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想象》是我的一本学术论文集，由我的老友——苏州大学季进教授——编辑而成，从选材到编排，他一手包办，而且还写了一篇后记，对我的研究——特别是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做了一个全盘的分析和介绍。这里，我想大致交代一下个人的研究经历和本书的内容。回顾这些文章所展示的学术研究历程，我发现自己的兴趣虽然很广，然而还是没有越过两个主要的研究领域：晚清和五四。这两个领域，在理论上如何看待？我从来没有仔细思考过。最近王德威为了纪念五四一百周年，写了一篇短文，提出一个吊诡的命题《没有五四，何来晚清》，显然是对他自己多年前写的另一篇文章《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回应。这两篇文章彼此呼应，构成一个极具启发性的双重悖论。王德威有意“打破文学史单一和不可逆性的论述”，他借用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的理论，把这两个“历史节点”并置，做吊诡式的互相驳诘：“我们不再问晚清或五四是否是现代的开端，而要问何以某一个时间点、某一种论述将晚清或五四视为现代的开端。”他又在句号后加上问号，要我们特别注意复杂多端的“问号语义学”。这两个挑战性的命题，是从一个当今的“后见之明”的角度提出的，从“是否”问到“何来”和“何以”，已经超越实证性的研究而进入“后设”性的话语论述 （discourse）。我自认理论的训练不足，只能把这两个命题先做字面上的解释：前者指的是晚清的文学为五四的新文学奠定了一个基础，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史至少应该从晚清开始；而后者则要我们把晚清和五四并置和对照，没有五四对晚清的期望和失望，我们也看不出晚清现代性的意义。二者都可以视为现代的开端，端看用的是什么论述方法。我如何发现五四和晚清，以及二者所揭示的“现代性”？只能说是一种“偶然”或“偶合”（serendipity）。这名词源自科学实验，意大利名家艾柯（Umberto Eco）的解释是：往往一些假的或错误的想法和信仰会带领到真的发现，因而改变了世界。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哥伦布偶然发现新大陆。作为一个渺小的例证，我可以说自己从中国思想史走上现代文学之路，纯属偶然，但也改变了我的一生。这在拙著《我的哈佛岁月》中已经说过，此处不赘。此中有两个关键人物：徐志摩和林琴南，一个是五四浪漫作家的代表，一个是清末古文大家，他不懂外文，却成了翻译大家。在我的博士论文中，后者变成了前者的先驱。因此，可以勉强这么说：如果当年没有研究五四作家的意图，也不会想到这位晚清遗老。“没有五四，何来晚清？”博士论文出书后，我想挣脱浪漫作家的魔影，转移目标，研究一个和徐志摩气质及心态正相反的作家——鲁迅。然而，一方面着手研究鲁迅，另一方面却对晚清文学和翻译念念不忘，多年以来，时断时续，在晚清的研究领域中花了不少功夫，但至今没有出书。《现代性的想象》这本书收集了七篇关于晚清翻译的近作，包括重探林纾翻译哈葛德和司各特小说的两篇论文，可以代表部分研究的成果，几乎占了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二。其他的文章（少数是多年前的旧作和演讲稿），有的和五四新文学有关，包括重探郁达夫的小说和徐志摩的新诗，似乎又回到五四文学的范围。我对五四的看法显然属于“后见之明”，把这两方面的研究并置在同一本书中，虽然大致照着历史的连贯性次序，也可以当作我个人研究历程的过去和现在的一个总结，一个自我反省和自我驳诘的记录。文本和历史的互动关系本来就是我研究方法的重点。晚清的数据多如牛毛，又如何从众多文本中找到关键性的历史线索，并展示其文化意涵？本书收集的有关晚清文学的论文，表面上看来都是文本分析，其实我关心的都是文本背后的“历史节点”，它以何种形式在文本中显现，抑或“缺席”？在漫长的搜集资料和研究分析的过程中，我面临一个难题：晚清时期的大量资料，值得作为文本细读的作品并不多，王德威在他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一书中都已分析过了。“细读”（close reading）背后的理论是“新批评”，本是用来分析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文学作品，后现代理论把文本的完整性解构了，它的蔽塞性打开了，但依然无法处理一个历史“脉络”(context) 的问题。我认为“脉络”虽可从文本之内发掘——英文“context”本来就是文本合成 （con-text）的意思，然而少数文本依然不足以窥其大貌，除非用卢卡奇的方法，从小说的结构窥探历史的“整体”（totality）。那么，我的问题是：晚清文学中有没有巴尔扎克？我曾经试图用卢卡奇的方法来细读《文明小史》，然而失败了，只看到这个世界中的众声喧哗，但不能从这个文本中发现历史的“缺席”（这是詹明信的方法）。因此，我只好由外向内，先看大量的晚清报章杂志，然后再进入文本分析，并探讨不同文本之间的关系。这一个过程的资料整理和分析部分，我没有留下记录，只记得最初到台北“中研院文哲所”作学术报告的时候，我的题目就是“晚清的印刷文化”，还引用了欧洲文化史专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那本名著《启蒙运动的生意》（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发现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印刷文化和晚清颇有几分相似之处，但没有继续比较。这些报章杂志构成了正在兴起的阅读市场。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整理晚清杂志的目录，成绩卓著，但内容也有不少错误，因为没有任何学者看过目录所列的所有文本。林琴南翻译的小说大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说部丛书》的一部分，这套丛书先后出版了数百部之多，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有不少《说部丛书》的单行本，白纸封面印红色或黑色的书名和标题，例如言情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探险小说等，内容参差不齐，很多没有写完。这是一个洋洋大观的印刷文化世界，像一个万花筒，令人目不暇给。我在阅读过程中发现，这些小说几乎都是先在报刊上连载，然后出版单行本和丛书。于是我开始追踪晚清的著名杂志，如《新小说》《绣像小说》《小说世界》和《小说林》，先审视一本杂志或报纸的排版和目录，再看内容，看得我眼花缭乱。仅看目录就可以发现，内容古今中外杂陈，创作和翻译小说并置，地位不分彼此，还有弹词和戏曲，林林总总，五花八门，因此不能用单独的文本分析方法来审视，而且作者的地位不见得那么重要，反而反映了当时读者的口味。我想当年的读者的阅读经验也暗含一种“共时性”——同时阅读同一期刊载的各种小说的情节，有时候一篇连载小说突然被腰斩，所谓文本的完整性根本不存在。我不知道是否有一种支离破碎的读法，可以从中看出文本背后的文化动力？否则如何找到历史的关节点？[美]罗伯特·达恩顿著
叶桐 顾杭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阅览了大量晚清文学资料之后，我才有所感悟：表面上这些作品很保守，但背后隐藏了一个文体的危机，新的事物太多，发生得太快，使得旧的文类和文体不足以应付。我特别喜欢的《文明小史》就是一个例子，这本小说涵盖的东西太多了，甚至多过《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么多东西如何容纳在一本传统架构的小说里面？而且它和刘鹗的《老残游记》同时刊登在同一本杂志《绣像小说》上，但内容和形式的表现迥异，前者众声喧哗，后者像是一篇抒情的挽歌，但都反映了同一个外在的世界。这两本小说如果不进行对照阅读，就看不出晚清文化的“内转”（involution,是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的理论用语）和“现代性”的矛盾端倪，既进步又保守。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我认为这句话并不意味晚清衍生五四新文学，而是从晚清反观五四新文学的不同。因此，当我在研究晚清文学多年之后，重新回到五四，观点就发生了变化。我不再质问五四是否继承了晚清的文化工作，而是重新认识五四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关节点的意义。二〇一九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纪念，我又开始从另一个方向重新思考五四和传统的关系，觉得五四这一代人第一次置身于中国传统之外来回看传统，因而得以全盘“整理国故”，整理必须批判，但并不一定全盘扬弃。晚清的“新学”和翻译工作，把世界带进了中土，而五四文人则从中土留洋到外国，拥抱了世界，因而开拓了一个真正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视野。五四新文化比晚清的“新学”更全面，一九二三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文化辞典》（唐敬杲主编），就是一个范例。这部两大册的辞典，把西方的思想分成一千多个条目介绍，包罗万象，尤其是哲学、宗教、社会、政治和文艺。我为此写了一篇英文论文专门讨论，可惜未能及时翻译收入这个集子。
晚清李宝嘉主编的《绣像小说》
到了五四时期，文学也不再是一门生意，而是一项很严肃的文化大业。新文学的作家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成员。因此，作家的地位变得至高无上，作家的意志也不容忽视。这几乎是所有研究者的共识。然而，在本书讨论五四文学的文章中——特别关于郁达夫的旧诗，与胡适和徐志摩的新诗试验，我全然不顾作者的身世，而专注文本分析和比较，因为五四作家对文学的严肃态度，也使得文本本身的内在价值变得十分重要。就在这个时候，“文学”这个名词的意义也变了，它变成一种想象式的创作和独立的学科，而非舞文弄墨。我重读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 重新认识到他的初意在于改良旧诗，而不是小说。他的《尝试集》如今看来相当肤浅，然而毕竟凸显了新诗的语言和形式的独创性。胡适从来没有提过西方现代主义，只批评中国旧诗的传统。真正的新诗的实验应该从徐志摩开始，因为他在英国留学期间读了大量英诗。我最近重读徐志摩的诗作，不顾他的浪漫激情，只问他早期作品的形式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有的诗长达数十句甚至数百句？为什么要写这么长？而五四初期的小说却大多是短篇。这个长和短的问题，反而引起我的好奇。
我最近才发现，原来郁达夫的短篇小说有的也很长，例如《南迁》就介乎短篇和长篇之间。我以前只顾看他《沉沦》中的大胆描写，却没有注意到内中大量引用的德文和英文，《南迁》更是如此。最近才领悟到，这些小说都受到当年他在日本阅读的德国中篇小说（Erzalung）的影响，在田园的场景中加入诗词，而情节本身并不重要。这种浪漫风格是德国式的，而不是法国和英美式的。这一发现，并不令我惊异，却逼我从另一个“跨文学”的角度来审视文本。至今一般学者早已扬弃“影响论”式的比较文学，认为是“欧洲中心”主义，现在的翻译理论则是“主客易位”，偏重译者/接受者的文本，而不注重原文。即便如此，是否可以置外国文本的来源和脉络于不顾？或是应该把二者并置来研究？在此我要感谢“文哲所”的彭小妍，她主持的跨文化研究计划，首次提出中外文本并重，把翻译研究置入一个近乎世界文学的语境，但并不“忘本”。本书中至少有四篇论文，皆是我在“文哲所”做特约研究员的产物，也都以晚清的翻译文学为主题。于是又回到了林琴南。这一次我从一个跨文化的视野，分别探讨他翻译的哈葛德、司各特和狄更斯的小说，但至今最后一篇依然胎死腹中。我的晚清翻译研究也成了一个未完成的计划。好在台湾几位年轻学者对晚清翻译文学的研究成绩卓著，足以继承我未完成的工作。此外我的合作者，原在香港中文大学、现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的崔文东，发现了很多新的资料，例如晚清民初的“鸳鸯蝴蝶派”作家最热衷翻译的英国通俗作家查尔斯·加维斯（Charles Garvice）。现在复旦大学任教的陈建华对周瘦鹃的翻译研究，非但弥补了我的不足，而且把晚清和民初的通俗文学连成一个论述，可以与五四新文学鼎足而立。以上啰啰嗦嗦的交代，实属多余，这一切都逃不出王德威两篇论述的“魅影”，在此要特别向他致敬和致谢。阅读他的每一篇文章，我都是咀嚼再三，其味无穷，受到极大的启发。王德威也是把我的论文结集成书的推动者，早在二十多年前，他就组织人马，翻译并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学术论文集《现代性的追求》，因此“现代性”这个名词似乎也贴在我身上了。本书的繁体字版，也是经由德威一手促成的，令我铭感五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