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9月17日，青年留美学生胡适在《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中庄重宣言：“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亘古未有的文学革命第一声由此发出。文学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大致包括戏曲、诗歌、小说和散文等，要变革旧有的语言文字形象化的艺术表达方式，究竟选择怎样的路径，胡适一直在思考之中。胡适的文学革命的主张，一直不为朋友们所待见，有朋友作诗嘲笑：“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他又何尝不“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呢？在由康奈尔大学去哥伦比亚大学的火车上，他作诗赠与朋友：“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诗国革命”“作诗如作文”，这在当时可是爆炸性的提法，受到了朋友们尤其是梅觐庄（光迪）的质疑。之所以作如是说，是基于他对中国文学史的真知灼见的解读，他说：“三百篇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之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溯流求源，绵亘沿革，文学革命自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想到此，他不禁手舞足蹈的狂歌：“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1916年6月，胡适因事又路过康奈尔大学，在这里又与朋友们聚会了几天，他们所热议的话题，已是文学改革的方法了。胡适胸有成竹，自有改革的方法，他自述：“这时候我已有了具体的方案，就是用白话作文，作诗，作戏曲。”之所以用白话的理由十分充足，他在日记中写道：“文言的文字可读而听不懂；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又听得懂。凡演说，讲学，笔记，文言文决不能应用。今日所需，乃是一种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的言语。要读书不须口译，演说不须笔记；要施诸讲坛舞台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皆可懂。不如此者，非活的言语也，决不能成为吾国之国语也，决不能产生第一流的文学也。”一言以蔽之，文学要通俗化，要面向大众。这种变革就小说、散文等而言，比较容易，且前人已有尝试，比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可诗就另有一说了。胡适把自己的心得无保留的告诉了自己的朋友，他们也以为不无道理，其中对文学革命成见最深的梅觐庄来信喝彩道：“骤言俚语文学，必为旧派文家所讪笑攻击。但我辈正欢迎其讪笑攻击耳。”但又说：“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梅觐庄的意见很有代表性，甚为留学生们认同。胡适毕竟高兴，因为连反对白话文最烈的梅觐庄都称“我辈”，这可是难得的胜利，白话为文看来已没有什么阻力，可是，白话为诗，也就是他所说的“作诗如作文”，就不知要有多么困难了。他说：“现在我们的争点，只在'白话是否可以作诗’的一个问题上。白话文学的作战，十仗之中，已胜了七八仗。现在只剩一座诗的壁垒，还须全力去抢夺。待到白话征服这诗国时，白话文学的胜利就可说是十足的了，所以当时我打定主意，要作先锋去打这座未投降的壁垒：就是要用全力去试造白话诗。”机会来了，同年7月的一天，任叔永将自己的《泛湖即事诗》送与胡适。这是首四言长篇记事诗，记得是任叔永和朋友们游览凯约嘉湖。其中写船驶近岸边因波浪而翻侧的一段，任叔永认为最佳，即：“行行忘远，息楫崖根。忽逢波怒，鼍制鲸奔。岸逼流回，石斜浪翻。翩翩一叶，冯夷所吞。”
胡适看了非但不勉励一番，反而泼了一瓢冷水，说：“写覆舟一段，未免小题大做。”还批评说：“诗中写翻船一段，所有字句，皆前人用以写江海大风大浪之套语。足下不避自己铸词之难，而趋借用陈言套语之易，故全段无一精彩。”同时指出诗中多有“死字”和“三千年之死句”。一首游戏之作的诗，被胡适以文学革命的标准说的一无是处。任叔永倒没有什么多大的反应，可偏偏让梅觐庄知道了，觉得胡适太自以为是了，便去了封长信，很是数落了一通，不同意所谓古字皆死，白话皆活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古诗文是诗人和美术家的专利，其“高文美艺”的境界，岂是“村农伧父”所能企及。胡适读了信后，知道这次是再也通融不了，于22日索性用白话写了一首诗，于是，中国第一首白话诗就这样诞生了，全诗一百零五行，五大段，千字左右，仅摘录如下：胡适说到做到，用“全力去试造”的这首白话诗，没曾想“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梅光迪说这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嘲讽道：“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甚至不顾多年的朋友情份，尖刻地讥讽胡适：“皆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豪，皆喜诡立名字，号召徒众，以眩骇世人之耳目，而己则从中得名士头衔以去焉”。紧接其后，8月23日，胡适又作了一首白话诗《窗上有所见》：“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他还在诗后写有：“这首诗可算得一种有成效的实地试验。”这是他的自我认可，以为是探索中的一首成功的白话诗。胡适要以白话作诗，在旅美的中国学生中几乎没有市场，真有种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悲壮感。1916年7月26日，他在给任叔永的信中说：“我心里最感觉失望的，是我平时最敬爱的一班朋友都不肯和我同去探险。一年多的讨论，还不能说服一两个朋友，我还妄想要在国内提倡文学革命的大运动吗？”说是这么说，他就是不甘心。他要寻找白话作诗的历史依据，便认真地从唐宋以来的古籍中检索，以证明白话诗古已有之，现在的白话诗只是在古代白话诗之上的尝试而己。笔者据《胡适日记》，不妨摘出少许例句：杜甫的白话诗：“漫道春来好，狂风大放颠，吹花随水去，翻却钓鱼船。”陆游的白话诗：“温温地炉红，皎皎纸窗白，忽闻啄木声，疑是敲门客。”黄庭坚的白话词：“江水西头隔烟树，望不见江东路。思量只有梦来去，更不怕江澜住。灯前写了书无数，算没个人传与。直饶寻得雁吩咐，又还是秋将暮。”柳永的白话词：“一场寂寞凭谁诉？算前言，总轻负。早知恁地难拼，悔不当初留住。其奈风流端正外，更别有系人心处。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元曲杂剧之白话更是举不胜举。胡适之所以费了这番功夫，旨在说明白话作文作诗，是有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而他并非是始作俑者。有了历史的依据和理论的支撑，尽管白话作诗的主张得不到回应，可他却愈发树立起“文学革命”的自信。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吾志决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从此以后，他真的再也没有“作文言诗词。”他服膺实验主义哲学，再也不和朋友们打笔墨官司，而是潜心尝试作白话诗，并以几首白话诗结集为《尝试集》。他的文学革命主张的真正实施，是在一年后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时，由《新青年》这一北大同人刊物而完成的。1918年1月，《新青年》四卷一号首次发表白话新诗九首，其中胡适的四首，沈尹默的三首，刘半农二首。这里限于篇幅，仅录胡适的《一念》一首：“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个回旋；我笑你地球的月亮，总不是永远团圆；我笑你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星球，总跳不出自己的轨道线；我笑你一秒钟五十万里的无线电，总比不上我区区的心头一念！我这心头一念：才从竹竿巷，忽到竹笑尖；忽在赫贞江上，忽在凯约嘉湖边；我若真个害刻骨的相思，便一分钟绕遍地球的三千万转！”这九首白话新诗是文学革命倡导以来，第一批呱呱坠地的新生儿，如此稚嫩的第一声，所反应的则是孕育者的胆略和才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他们那种敢为天下先的担当和责任，则是文学革命的精神之所在。白话新诗在百年间，变革创新，体现的是时代的精神，而它的创立者和开拓者，则无疑是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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