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语言转向的终点（连载二十一）

哲学常识化转向思考，之所以能终极自圆其说，就是因为我不但能将自己的理论视野循序渐进地批判到人之初，而且还能通过本体论视角发现，作为主客观一致性存在，人的主观逻辑分析能力是一个建构在客观有机生命体的神经系统中的生物电现象，因而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作为人的主观存在本体的逻辑基于进化的因果一致性承袭于自然规律。

明确逻辑作为人的主观存在本体承袭于自然规律，虽然是个哲学命题，但对于科学研究同样重要，比如这种基于生物电现象的逻辑分析机理，一定是当前热衷人工智能研究所梦寐以求的，因为他们都在脱离逻辑的本质而妄谈计算机语言的数学原理。

正因为哲学分析是包括形而下学的形而上学方法论分析，只能指导到科学哲学的方法论，不能深入到科学研究相对形而下的方法分析层面，所以相对于人工智能研究的迫切需求，神经生物学一时难以提供成熟的理论供人工智能研究参考，反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却可以像可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一样，给神经生物学提供更多灵感，因为现代计算机技术的进步直接源于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而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就是语言学转向的终点，因为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能通俗地解析“强名曰道”当中隐藏的语言文字的强名产生机理——借假名真。

总之大家就此可以常识化理解，无论结果如何，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所谓的主客观一致性、因果一致性和整体一致性认知肯定能同时给神经生物学、人工智能研究提供无穷的灵感来源，因为今后的科学无论怎样发展，都是在主客观一致性认知主导下，在广义哲学的整体一致性和因果一致性所划定的知识网格内填空。

反过来，逻辑作为人的主观存在本体，与自然存在本体之间具有基于主客观一致性基础上的因果一致性关联，但遗憾的是，关于客观存在本体具体是什么的回答，以人类目前的认知水平，我们仍不能通过科技手段直接确定，这就是科学实证能力的边界，也是历史上的人类都曾用神话和宗教的手段预言神创世的理论基础，所以大家必须常识化地认识到，曾经受制于共同的认知局限，人类旧思想界都曲解了人的存在与自然存在在本质上的主客观一致性关联，如今这种一致性关联已经确定，所以我们才可以进一步为自己在认识论层面的整体一致性认知提供可终极自圆其说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依据。

总而言之，大家要明白，我们从概念上设定本体概念，它的终极目的，只在于终极明确人是从哪儿来的，然后通过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终极明确而建构起终极可知论，进而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终极和谐。至于自然存在的本体到底是什么，具体是怎么产生的，这是哲学与人生同步实现主观层面的终极自圆其说之后的后话，是与人的物种永生的物理自由命题。

有了上述依据，我自然可以雄辩地说，人的自我意识先天内涵的形而上学冲动，是确保人类文明注定因为终极自圆其说而实现主观成熟的原动力，只有这样解析人的自我意识，才能正确认识人本身。

这样再看那些藐视我的人和一切旧哲学内部的思想冲突，显然都与前提批判不彻底直接相关，从而集体深陷脱离文明局限的思想洁癖状态不能自拔，然后基于盲目的狭隘立场而相互攻伐，于是导致人的非终极文明状态只能呈现互利与互害的一致性而不能自拔。

相对于普通人一直深受普遍的思想洁癖控制而不自觉，中国传统道家文化的高明在于，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圣人不仁的终极文明意义，所以老子才能超然预见人皆达此境界之后的天下大同境界，只是现实中的他即便在今天也无法说服每个藐视我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人，因为不能自圆其说的任何人都在盲目维系自己来之不易的那点话语权，因此这些人会盲目以政治自由为文明标准，从而浪费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他们自然会无视终极文明里没有政治的历史必然，。

这样一来，如果人皆终极自圆其说即老子所谓的圣人不仁境界，那么关于自圆其说命题的终极哲学意义，中国传统文化相当于有认识论层面上的交待，但缺少方法论层面的支持，而西方哲学的逻辑认知虽然从方法论层面相对中国传统文化更精准，结果却同样不能讲清楚，人的自我意识所内涵的主观能动性会将人的自圆其说能力导向终极化。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之所以能够打破一切逻辑天花板，不过是将中西方文化在自圆其说能力上进行了一下常识化互译而已，所以我要通过终极方法论的常识化建构能力为自己的理论收尾，当然也有用终极一致性认知彻底封闭哲学的开放性之意。

如今通过常识化视角，我不但发现了哲学即将常识化普及的历史必然性，而且通过“存在”可明确区分为主观存在与客观存在的发现，让我在自主建构了可终极自圆其说的主客观双重本体论之后又发现——人的任何差异性理念认知都建立在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相关的一致性认知体系基础之上。

只不过这种认知只有在终极哲学视角下才更容易建立——终极认识论的形成，代表人的认知具有整体一致性，终极本体论的形成，代表人的认知具有主客观一致性，终极方法论的形成，代表人的认知具有因果一致性，而且这三个一致性也互为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