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拥有什么样的“书籍观”
《此憾何极——鲁拜大戏上演时，中国错过了什么？》
（说明：这是我在中国鲁拜集俱乐部首届研讨会上的发言，文中【】内文字为讲稿中原有而发言时未及讲出者，整理时酌情补入，以求完整。）
感谢钟老师把我引到这么一个鲁拜大咖云集的微信群里边。我原来在网上和老鸽有过交道，但是见面今天也是第一次。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跟大家一起讨论《鲁拜集》。我一直以为应该有这么一个组织，但没想到这样的一个群体已经存在多年了。
昨天晚上我还在和国外的一个书商聊鲁拜。他问我为什么《鲁拜集》现在这么火？我说可能因为今年新冠疫情蔓延之际，大家对生死问题突然看得比较重了，这个时候读《鲁拜集》是不是有一点精神安慰的作用？又或者钟老师他们出版了新译本，在读书界引起了一些反响。而实际上也一直有一些非常热心的鲁拜迷，像老鸽，他们一直在推广《鲁拜集》。老鸽还编了“汉译书目”，试印了几本，我都没抢上。我非常期待这本书尽快正式出版。
讲着讲着，我突然发现不对。我问：《鲁拜集》现在真的火吗？为什么境外的人会认为中国《鲁拜集》很火？我们的《鲁拜集》出版火吗？书店里有没有足够多的各种开本、各种价位的《鲁拜集》呢？翻译好像很热闹，但是算火吗？主流版本形成了吗？《鲁拜集》的插图火吗？我们有哪个在国际上非常有名的艺术家加入了绘制《鲁拜集》插图的行列？诸如此类。所以我说，《鲁拜集》实际上没有火。
因为专业所限，岗位所限，对《鲁拜集》我关注的不是翻译问题，也不是简单的插图、版本问题，这些今天在座的各位都各有专攻。我感兴趣的是：《鲁拜集》作为一本书，一本整体的从观念上来讲完整的书，它的制作、传播和阅读。我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它能在欧洲书籍生产的黄金时代大放异彩，译介到中国来之后，其形态却是另外一幅面貌。
我的题目叫《此憾何极：鲁拜大戏上演时中国错过了什么？》。所谓“鲁拜大戏”，我也不用多讲，大家都很清楚。从问世之日到1930年代，英美《鲁拜集》的出版简直是“烈火喷油，花团锦簇”。一开始虽无人问津，但是它经过艺术家的鼓吹，工艺家的制作，插图家的演绎，装帧家的增色添彩，旧书商的推波助澜，藏书家的争奇斗艳，就迅速地经典化、精品化和大众化了。非常奇怪，它在大众端和小众端这两端的市场都发展得非常好。《鲁拜集》在西方早已不仅仅是一部诗集，它也不仅仅是书店里销售的一个普通的商品，它已经成为工艺品，成为礼品，成为艺术品，成为收藏品，乃至成为艺术收藏的极品。这其中还有那么多的故事，包括随着泰坦尼克沉入海底的《伟大的奥玛》——那是号称有书史以来书籍豪华装帧的顶峰之作，到现在也没有人超越，可以说是这场大戏的高潮部分。
【补充：“从阅读史角度看，因要记录语言，书籍诞生之初就努力要留下声音、图像；要让书籍说话，不让书籍沉默。这样的书籍才有生命力。在鲁拜大戏中，主角《鲁拜集》从来不是一本沉默的书：《鲁拜集》从第一个单词“awake”或“wake”开始，就已经有了声音。博尔赫斯曾经告诫说：一本书的最重要之处是作者的声音，这个声音能打动我们。”爱默生也说，我们必须把书打开，这样，精灵们就会觉醒。如此说来，《鲁拜集》是自带声音的，它是以一声呼唤开始的。再别说，还有那么多的插图本。各种画面、各种装帧、各种译本带来了各种声音、各种音色、各种不用风味的旋律。这是鲁拜大戏的音效。”】
甚至一直到现在，西方这场鲁拜大戏也没有落幕，虽然也很少再有惊心动魄的场面。那么，《鲁拜集》传到中国以后，我们是不是觉得面貌非常的不同？因为在它初到中国的年代，新文化运动正在如火如荼。我们的印刷条件已经改善许多，上海的印刷技术、印刷设备都不弱。那个时候上海作为中国乃至亚洲的印刷中心，他们可以从美国、德国进口非常先进的印刷机器。所有的新的印刷技术基本上都已经更新。石印技术、雕版印刷都已经或正在退出书籍生产的舞台。那么为什么我们从第一本中文译本《鲁拜集》开始，近百年间，我们出的《鲁拜集》都是那么小的开本，那么普通的纸张，很少有插图，很少有精装，看起来都那么简陋？
当然，这个现状最近十年已在慢慢改变。钟老师译本的中华书局那一版（《波斯短歌行》），用纸、插图堪称讲究。2015年海豚出版社《鲁拜集》的理念引进与版本复刻工程，更是终结了我们《鲁拜集》出版的简陋局面。
为什么在那么长时间之内《鲁拜集》出版是这样一种面貌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有多种答案，【补充：比如，阴差阳错之间，《鲁拜集》仅仅是作为新文学引到中国的。作为新艺术、新观念、新产品、新时尚、新哲学、新生活等等，当时却并未顾及。】而我试图给出一个“书籍观”方面的解释。大家都知道，博尔赫斯曾经说他想写书籍的历史，但是他马上说：他不想从形态角度去写，他说他对书籍的形态没有兴趣：他想写人们对书籍的各种评价。这里的“各种评价”，我起了个名字：“书籍观”。
书籍观，在我看来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和一个人的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怎么看待一本书？书究竟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它要到哪里去？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实际上引起过非常多的纷争，也使得各个地方的书籍形态、各个时代的书籍出版产生了不同的面貌。比如，如何评价海豚出版社2015年“大兴土木”复刻1884年维德插图版的《鲁拜集》？我知道很多朋友就质疑：费这么大劲，定价这么高，这是给读书人准备的吗？前几天群里边钟老师还问大家说要不要花六七百买这样的豪华复刻版？我个人对俞晓群和他们整个《鲁拜集》工程给予非常高的评价，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努力，他们在中国的《鲁拜集》传播史上竖起了一块里程碑。书籍观不同，对这件事的看法一定不一样。很多人认为书籍就是白纸黑字，把它印清楚、装订好就行了。书，不就是用来阅读、考试的吗？这就是书籍观问题。
在传统的书籍观中，人们对书籍既缺乏一种依恋，也缺乏一种崇敬。“依恋”这个方面，我给大家读一段我非常喜欢的波普尔的一段话，这段话范景中老师也经常引用。波普尔说：
“我们的文明是书籍的文明:它的传统和它的本源,它的严格性和它的理智责任感,它的空前想象力和它的创造力,它对自由的理解和对自由的关注——这一切都以我们对书籍的热爱为基础，愿时尚、传媒和电脑永远不会破坏或者松驰个人对书籍的这种亲切的依恋！”[1]
博尔赫斯也有一段话，我也愿意大家分享：
“书籍仍然保留着某种神圣的东西，我们得设法保存这种神圣的东西，拿到一本书，打开它，就产生了审美的可能性。如果我们阅读一本古书，那么我们就仿佛在阅读着书诞生之日起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经历的那段时光，因此应该保持对书的崇敬。”[2]
当我们谈及书籍观，我们在谈论整体意义上的书籍，与之相关的观念是一个整体。像这种情感——这种崇敬，这种神圣，这种依恋，在我们的书籍观中有多少分量?我觉得我们的书籍文化和西方的书籍文化有根本的差异。我们也很重视书——看起来我们中国最重视书了，典籍汗牛充栋，代代相传。但我们主要把书当作工具——用着顺手，就多多发行；不顺手，就烧，就禁。
书籍之神圣、对书籍之依恋、书籍之美……这些方面，我认为我们是要补课的。
我们再想想《鲁拜集》：它曾经有那么多的版本，吸引那么多的插图画家加入，那么多的装帧大师、装帧工作室加入，是因为书籍在欧美社会的社会角色有多种，针对各种层面，针对各种功用，它的角色是不同的。一本书为什么要把它装成那么豪华，一本书为什么要给它嵌上1051颗钻石？为什么要用几千块彩皮拼出一个华丽无比的封面？我们的书籍观，好像接受不了这个东西。
我再讲一下书籍之美。书籍之美作为一种理念，是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在十九世纪末提出来的。前几天看了老鸽的微博，我得了一个很大的启发。大家一提到到威廉·莫里斯，就会提到《乔叟作品集》和他的凯姆斯科特出版社，但是大家很少提到，莫里斯在创办出版社前20年，实际上就已经和琼斯他们一帮朋友在装饰《鲁拜集》了。关于书籍之美，关于书籍是一种整体设计这种想法，莫里斯在装饰《鲁拜集》的时候就应该产生了。我甚至非常愿意相信，《鲁拜集》可能是英国近代书籍之美理念诞生的一个温床。
【补充：鲁拜集自诞生之日起，就和书籍之美水乳交融，唇齿相依。鲁拜集不仅仅是101首鲁拜四行诗，不仅仅是菲茨杰拉德创造性地翻译了奥马尔·哈亚姆，鲁拜集包含更多的内容：因为它诞生在十一世纪，莫里斯、维德他们都想到了要让鲁拜回到当时的环境，他们要在每一页上营造出中世纪抄本的气氛。所以，才有了鲁拜集装帧中的手抄风格，才有了整页设计、字母装饰、图文一体，乃至镶嵌宝石，极致烫金，繁复花饰、彩皮拼图等等绝技上演。在印刷技术突飞猛进、罗马字体风行几百年之后，拉斐尔前派和艺术手工艺运动的复古情怀，和抵制工业革命的大规模复制有关，难道和他们忽然遇见了《鲁拜集》无关？】
我是想从书籍观的角度来探究：我们的书籍线装传统，是如何和西方书籍装帧艺术对接的。比如西方皮面精装传统，在中世纪抄本时代就已经形成了。西方印刷术传到中国时，书籍之美的理念和皮面精装的传统，为什么没能同步传播过来呢？我们似乎舍弃了这些，直接就到了“民国平装书”时代。
【补充：承载所有“书籍之美”追求的《鲁拜集》，来到中国后，就只剩下了诗。和诗密不可分的视觉秩序、材料环境、图像呈现、字体韵味、纸张护持、精装空间、皮面簇拥、烫金光芒等等“书籍之美”要素都未能结伴前来。我们这里的观念是认为精装书、豪华书都是没有必要的浪费，书重在阅读。重在阅读是对的，但是流传呢?什么样的书容易流传?当然是较贵重的书更容易流传。】
但是日本就不一样。我粗略了解了一下日本引进西方印刷术的情况。他们接受了整套西方书籍美学理念，而且产生了五叶这样的装帧大师，史称“日本的威廉·莫里斯”。中国印刷术变革两百年来，有人被称作“中国的威廉·莫里斯”吗？
【补充：《装订考》一书中说：五叶在装帧上将书籍视为立体对象，他的手法特色是在展现整体包装概念之余，也使读物的机能更臻完备。正因为有这项特征，与为国木田独步的作品封面绘制抽象女子画像的小杉未醒、为薄田泣堇的歌集画插画的满谷国四郎，或是将自身绘画世界寄托于浦原有明歌集的青木繁等人相比，五叶的个性明显不同。对他而言，插画家的工作绝不只是为封面画插画而已。除了封面，从环衬、书名页、书脊、内文排版到用纸，甚至丝带或堵头布，都是经他精密计算加以组合而成的。正因为他做到了使所有制书元素达到完美平衡，故而不必去思考其他多余的装帧元素。五叶在一本书上完美调和了和风传统雅致的图案，以中国汉字为基础所造的字，以及西方传来的装帧形式等日、中、西洋三要素，是明治时代里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也是日本第一位有资格冠上“装帧师”头衔的人。】
我们又赶上了“纸质书衰亡”的时代，一切一切都在变化。曾经落下的步子、舍弃的传统、错过的艺术，种种遗憾，还有弥补的空间和可能吗？从这个角度，我就特别欣赏海豚的努力。【补充：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见由中国艺术家绘制的有国际影响的《鲁拜集》插图，还没有看见由翻译家、出版家、插画家、设计师、印刷师通力合作印出一种堪当“世界最美的书”称号的《鲁拜集》。】 “鲁拜大戏上演时，中国错过了什么？”答案很简单:错过了《鲁拜集》那样的出版大戏，错过了欣赏并弘扬书籍之美。
希望今后我们这些人可以为弥补此憾多少尽一点力！谢谢各位！
[1]引自《地中海历史中鲜为人知的一章》，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范景中、李本正译，中国美术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2]，引自《博尔赫斯口述·书籍》，[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著，王永年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