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界讲好泉州故事】系列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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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根据原系列大纲的安排，前三期乡音君邀请建议作者聊了聊安平桥、八卦沟、屈斗宫德化窑遗址。本期乡音君邀请建议作者再来聊一聊“山川坛石笋”。作者认为，正如良渚玉琮、玉璜是良渚古城遗址的“灵魂”。而泉州这根中国唯一的印度教湿婆派祭坛的遗物，亦是“勾连”泉州所发现的300多方印度教石刻、石构件的“灵魂”。在良渚古城遗址的申报中，那些玉琮、玉璜恰恰是这一文化遗产项目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倘若没有这些玉琮、玉璜，良渚古城遗址可能会遇到一些尴尬。正如伊斯兰教圣墓和清净寺的存在，勾连起已发现的数百方穆斯林墓葬石刻，与史籍文献的记载构成宋元刺桐阿拉伯人辉煌的、不可动摇的证据链；同理，“山川坛石笋”亦是勾连数量超过伊斯兰教石刻的那些印度教石刻，以图证实中国版图唯一存在过的印度教浮海东渐的历史。如何巧妙将泉州海交馆收藏的以及散布其他地方的可移动的数百方宗教石刻文物串联起来，以佐证10—14世纪印度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共存一城、共生共荣的文化现象，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新课题。这也是如何表现宋元刺桐“天下之货仓，文化之码头”的关键所在。
泉州临漳门外“山川坛石笋”，乃用７段圆柱体白色花岗岩经简单雕琢垒叠而成，底部粗壮，上部瘦秃，末端略作尖锥状，底段有斜线纹雕饰。其形状古朴，状如阳具，较完整的保留了原真性状态，通高3.10米，底座周长4米，11世纪之前就已屹立于此。据最新考证，石笋应为印度教湿婆派祭坛。20世纪五十年代移动时，曾发现俗称“仙尿盆”的磨盘。这是湿婆“林伽”的典型结构。石笋之南为晋江下游，因石笋之故，此江段古称“笋江”，而石笋西南则为始建于北宋·皇佑元年（1049年）的、泉州郡守陆广造舟为梁的“浮桥”，名曰“履坦”。元丰七年(1084年〉，转运判官谢仲规再修断舟以续梁道，改名“通济”。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年），僧文会倡建石桥，提刑陈革等人募化改为梁石桥，至乾道五年（1169年）完工，一十六间，长七十五丈五尺，广一丈七尺，两边翼扶栏。
20世纪50年代所摄的南宋笋江桥，俗称“浮桥”。（来源：乡音文化）
据查，石笋于20世纪五十年代移动约七八米。移动前，石笋下有基座，是由两块花岗岩石叠在一起，近似磨盘，其中一块中间凹下，当地人称为“仙尿盆”。此构造无疑与印度教湿婆派“林伽”构造相似，是我国现存最高的印度教湿婆派“林伽”祭坛遗址，即使在其故乡南印度古寺庙，也难以找到超过其高度的“林伽”或祭坛。就考古类型比较而言，山川坛石笋早于12—14世纪流行于南印度的“林伽”作品。
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石笋。（来源：乡音文化）
“石笋，在临漳门外，山川坛西。石卓立二丈许，江在其下，故名笋江。宋守高惠连以私憾击断为二。”［1］高惠连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任泉州知州。故可断定，山川坛石笋在11世纪前就已经存在。由此可见“山川坛石笋”是中国现存唯一的也是最古老的印度教湿婆（Siva）教派崇拜物男性生殖器 “林伽”之遗物，亦是至迟不晚于宋初的印度教浮海东渐的早期遗物，甚至被泉州士民借用为刺桐古城以阳破阴、万物繁衍的堪舆杰作著称于世，石笋正是在本土民间信仰的庇护下保存至今。石笋之称与浮桥、接官亭、山川坛这三处史迹有所关联。古时有称“浮桥石笋”，有称“山川坛石笋”，亦有称“接官亭石笋”。本文认同“山川坛石笋”之称，一是石笋与山川坛距离最近；二是两者都属于祭坛，前者主祭印度教神，后者主祭风云雷雨、山川、城隍之神。［2］
21世纪初修复的石笋，与文献记载的高度相仿。（来源：宋元郎/摄）
接官亭，古时迎接来泉京城官员的第一站。左水道可通笋江。由于临漳门毗邻龙头山，古代俗称“龙门”。故古代南下赴泉官员都是舍近求远，专程绕道从笋江古渡上岸，或乘小舟进入接官亭水道再上岸，从“龙门”入城。接官亭由此名闻遐迩。（来源：宋元郎/摄）21世纪初修复的接官亭古石桥。（来源：宋元郎/摄）从始建年代看，四者之间，石笋最早，在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之前；浮桥次之，北宋·皇佑元年（1049年）始建；再者，便是接官亭，据《重建接官亭碑记》载：“宋嘉佑六年（1061年），郡太守卢革于此建亭接官，赏心悦目，上司欢颜”；位于现址的山川坛年代最晚，“（明）洪武二年（1369年），知府常性建今所”“在府治西南临漳门外柳通铺”［3］而此前，社稷坛最早在“府城北三十九都”。［4］宋初以风雨雷师附祭社稷坛。“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郡守宋均复别建于仁惠坊内东仓之隙地”。［5］现址山川坛是明代所建，用来祭祀风、雨、雷、电山川之神。可能是因为闽南语口音的问题，山川坛一度被讹传为“三千坛”。这是山川坛的牌坊。（来源：陈起拓/摄）牌坊后面的道路通向一处平台，那就是所谓的坛。（来源：陈起拓/摄）山川坛原本已经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但人们从清代《晋江县志》所载“石笋在临漳门外，山川坛西”中找到了线索，根据石笋的位置估算了山川坛的位置，并在2005年时将它复建起来。厘清以上四者关系，可知高惠连击断石笋是在浮桥始建之前，其时尚无接官亭，但已有临漳门与笋江古渡的官道。清·道光《晋江县志》载：“（明朝隆庆府志）称，宋郡守高连惠（实为高惠连）以私憾击断石笋，明成化间，郡守张岩补而属之，今岁久苔生渐不见旧断之迹”。其实，高击断石笋并非“私憾（阳痿）”，其任泉州太守31岁，生有二子一女，时值身强力壮。最大可能是，高认为作为异教祭坛崇拜物的石雕阳具立于车水马龙的官道旁，有伤风化，故而击断之。皇祐四年（1052年），80岁的兵部尚书高惠连致仕；熙宁元年（1068年），96岁的高惠连卒于晋江安平家中，宰相王安石为其撰写墓志铭。明地方史籍称高“私憾击断石笋”是因其女婿吕惠卿被列《宋史·奸臣传》而故意贬之罢了。位于南安官桥镇内厝村虎头山麓的北宋兵部尚书高惠连陵园。（来源：乡音文化)高去世后，民间可能就修复了石笋，因为泉州人将其视为以阳破阴（双乳山）、人丁兴旺、仕进发达的堪舆杰作。所以才有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泉州知州王十朋的“刺桐为城石为笋”之诗句。后来可能在元末那场浩劫中被倾覆，故明成化中“郡守张岩补而属之”。印度教源于古印度韦陀教及婆罗门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之一，按历史发展，最先有婆罗门教，然后出现佛教，之后出现印度教。公元8世纪以后，印度教成为思想界的主流，12世纪伊斯兰教入侵后，佛教在印度本土覆灭，印度教因为与伊斯兰教思想有些交融，在南印度的地域仍保持较大优势。默哈伯利布勒姆古迹群位于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得邦的坎契浦兰区，默哈伯利布勒姆古迹群是7至8世纪期间，帕那瓦国王们沿着科罗曼德尔海岸开辟岩石而建的。展现出的是帕那瓦文化没落时期的艺术风格，是一座历经岁月，经受风雨和大海洗礼的壮丽庙宇。（来源：乡音文化）印度南部泰米尔的马哈巴里普兰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古港 图为印度教寺“海岸庙”。印度南部的印度教神庙，何等壮丽。（来源：傅恩凤/摄）印度教并不同于婆罗门教的教义、教规。婆罗门教时期没有神庙，不崇拜神明偶像（只通过祭祀与神沟通），但印度教时期神像崇拜则几乎是信仰的中心。湿婆派是印度教三大教派之一。湿婆兼具生殖与毁灭、创造与破坏双重性格，呈现林伽相、恐怖相、三面相、舞王相等不同相貌，林伽（男根）是湿婆的最基本象征。在印度教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三个主神中，往往把毗湿奴或湿婆立为一个主神，其他神都在其下，并都是这两个神之一的化身，是具有特殊性的一神教。而湿婆成了印度民众广受崇拜的大神。印度南部印度教神庙的湿婆造像。湿婆也被描述为双性的神，有些湿婆的雕像为雌雄同体，既有男性特征，也有女性特征。雕像的右半身显示男性特征，同时也展示了湿婆像的许多共有特征，如手拿三叉戟、缠在一起的头发以及乘骑公牛南迪，还有从头发中蜿蜒而出缠绕在三叉戟上的一条蛇。相应的左半身为女性特征，除丰满的胸部外，还有更加圆满柔软的腹部以及更明显的腰肢曲线。左半身上手拿着一面镜子，下手提着一个水罐。（来源：乡音文化）南印度的林迦而门（ 砂岩 ） 林迦是湿婆大神的化身。据神话传说，湿婆除了具有毁灭世界的功能外，还有创造万物的功能，因此他以林迦的化身下凡人间。对林迦的崇拜盛行于南印度，在湿婆的神庙中，供奉着用石头雕刻的林迦像。（来源：乡音文化）“山川坛石笋”与1281年（元·至元十八年）南印度马八儿国富商挹伯鲁马尔在刺桐所建的湿婆神庙（俗称番佛寺）均属印度教同一教派。与开元寺紫云大殿、天后宫后殿融为一体的十六角形石柱以及开元寺月台须弥座人面狮身石刻等印度教寺建筑构件、晋江池店兴济亭湿婆“舞王相”壁龛以及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收藏的大量精雕细刻着印度教文化符号的壁龛石、建筑石构件等大多源自这座“备极壮丽”［6］的印度教寺“番佛寺”。泉州开元寺紫云大殿前月台须弥座的72幅人面狮身石刻（来源：宋元郎/摄）
兴济亭供奉的印度教三大主神湿婆雕像世代为当地村民当作观音祭拜（来源：乡音文化）曾轰动国际学术界的泰米尔文纪事碑（局部）（泉州海交馆/藏）马八儿国蕃商领袖挹伯鲁马尔被元廷命为“港主”，他主持建造的湿婆神庙（番佛寺）甚至惊动元世祖忽必烈大帝，亲自批准了“御赐执照”。“1956年泉州发现的泰米尔文碑刻，日本大阪大学斯波义信教授翻译如下：'向庄严的褐罗（湿婆）致敬。愿此地繁荣、昌盛。时于释迦历1203年哲帝莱月（至元十八年 1281年4月），港主挹伯鲁马尔，别名达瓦浙哈克罗·瓦帝格尔。由于察哈台——罕（忽必烈）的御赐执照，据此，乃被庄重地把乌帝耶尔·厮鲁迦尼——乌帝耶——那依那尔神灵敬请入座，并愿吉祥的察哈台——罕幸福昌盛。’”［7］这块刻有“御赐佛像”的印度教寺门楣石后来移入开元寺前殿，成了开元寺“六殊胜”的第一“招牌”。马八儿国位于印度次大陆东南部，在今天南印度东海岸科罗曼德尔海岸（Coromandel Coast），是十三、十四世纪南海一带的强国，“比余国最大”，“足以纲领诸国” “自泉州至其国约十万里.”。［8］马八儿国宋代称“注辇”，“马八儿”是阿拉伯语的音译，意思是“渡”“滩头”“渡口”。据陈高华先生考证，中国文献所谓“西洋国”就是马八儿国。马八儿虽然较为落后，但地处在西亚和东亚水路贸易的咽喉，商贸极为繁盛，当地不仅出产象牙、犀牛角、珍珠、宝石等，而且是棉纺业大国，纺织的棉布“绝细，莹洁如纸”，是各国趋之若骛的抢手货。值得一提的是，元初是刺桐印度教的极盛时期，也是南印度马八儿国海商劲旅风头十足的时期，与元廷关系密切：“海外诸蕃国，唯马八儿与俱蓝足以纲领诸国，而俱蓝为马八儿后障，自泉州至其国约十万里。”［9］“世祖·至元间，行中书省左丞唆都等奉玺书十通，招谕诸蕃。未几，占城、马八儿国俱奉表称藩。” ［10］“（至元）十八年(1281年）正月，（元廷使臣哈撒儿海牙、杨廷璧）自泉州入海……四月，至马八儿国新村马头，登岸。其国宰相马因的谓：'官人此来甚善，本国船到泉州时官司亦尝慰劳，无以为报。今以何事至此？’”［11］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年-1324年），意大利著名旅行家和商人。1275年到达元朝大都（今北京），1289年护送元廷公主阔阔真公主从泉州到波斯后回国。马可·波罗返乡时在刺桐港看到：“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在此港”［12］。《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游记》插图 大旅行家 摩洛哥的穆斯林 伊本·白图泰1342年（元·至正二年），伊本·白图泰来到刺桐，他在《游记》中记载：“彼大洋所至第一城，即刺桐也……刺桐城极扼要，生产绸缎，较汗沙（杭州）、汗八里（北京）二城所产者为优”［13］。他还特别提到，当时在印度时，曾看到元朝使臣赠送印度苏丹的礼品500匹锦缎，其中100匹就是刺桐城织造的“刺桐缎”［14］。马八儿国是印度教国家，南宋刺桐的主要贸易国，南宋景炎二年（1279年），崖山海战南宋灭亡。改朝换代后，马八儿国依旧与元代刺桐保持密切的贸易伙伴关系，孛哈里便是此间出现的一位最具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根据陈高华先生考证，侨居中国泉州的孛哈里并非马八儿王子，而是马八儿国的宰相；孛哈里并非印度人而是阿拉伯人。其父亲老孛哈里因经商定居马八儿，受到马八儿国王的宠幸，列为自己五个王子之后的“六王子”，并任宰相，“总领诸部”。老孛哈里去世后，其子孛哈里接任宰相，继续操持海商，交好忽必烈弟弟旭烈兀之子阿八哈汗在西亚建立的伊儿汗国。元至正十六年（1279年），元世祖灭南宋后诏谕诸蕃各国。孛哈里立即代表马八儿国王向元朝称臣，并开始向元朝不间断纳贡而得到元廷重视。至元十八年（1281年），孛哈里和国王之间爆发首次冲突，被国王没收“金银、田产、妻孥”，而且还要处死他。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冲突后，孛哈里可能已被解职，所以至元十八年接待元廷两使臣的马八儿国宰相是马因的。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孛哈里“捐妻孥、宗戚、故业，独以百人自随”，在元朝使团掩护下乘船逃亡至泉州并定居泉州。［15］元世祖对这位逃亡者“大加慰谕，赐以锦衣及妻，廪之公馆，所以恩遇良渥。”［16］元世祖所赐之妻蔡氏乃高丽国重臣蔡仁睽的女儿，原先是许配给忽必烈的宰相、吐番人桑哥。不料，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桑哥被诛，蔡氏没官。同年孛哈里逃亡元朝，忽必烈便将蔡氏赐给孛哈里，可能元世祖认为，前宰相之妻赐马八儿国前宰相为妻极为般配。在泉州重建家庭的孛哈里与蔡氏十分恩爱，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因娶蔡氏，孛哈里与高丽成了亲戚，专门派人给高丽王送礼。据《高丽史》载，计有“银丝帽、金绣手箔、沉香五斤十三两，土布二匹”。元世祖去世后，其孙铁穆耳即位，是为元成宗。元成宗对孛哈里极为宠信，“特授资德大夫、中书右丞、商议福建等处行中书省事，累赐以矩万计”。［17］大德三年（1304年），孛哈里奉命出使伊儿汗国见哈赞大王，这位哈赞王便是阿八哈汗重孙。回泉州后，成宗召孛哈里入朝，孛哈里到大都后因病“薨于京师”，［18］终年49岁。令人惊奇的是，泉州发现的元代碑刻，记载了这段孛哈里奉命出使“回归泉州本家”的史实。孛哈里投靠元朝选择泉州作为归宿地合乎历史逻辑，因为其控制东西贸易数十年，所经营东方贸易目的地就是刺桐港。根据这一逻辑甚至可以推断，被元廷命为“港主”的挹伯鲁马尔以及他主持建造的湿婆神庙“番佛寺”，很有可能都是孛哈里促成的。也正因为孛哈里与元世祖的交情，忽必烈才会亲自批准“御赐执照”。难怪孛哈里死后，元成宗“恻然久之曰：“彼远人今，若是良可，嗟悼！于是有葬，赠谥碑之”，“诏赐宝钞贰万伍千缗，以驿传负其榇归葬泉州”，［19］并赠荣禄大夫、司空之衔，谥号“景义公”。成宗还命翰林直学士、国子祭酒刘敏中撰写《景义公不阿里（孛哈里）神道碑铭》。孛哈里死后哀荣备至，亦可为以上的推断佐证。也就是说，泉州印度教寺番佛寺的建造与孛哈里不无关系。印度教石刻在泉州的大量发现，迄今已达300余方，在数量上甚至超过伊斯兰教石刻，而且在中国其他地方均未发现。因此，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中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泉州海交馆原馆长王连茂先生在《泉州海外交通史研究概述》一文中认同杨钦章的研究结论：泉州现存印度教式石刻均属于一座建于元代而毁于元末的印度教寺，其渊源于南印度的湿婆派寺庙，所有的雕刻品均同南印度和爪哇印度教雕刻艺术极为相似；石刻中出现的毗湿奴造像，则是一种印度教常见的二神混合形式，不影响对其教派性质的认定。［20］神龛内就是元代印度教四臂各执法器 背有三重莲花的湿婆神像浮雕石刻。（来源：泉州海交馆/藏）神龛内的印度教神像浮雕石刻，两尊神像中便是“林伽”。（来源：泉州海交馆/藏）这方石刻内容取材于印度教《往世书》里对湿婆崇拜的故事。大象献花的欢快生动活泼，堪称印度教石刻中的精品。（来源：泉州海交馆/藏）
杨钦章通过与东南亚湿婆教文化圈的神庙比较后分析道，“泉州的湿婆派寺庙，比东南亚的神庙及遗迹，不论在造型、结构、细节等等方面更忠实于原著，很少有大的变动”。“泉州的湿婆派寺庙中，神像艺术几乎是南印度雕刻的翻版，一般都被处理得简洁朴素，反映这种特点的另一手法是工匠在打制中加进了一些中国传统的装饰图案，使之与印度教内容杂揉在一起，更易为人们理解和接受。” ［21］
王连茂总结称，“泉州印度教寺遗物，表明在泉州曾经存在过引进正统印度教源流的以印度僧人、船商为主的侨民社团，它使我们注意到该教在元代泉州港兴起的经济背景与文化背景。” ［22］也有学者认为，元代泉州的印度教寺或祭坛可能不止番佛寺一处。但无论如何，我们不无理由相信，元代泉州是印度教在中国唯一的传教中心。
左图为南印度泰米尔古印度教寺石柱（来源：傅恩凤/摄），右图为泉州开元寺紫云大殿后廊的印度教石柱。两者何其神似。左为南印度印度教神庙的毗湿奴神像（来源：傅恩凤/摄），右为1934年泉州南校场出土的毗湿奴立姿神像，为国内一绝。（来源：泉州海交馆/藏）“山川坛石笋”说明早期印度教传入泉州的史实，并对当地习俗产生影响。譬如宋代一度盛行的火葬便是明证。不同的是，印度人是在河边火葬，骨灰放入河中，随流而逝。［23］而泉州人则将骨灰装入陶器，埋入地下。南安官桥下洋村出土的宋代红陶棺。陶棺是用来装火化的骨灰。证实宋代曾流行火葬。南安官桥下洋村出土宋代红陶棺，长45厘米，高25厘米。（来源：乡音文化）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彭慕兰在论述古泉州外来宗教时，特别提到了泉州的印度教、石笋等：“泉州港全盛时期的外国商人包括穆斯林、印度教徒、小乘佛教徒和大乘佛教徒、天主教徒和波斯教会基督徒、犹太人以及帕尔西人(Parsees)。至今仍可在这座城市找到湿婆神和毗湿奴神的形象，12世纪由一位来自波斯湾的商人捐建的穆斯林公墓的遗址，一支10世纪或11世纪的印度教石雕阳具(在中国文本中被有意重命名为“石竹芽”)，还有一块泰米尔文—中文的双语碑铭，这块碑之所以著名，乃因碑文支持印度教教义，而(从两种语言的撰写都相当有水准来判断)刻碑人几乎可以确定是本土中国人”［24］。而我们从泉州现存的印度教石刻中，无不感受到印度教在泉州的传播过程中，为了迎合当地民众的认同，其造型艺术或多或少融入了不少中国文化的元素。天后宫大殿后的寝殿印度教石柱，与开元寺后的印度教石柱一样，同出于元代泉州印度教寺的遗物。与开元寺石柱不同的是，这两个石柱的24幅图案均为中国传统的吉祥花卉图案。左为印度南部印度教神庙的人面狮身石刻；右为泉州开元寺大殿前月台须弥座的人面狮身石刻，可以看出泉州的人面狮身石刻已经没有人物神，而右上图的狮子已经是纯粹的中国传统狮子的图案。（来源：乡音文化）由此我们不难对“山川坛石笋”的核心价值做出以下的判断：“山川坛石笋”是古印度湿婆教最早传入中国唯一的祭坛遗物，借助于当地堪舆习俗的庇护而幸存，并成为元代印度教湿婆派进入刺桐的先导。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彭慕兰所言：“印度教在中国的流行程度与另一个印度舶来品佛教相比，根本连芥子微尘都算不上，但不管怎样，它在中国文化中留下了印记。”［25］。“山川坛石笋”与泉州现存的湿婆教“番佛寺”石刻、石构件等遗物，共同见证了10-14世纪印度教在中国的传播中心之兴衰，使世界看到印度教在中国唯一存在的历史印记。［26］［2］［3］清·道光《晋江县志·卷12·古迹志坊宅附·城外古迹·石笋》［4］［5］〈古迹·泉州府晋江县〉《八闽通志》卷80。［7］吴幼雄：〈其他宗教第1节·婆罗门教〉《泉州宗教文化》第6章。［8］［9］［10］［11］〈外夷三·马八儿等国〉《元史》卷210。［12］〈第156章·刺桐城〉《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4年。［13］［14］摩洛哥·伊本·白图泰：《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15］陈高华：《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华新考》，南开学报，1980年第4期。［16］［17］［18］［19］元· 刘敏中：〈景义公不哈里神道碑铭〉《中庵集》卷四。［20］［22］王连茂：〈泉州海外交通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1］杨钦章：〈元代泉州与南印度关系新证〉《 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 ,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3］黄心川：《世界十大宗教》，东方出版社，1999年。［24］［25］美·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黄中宪、吴莉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2018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