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5期B || 匡燮：《蛮荒时代》28校园纪事（七）我的文学梦（下）/静华播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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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寒出身的使命感以及争取保持门门五分，年级第一的目标，使我随即将全付精力倾注在功课的学习上，而把对文学的挚爱暂置一旁，深深的藏在心底，如同怀胎般让它重回腹内的孕育之中。或许是策略，也可能是目的。在大学里，心无旁鹜地为成就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而奋斗，不仅是老师的提醒，而且是党的要求。我从来都是个十分听话的学生。这一专业思想教育，使我将我的文学梦重一番孕于腹中。
文：匡燮
诵读：静华
编辑：轩诚
《蛮荒时代》28校园记事（七）
我的文学梦（下）
其间，我曾于某文学刊物上读过篇县委书记带领文化馆干部下乡培养作家的文章，掩卷遥想，不胜向往。有朝一日我自己也能这样，那该多好哟。当后来听班主任说，将来毕业了，我很有可能留校时，竟暗自着怅然了许久。不过，校门尚未走出，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卷地而起，涤荡横扫，摧枯拉朽，遂让我的文学梦只堪孕育，遥遥无期了。待十年动乱过去，却长梦不醒，仍然在腹中孕育着，孕育着。
当然，胎动腹中，少不得一时的兴起冲动与挣扎。大学一年级暑期，我也曾二十多天写过十几个短篇小说。在小城广播站，也曽投稿于当年全国似乎唯一的一份文学刊物，上海的《朝霞》，因编辑来信，要求写与“走资派”的斗争（我岳父就是“走资派”），只得作罢。
我苦闷不已，黯然神伤，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之后。
此时， 我重新回到了古城，并逐一结识了我的学兄、已是蜚声文坛的作家晓雷和李天芳夫妇，结识了王仲生和沈奇，结识了贾平凹和李佩芝等一批文学俊秀，企图试探着再次向文学靠近。但太久的孕育，太久的空白，文学之于我已成镜中花，水中月，如仙如佛，如聖如神，如幻化的鬼狐让人莫测，如暗中的魔怪让人惊怖。
每当我从省作协大门外经过，探頭其内，直觉得那里边住着的都是神仙。有一次，我到天芳家里做客，惶惑着向她请教创作经验，她只顾递茶上菜，一味做主妇而笑着不答，弄得我十分紧张。
但是我还是从她和诸多文友的作品中获得了一星天火，开始写《智取华山的故事》、写寓言、写《李白在长安》、写《李煜词三首分析》，並渐次的闻声广播，見诸报端。然而这一切都不是我心目中的文学，只为练笔而已。练笔的另一种方式，是利用每毎出差机会，给在家的妻写信，状物慕景，以砥励能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终于要下基层，去駐记者站了。便兴奋着一边收拾行囊，一边对妻说：我驻站的时间是一年，要天天给你写信，积累生活，然后我就开始我真正的文学创作。
妻说：你天天都在说积累生活，积累生活，也不知你要积累到何时才了？你看人家贾平凹、和谷比你年龄小得多，有多少生活？却一篇一篇的发表作品哩。
我尴尬极了，半天站住不动，无语。接着便木然背起行囊，别门而去。
車过秦嶺，我一时故技重萌，再一次激动起来。这是我头一次走进秦岭，但见层峦叠嶂，斜阳里，岚色生烟，近峯浓如泼墨，远峦淡似烘染，如此博大，如此深广。当晚便于灯下给妻写起信来。又猛然想起临别时妻的那番言语，驻笔凝想多时，终于花去整整一个夜晚，草成篇千字散文，尽管在一家农民报上发表时，文字已农民口语化得面目全非，但毕竟是我近二十年后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我再也不敢怠慢，就一直把散文写了下去。而对中学时代的那几位文学朋友，也让我愈发的不能释怀。
刘岳峰，光头，扁脸，目光有神，农家子弟，冬天常穿一件破了的黑棉袄，松大得像挂在身上似的。高二分班后，七、八两班是学习最好的，他在四班，他是学生团委书记，我是他领导下的《青春火花》主编。共同的文学爱好，使我们两人的关係，十分相得。他没有考上大学，因是党员，便在地委某部门谋到了一份很是体面的工作,后来却没有听说怎么样飞黄腾达,文学也没有再搞下去,寻常度日了一生。前年，听人说已经去世多时了。
王西凉是渭师学生,和我们班的刘豫言谈恋爱，再后来结了婚。当年刘豫言考上西安医学院后，王西凉就当教师供未婚妻上学。印象中，他戴副近视眼镜，白白净浄的一付书生模样。
王彦青，髙我两级，我们交往后，視我为弟，很是真诚。他家在渭南塬上，毕业后返乡务农。那年暑假，他约我到他家玩。记得我到后，在村头打听，说他在村边地里看庄稼哩。伏天早包谷已经吐穗，黑乌乌的像一阵列队的士兵，我走过去，只见他赤膊坐在地头树下的小凳上，端端的手中捧着一卷书，那端庄的样子，使我立即想起了关帝庙里关公观《春秋》的样子来。他回乡后一直坚持创作，不久就在什么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小说。我对此十分佩服。
在诸位我的文学朋友中，最让我怀念的是吴长让。我在上文“在叔父家成长”中，写到五弟玄昻时，曾说我写过一篇名叫《归宿》的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我有两个文学挚友，一个是我的中学同窗吴长让，已经去世十年了，另一个是我的五弟玄昂，去世也有了四个年头。他们都是殉了文学的。
这里我不再叧文，就把《归宿》中有关吴长让的文字部分抄在下面：
春天，我中学最好的朋友吴长让找我来了。来的那天，妻不在家，我也没有下班，他就坐在学校大门对面的路沿上等，直到我下班回来。这次，他除了带着自己的习作之外，还给我带了个笔洗。那时候，改革开放不久，这东西还很难买。我们每次见面，都要作彻夜谈。这天他就住在我家，又是畅谈了一个通宵。他告诉我，他要调进一个单位了，搞工会工作，有很多空闲，他终于可以如愿以偿的搞创作了。他还说新单位离家很近，散着步就可以上下班，手续已经办好，回去就上班了。
吴长让出身不好，没有考上大学，当过小学老师，当过一个县办工厂的采购推销员。他很想当一名广播站的编辑，有个好氛围，一展他的抱负，但广播是党的喉舌，他在那里帮了很长时间的忙，作出了许多成绩也没能调进去。如今，老天不负有心人，总算有了个满意的单位了，真让人为他高兴。于是，他便兴冲冲从口袋掏出来一篇千字散文，我立即灯下看了。他问：怎么样？我说：不错。
他认真起来：这是写春天植树的，我想正是时候，能不能帮我送到报社？我当即答应，行，明天就送。当时，我也在第二次文学起步，我们都十分兴奋，企盼着各自文学生命中那个春天的到来。
这年夏天，母亲去世了。三伏天，我刚从老家奔丧回来，上班的第一天就接到一封电报，万没想到，这封电报竟向我报告了吴长让猝然死亡的噩耗。我被弄得天旋地转，不知所措，只好压下丧母的悲痛，又跌跌撞撞着奔丧去了。
这天晚上，吴长让的妻子泪人似地把丈夫的一堆遗稿交给我，我连忙接了过来。我想从遗稿中选出几篇拿在报上发表。想不到，文坛上举目无亲，连我自己的东西都发表不易，何谈一个普通文学爱好者的遗作呢？但我知道我无法推辞，因为这不仅是一摞不成熟的习作，而是他用尽生命之火点亮的追求。
中学时代的吴长让就多才多艺，导演过《火烧赵家楼》的活报剧，指挥过全校的大合唱，早晨，代替体育老师带领着同学们在偌大的操场出操。我不如他。我们唯一的共同爱好就是酷爱文学，梦想当一名作家。我们一块到街上转悠，观察行人，写诗，写文学日记。
我们的母校在萧索的老城，从繁华的西关到老城去，要经过一座古老的石桥。那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火红岁月，中学生经常下乡帮农民收割庄稼，深翻土地，参加沸腾的农村生活（注：此处所指，实则为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我们俩合作的那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的）。
“写一首深翻土地的诗吧。”（有一次上学路上）吴长让突然提议说。每次走过大桥时，我们的诗兴就大发起来。“好。”我便回应，“怎么写呢？”“每人一句呗。”他又忽然指着路旁的电线杆说: “从这根电杆到那根电杆，我想出一句，从那根电杆到下一根电杆，你想出一句。就这样。”他很髙兴，我也很髙兴。但话一出口，两个人的脚步忽然都慢了下来。到学校门口时，终于一首八句的打油诗写出来了。立即便投到了渭南报社。那真是个少年情怀尽是诗的岁月哟。
………
这年夏天，经常下雨，天气并不太热，在小雨中行走是非常舒服的。吴长让分管工会里的文化宣传，工作疏疏朗朗，全由自己支配，太惬意了。他在同时构思着几个作品。从穿上雨衣，到走进雨里，他全身心都在他的作品里浸泡着。他太珍惜属于自己的分分秒秒了。
前面是个弯道，雨中的柏油路，除了他再也没有行人。忽然，一辆军用卡车从弯道驶出，呼啸而来……..尖利的鸣笛，刺耳的刹车，他什么也没有听到。说时迟，那时快，他一下被无法刹住的卡车猛地铲上了绿色的车头，抛向空中，又重重的落下。年轻的战士吓坏了，立即把他抱进驾驶室，风雨中一路鸣笛将他送进了医院。两天后，终因医治无效而死亡。
我最好的一位文学朋友，就这样义无反顾的走了。人间一切的一切都被他断然抛弃：年迈的母亲，年轻的妻子，尚未成年的儿女……,带走的，只有他和他生死与共的文学之梦。
啊，吳长让死了，年仅四十一岁。
我便常常想，文学究竟有什么魅力?竟可以让人以性命相许。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七日於悟道轩 南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