说成是感性感知客观与理性认知于主观之间的主客观一致性。
这样就不难基于因果一致性发现，正因为人类文明发展具有基于文化融合主导的整体一致性，所以人类的整体发展趋势决定了，西方文明的哲学转向尽头必然发生在古希腊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汇处，因为通过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常识化建构，事实证明，只有通过中西方哲学的常识化互译，才能通过终极本体论的建构而进一步发现，与中国传统理认知具有异名同出的一致性的逻辑认知，既不是线性结构，又不是曾经所谓的螺旋结构，而是像物理世界一样一环套一环的多维嵌套结构，因为人对逻辑的认知过程的递进性本身反应的就是这种结构。
同时我发现，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都有类似中国传统道认知的一言以蔽之于一切能力的准终极本体概念，可惜均得不到占据权威地位的西方哲学语境的认可，比如古印度的梵认知，就被中国传统道认知所完全吸纳，但西方哲学就没有这样的包容性，一是因为他们的政教合一文明传统不允许，比如西方语境的“存在”和上帝都有类似道生万物的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能力，一旦以其为本体展开论述，则宗教权威将顿然消失，因而这从一个侧面展现了西方文明一直被宗教伦理束缚的人化水平；二是因为宗教伦理过于强大的文明的辩证能力一定不足，所以在西方文明产生局部辩证的形式逻辑认知，并形成系统理论体系就有了全部的合理性，于是他们的本体论认知必然现实性地受到狭隘的形式逻辑束缚，最终都下意识地选择性绕开了存在与上帝这两个与中国传统道认知一样具有显而易见的主客观一致性的准终极本体命题，从此坚定地走在以偏概全的哲学理论创新方向上，直到出其不意地诱变了现代科技文明，然后用武力打开全世界市场，为中华文明在放弃思想包袱后终极反哺西方文明提供了主客观外部条件。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所建构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才能为人的哲学认知提供本体论视角下的主客观一致性基准、认识论视角下的整体一致性基准、方法论视角下的因果一致性基准。有了这些基准，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才能实现可直接复制性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有了这样的逻辑基准体系，诸多哲学基础概念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关联便得到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直接复制性能力。
相对于旧哲学的终极自圆其说不能，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一直循序渐进地发展于常识化视角下的哲学普及追求中，实质性的理论自信得益于可终极自圆其说的主客观双重本体论的常识化建构，随后的理论创新又得益于我能将《道德经》中的“同出而异名”做了异名同出的一致性的扩大化解读，这样大家就能常识化地意识到，人类的任何语系都产生于借假名真的强名机制，都不自觉地内涵上述一致性，只有哲学常识化转向视角才能终极发现和解构之，而这种发现与解构也一定与人的终极主观成熟直接相关，因为人从来是由语言所代表的思想指导的知行合一的存在。
这样从本体论视角终极摆脱了对逻辑曾经似是而非的一致性认知缺陷之后，才算终极打破人类集体逻辑天花板的终极文明能力建设的自我实现，然后人类文明才能因为逻辑认知的正本清源和语境人生的一致性指导而普适性摆脱认知局限所主导的文明局限，进而自主实现以终极人化为标准的终极文明，哪怕暂时只是终极主观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