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粮到农业税

这是一张1943年1月16日《解放日报》，头版刊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的“拥护军队决定”。

我在“陕甘宁边区重要政策法令汇编”里找到了这个法令。

今天说的话题，并不是这个，而是下一个版面的一则消息

请看右上角，“改公粮为农业税”——边府成立筹委会，争取年内实现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三千人在徐海东率领下先于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与刘志丹、谢子长的陕北红军会师，10月红一方面军七千余人也到达陕北。到1936年红二四方面军来陕北之前这一年中，红一方面军在陕北没有开展税收工作。军饷主要是靠打土豪，成立了二百人的手枪队，每人一匹马，在边区范围周边活动，采用非常手段筹集粮草。

在1943年以前，乃至到1949年建政，很多税种、税率都是直接沿用国民政府的，后者加以适当变动，这些方法迫不得已，毛主席在1940年底《论政策》一文中讲过。

为什么特别提一下1943年呢?

就是因为上图刊登的那则消息，边区成立了公粮改农累税的筹委会，而且目的明确，那就是在1943年秋收时不再以征收公粮为边区财政收入，而是以农累税为征收名义和办法。

那么这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意义在于设置税种是中央政府行为，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上是受二战区领导，执行中央政府制定的税收。

这个农累税是边区政府创制的。

农累税就是农业税按照产量高低实行累进税率，设置起征点，按照产量逐步增加税率。

这个累进税率的征收办法也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早在1928年国共分裂以后，在苏联莫斯科郊外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定的。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及税收政策，虽然只有“实行统一的累进税”这一句。

从1928年到1943年，15年过去了，这个统一的累进税才设计出来准备实施。

这个累进税是什么样的设计？又有什么特征？对中国税制的影响究竟如何？在人类税收史上占有何等地位？这些问题，咱们接下来慢慢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