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哲学史
前面说了，人类文明是世界这个客观文明的异化，客观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母体，相对于人类文明，具有全然的主体性，反之人的主体性相对于客观的自然文明反而严重不足了。如果建立了这样的共识，那么作为人类主观文明的思想统一，做起来便容易多了，因为这样的人较少自以为是的傲慢心理。
人类在哲学领域的主观文明亟待统一思想，但实质一直不能，为什么？因为源自人类蒙昧时代的那些错误认知依然存在，而且仍被统治阶级代表的利益集团控制以愚民，只是他们不知道，用错误思想愚民的同时，愚弄的对象也包括他们自己，因为人是社会性存在——在哲学世界里，个人不是人，一部分人也不是人，全体人才能合称为人——这是哲学终极转向所必须揭示清楚的。
从哲学意义上，每个人皆拥有同一价值观，才算得上成熟，维持人类整体和谐的那种。此前的人无一成熟，包括那些大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即便再高明，也只是相对成熟，而不是绝对成熟，因为他们的思想中依然都有不同层次的逻辑天花板未除，不然哲学早普及了，所以需要常识化哲学诱变一次哲学的终极转向。
这里我特意用思想家代替哲学家，因为同样有逻辑天花板待除的哲学家附属于思想家，所以旧哲学概念下的哲学家的整体逻辑水平比思想家还不堪，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研究领地束缚为“思想思想的思想”，实则不然。
哲学的终极转向，必以思想者彻底打破一切逻辑天花板为标准，这个意识的朦胧建立或许起始于老子成就了《道德经》，因为其中道的概念既有本体论意味，又有方法论意味，既是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是价值观，只因太过言简意赅，所以中国人只能朦胧地感知其中的整体性，至今无法精确解析之。
再看西方文明，以哲学之名从上述几方面将道的内涵进行了精细化解读，只是西方哲学实际精细化解读的不是道，而是理念，所以中国的道与西方的理念是异名同出。
既然发现了中国的道与西方的理念之间的共性，那么被某些人判定已死的哲学就有了重生的可能，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末法的恐惧，只有道之永恒的淡定。
道与理念都有本体的意味，或者说，两者都是人用自己的形上思维把握世界本体性的结果——强名曰道，强名曰理念……
面对哲学世界的纷争，因为没有系统性共识，所以哲学什么也没给不成熟的人证明，不成熟的人只能在哲学面前迷惑，于是哲学才有了无用之用这一根本特征——不懂哲学 的人以哲学无用嘲笑懂哲学的人，懂哲学的人以无用之用也是用嘲笑不懂哲学的人。
我认为，懂哲学的人只要不能常识化地给不懂哲学的人讲明白哲学是什么，就是有逻辑天花板不除的表现，所以那些传播旧哲学的人，其实都不真懂哲学。
以本体为例，最终未摆脱形式逻辑束缚的西方哲学，执拗地要求实证本体的确定存在，但至今无果，所以西方的上帝信仰依然坚定，末法的恐惧自然如影随形于他们的生活，潜意识里的不安全感折磨他们的结果是，继续以变态的优越感统治全世界。
中国政治和主流中国人就没有西方人一样的变态心理，一是因为远古时代的中国文化先人就用天人合一理念排除了人对神的绝对依赖心理，二是朦胧着辩证的《道德经》让中国人在朦胧的整体性中用道的概念对世界的本体有着毫不怀疑的“清醒”认知。这是中华远古文化先人带给华夏儿女们的先天安全感，因而我们不需要什么变态的优越感。
这样我们就可以重新体会本体之于哲学的重要性，哲学的真正功用，只在于借助对本体的思考而让人类相对清晰地把握世界的整体性，因为把握了世界的整体性，人对自己的生存环境不不必恐惧了，也就算是实现主观意义上的人之为人了。
现代文明告诉我们，人类生存的世界是环环相扣的多维时空。时空的多维性就像人类思维的多层次性一样，在多维时空的极点处或许可以证明世界的本体性，但那种证明对人类整体和谐无用，或许对人类文明安全逃离地球有用。
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告诉世人，如果说哲学发展的目的是正确认识人本身，那么借助本体和本体论的研究打通人的逻辑天花板就好，此后实现了人际普遍和谐后，人类只普遍担心一件事儿，人类整体永生，而这一任务的完成是科学的使命，但这时的科学已然是哲学的确定分支，没有任何人有任何怀疑的那种，因为上帝早已荡然无存了。
帮人实现人之为人，显然是道与哲学共同的内在目标。今人有这样理解道、理念和哲学三个概念之间关系的便利条件——现代人可以借助现代科学相对容易地捕捉到本体于人、于世界从来处的终极意义，同时因科技的日新月异，还可以轻松畅想人类在去处隐约可见的终极自由——在集体蒙昧的当初可不行。
在蒙昧时代，人虽然可以自由行走于整个地球，没有签证的束缚，但那时人的内在恐惧很实在，是任何感悟到道与理念的本体意味的思想家们所不能帮助排解的惶惶不可终日。比如老子解释的道，今人亦相当费解，所以当时的思想家，即便同时有着科学家的身份，也无法用实证的手段确证本体属性，于是西方哲学继续走向精细化方向发展，而东方哲学则继续在朦胧的本体指引下，醉心于营造人现实条件下的整体和谐。
关于道与理念的这种对比关系和中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还可以从老子、孔子在中国的哲学地位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西方哲学地位的共性中得到确证：
一是老子和孔子延续的是周朝“尊尊亲亲”的现实政治伦理——老子追求的小国寡民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充满不切当时实际的理想情怀。
二是孔子的儒家伦理贯穿于社会人生的每个细节，其治国理想既有亚里士多德迎合社会现实需求的理论探索，又在具体思路上有与柏拉图《理想国》一样按部就班和各按天命的过程的可操作性。区别在于，孔子的思想在汉朝与现实政治合流，而柏拉图的理想到近代欧洲才得以似是而非地复兴。
至于如何似是而非，和其他哲学史一样，都需要有兴趣的人自己去研究，因为在哲学普及之前，哲学依然只能自学，我没有教学义务。再提示一下，那些自以为有教学义务的人也讲不明白，因为他们要是能讲明白，哲学早普及了，就轮不到我废话了。
从上述对比中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整体上一直兼具理想性与现实性，因为“尊尊亲亲”是周朝封建政权的现实政治制度，而孔子只是中国历史消灭封建制后的政治改革思想，终在汉朝开始指导政治实践。
反观西方哲学，一直顽固地以苏格拉底为哲学起点，这恰恰是他们固步自封的起点，也是他们向政治与宗教妥协的标志，因为再把哲学史前移任何一点，上帝的存在合理性立刻将在质疑声中灰飞烟灭。因为西方当代政治伦理表面以延续自苏格拉底，但苏格拉底根本没有系统的政治伦理观，后来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师徒二人虽然建构了系统的政治伦理思想，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只是空想的理论存在，所以西方社会实际运转的政治伦理依然有柏拉图祖先梭伦的政治思想——人皆在神之下生活，有阶级性——所以说梭伦是西方哲学史起点，要比苏格拉底靠谱儿得多。
要说哲学的真正起点，从作为哲学的分支学科逻辑学看，逻辑学虽然成立较晚，但逻辑学从来内涵于语言，所以广义的哲学史从语言诞生写起更为合理。如果再考虑到先在于人的逻辑与自然规律异名同出，哲学史自然顺理成章地从人之初写起。这样一来，中国传统用《三字经》开蒙，第一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其哲学思想普及意义立刻显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高明也就不言自明。
人类今天需要用这样的认知否定西方文明中心主义，这样的正本清源后，人类文明发展才有正确方向可依，已死的哲学才能在复活中继续引领人类向前。
建立了正确的哲学源头，自然不难发现，中国古代政治在哲学系统化初期便与政治实现了融合，也就是此前我说的政治向哲学妥协，或者说是政治与哲学的互相妥协，而西方世界只是在近代才实现政治与哲学的相互妥协，由于妥协经验不足，所以事关哲学终极转向的人类整体出路根本指望不上西方哲学，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上位于世界哲学高峰的主导地位的历史必然性所在。
中国政治伦理的上位显然要受到西方政治的阻挠，因为其源自梭伦时代的愚昧与野蛮文化基因仍未得根治，因为苏格拉底与柏拉图都是坚定的宗教信徒，因为西方用两千年历史注解柏拉图思想，因为中国早在上古轩辕时代便用人神合一的政治排除了宗教对政治的绝对大部分干扰，因为西方文明自以为是得计的古希腊民主政治晚于中国历史尧舜禹时代的贤人——也就是柏拉图的哲学王——领导的民主议政，所以中国基于文化的一脉相承，在今天有资格给西方世界讲讲什么叫真正的文明——真正的文明是天人合一的人神平等，而不是像西方人主张的那样，继续跪拜在上帝脚下。
这就是极简人类哲学史——人类的所有思想活动，在不同分支文明间，都最终服务于融合着消灭一切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