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宅产业化史话：七、中国住宅产业化（12）
（三）中国住宅产业二、三事
1、鼓励住宅科技创新与强制执行建筑规范的悖论
在住宅建筑行业，政府多年来一直都在坚持不懈地提倡和鼓励住宅科技创新，但住宅科技的发展现状却不容乐观，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甚至在发展方向上都模糊不清。
究其原因，问题就出在我们已经贯彻执行了几十年的建筑规范体系上。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创新”的住宅产品和技术通常都没有现成的可供执行的建筑规范，而且也不太可能完全符合现有规范。也就是说，“创新”的住宅产品和技术通常是“非标”(即没有可以执行的建筑规范)，甚至是“违法”(即不符合现有建筑规范)的建筑产品。
在中国轻钢结构住宅发展史上，鼓励住宅科技创新与强制执行建筑规范的悖论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大连)人就从北美少量引进了轻钢(或木)骨架住宅(有时也简称为2×4或2×6体系)，不但在技术上得到了建筑官员、学者和从业人员的认可，而且也获得了市场好评。
至此以后，在各种媒体，尤其是建筑科技类刊物上就不断看到“发展钢结构住宅”的口号。政府官员、建筑学者、投资商和其他建筑从业人员都异常兴奋，很多官员和学者都在此时加入了“钢结构住宅”研究行列(笔者也是在这一时段从家电制造业转入了住宅制造业)，很多投资商，甚至是大型国有上市公司都开始投入巨资进入钢结构住宅产业。
然而此时的中国人，才刚刚知道“七分管理，三分技术””的道理，还不知道强制执行的中国建筑规范的厉害。
早期引进的轻钢(或木)骨架住宅，由于数量少，加上当时全国上下一致呼吁要“发展钢结构住宅”，因而当地的建筑管理部门也就给它们办理了房产证。
然而，当投资商和地产商们看到“钢结构住宅”的巨大赢利空间，开始大批量制造和开发“钢结构住宅”小区时，“钢结构住宅”属于“非标”(即没有可以执行的建筑规范)和“违法”(即不符合现有建筑规范)建筑产品的问题就随之而来了。
据我所知，全国只有大连的枫叶花园合法，而且顺利获得了房产证(这当然与大连市政府和建设管理部门超前的改革开放意识有关)。其它一些地方的“钢结构住宅”项目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阻碍，很难拿到房产证。一位成都的地产商在建成“钢结构住宅”样板房后，一直拿不到房产证，在开盘时告诉我：“丁总，苦不堪言哪”(非常抱歉的是，本人从该项目是一片荒地时就力劝该开发商上轻钢骨架住宅项目)。本来该项目计划建造数千套轻钢骨架住宅，一看拿不到房产证，就立即刹车，赶忙改建为钢筋混凝土住宅。
以至于后来，只要有投资商询问我能否投资“钢结构住宅制造工厂”时，我首先告诉他，如果面向国内市场，要慎重，如果面向国际市场，能够拿到订单，可以大胆上项目。
如果有地产商询问我能否开发“钢结构住宅”小区时，我肯定要问他，你在当地能否办下房产证，如果没有这个能力，乘早罢手。
当年投入“钢结构住宅”制造业的同行们如今都苦不堪言，我们经常在电话中互吐苦水。很多人都希望我站出来说两句，毕竟我在冷轧钢材住宅这一领域有点知名度。
现在我就谈一谈发达国家是如何解决住宅科技创新与强制执行建筑规范的矛盾的。
在中国，判断住宅产品是否合格只有华山一条道——符合或不符合现有建筑规范。
在发达国家，住宅产品有二条途径可以通过建筑规范官员的检查：第一，按照现有建筑规范设计和建造的建筑产品，当然，不容置疑要按现有建筑规范来审查、监理和验收；第二，创新的建筑产品，既然是创新的建筑产品，当然就没有可以执行的建筑规范，因此必须提供得到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的产品检测和评估报告。建筑产品无外乎要控制以下三类技术指标，即：1) 结构性能参数；2) 保温密封性能参数；3) 防火性能参数和燃烧后的有毒气体参数。建筑规范官员可以根据这些检测报告来审查和判断建筑产品是否合格。
另外，规范始终落后于建筑实践。以冷轧钢材住宅为例，尽管康奈尔大学的乔治·温特教授1939年就开始研究冷轧钢材构件的设计理论，并于1946年编制了世界第一本冷轧钢材构件的允许应力设计(ASD)规范，之后，美国就开始建造冷轧钢材住宅。但51年后，到1997年，美国才颁布了第一版《冷轧钢材骨架标准——一和二个家庭住所说明性方法》。在没有这本规程的51年之间，美国及其它发达国家已经建造了不计其数的冷轧钢材住宅，它们都是按照创新的建筑产品通过建筑规范官员审查并投放市场的。因此，如果没有这条创新的建筑产品审查通道，就不可能有今天在全球住宅市场蓬勃发展的冷轧钢材住宅。
从冷轧钢材住宅在中国近2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阻力不是来自技术，因为冷轧钢材住宅在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欧洲、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已经应用了几十年，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住宅建造技术，因而国内的官员、学者、投资商都纷纷加入冷轧钢材住宅的探讨和研究，一些投资商甚至没有考虑当前的规范体系就去投资；阻力也并非来自市场，从已经建成的冷轧钢材住宅销售业绩和居住性能情况来看，都比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土别墅”要高几个档次，而且在中国有很多高科技住宅的“粉丝”在追捧冷轧钢材骨架住宅。那么阻力来自何方？阻力来自于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可以执行的冷轧钢材住宅规范，也没有一个创新的住宅产品和技术推广的途径或通道。尽管传来“好消息”—— JGJ209-2010《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规程》、JGJ227-2-11《低层冷弯薄壁型钢房屋建筑技术规程已经陆续颁布，但是，大部分行业参与者都不熟悉它们，如何说法审图公司、建设主管部门官员还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部分设计院都不熟悉这二本规范，更谈何采用这二本规范来设计了。
但如果所有的创新住宅产品和技术都要等待规范颁布后才能顺利投放市场，而一个规范往往又要编制数年乃至近十年(中国从1998年就开始着手准备编制冷轧钢材住宅的相关标准和规范)，那么中国的住宅制造(或建造)技术什么时候才能跟上国际住宅发展的步伐，因为在国际上还有数不尽的住宅新产品和新技术等着我们去学习、引进、应用和普及。
因此说，“七分管理，三分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建筑界不从制度上创新，不建立起一条创新住宅产品和技术的审批通道，再好的住宅产品和技术都无法正常、顺利地推向市场。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国际住宅产品和技术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而无法进入中国住宅市场。
此外，对于中国的住宅建设市场，还有以下几个疑问：
2、中国的资源状况真的不能可持续地建造低层住宅吗？
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很多人这个问题。
当有人问起我这个问题时，我先告诉他，我们的亚洲近邻，人均占有资源和国土面积远远小于中国的日本有60%（实际上远远大于这个数值）以上的家庭都住在低层住宅里。
这里有一组数据：
n1968年，日本有住宅2419.8万户，其中大约2200万户为木结构住宅(木结构住宅一般是低层住宅，即大约91%为木结构的低层住宅，其它住宅也基本是低层的)。住宅平均面积为73.86m2。
n1998年，日本有住宅4392.2万户，其中大约2600万户为低层的木结构住宅(占64.4%)，其它为非木结构(即砌块、钢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住宅(大约占35.6%，其中大多数也是低层住宅)。住宅平均面积为92.43m2。如果将住宅分为独立式住宅和联排住宅或公寓的话，那么独立式住宅约为2527万户(占57.5%)、联排住宅或公寓约为1843万户(占42.0%，基本也是以低层为主)、其它与商铺合用型的住宅约为22万户(占0.5%，基本也是以低层为主)。
当然，很多人会立即反驳我，日本是地震多发国家，他们不敢住多、高层住宅。不过，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高达20多万之众，但30年后的新唐山仍然建起了一片钢筋混凝土森林。(不幸的是，我这篇文章发表一年多时间后，就发生了“5．12”汶川大地震）
2006年9月13日，笔者参加了中日2006年资源循环型住宅高层论坛。
在会上，我咨询了几位专家：“为什么中国人只能住多、高层住宅区，不能住低层住宅”。
他们的回答基本和国内所有官员、学者和专家的口径一致(也是我早就预料到的)——中国人多地少，当然不能都居住在低层住宅里（实际上中国仍然大约有10亿人居住在低层住宅里，只是住宅性能差一点而已）。
十分有幸的是，这次能够面对面地咨询日本“资源循环型住宅技术开发项目”和“日本住宅开发项目”顾问团的主要成员，他们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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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团团长 |
松村秀一 |
东京大学大学院 |
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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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团副团长 |
田边新一 |
早稻田大学 |
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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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 |
清家刚 |
东京都立大学大学院 |
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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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 |
秋元孝之 |
关东学院大学 |
副教授 |
在日本经济产业省指导下，日本38家不同行业的企业于1994年成立了技术研究课题组，进行“创造生活价值住宅开发项目(House Japan Project)”可行性研究，根据其结果，于1995~1997年开发了关键技术，于1998年在舞浜建造了4栋实验房。
日本经济产业省在1999年进行了“资源循环型住宅技术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根据其研究结果，在2000~2002年期间开发出核心技术，从2005年开始用5年的时间实施进行了“资源循环型住宅技术开发项目”。
这些研究项目大多数都是针对低层住宅的，因为日本人大多数都居住在低层住宅里。
我开门见山地询问一位日本教授：“日本人均占有资源和国土面积远远小于中国，为什么大多数日本人还都居住在低层住宅里”(实际上日本政府还鼓励、资助和帮助这些居住在低层住宅里的居民加固、改建和维修这些低层住宅，以延长其使用寿命)。
他给我的第一个回答是：日本在建造这些低层住宅时，还没有掌握建造多、高层住宅的技术，所以只能居住在低层住宅里。
但他明显感觉到我不能接受这一答案，因为中国人在建造“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住宅时，也没有掌握建造多、高层住宅的技术。只不过后来掌握了建造多、高层住宅的技术后，才拆毁了这些低层住宅。
后来他私下告诉我，日本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同，日本的土地是私有化的，日本政府和房地产商都没有能力和胆量把分散的独立式住宅住户撵走，拆迁出大片的土地来建造多、高层公寓，所以日本人只能居住在低层住宅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据说日本有个机场的跑道中央至今还有几户“钉子户”，拒不“动迁”，谁也拿他们没办法，因而成了该机场的一景)。
3、钢筋混凝土承重结构和砌块维护体系能否建造钢结构住宅、绿色住宅，或实现住宅产业化？
钢筋混凝土承重结构和砌块维护体系当然建不成钢结构住宅，但能否建造绿色住宅稍后再阐述，首先谈一谈他们能否实现住宅产业化。
格鲁皮乌斯早在1910年就已经对“住宅产业化”作了明确的阐述：
n不断地复制生产独立的部件；
n用机器制造同一标准尺寸的部件；
n提供具有互换性的部件。
格鲁皮乌斯1910年所说的“住宅产业化”实际上是“住宅(系统)产业化”，目标就是像家用电器和汽车一样，在工厂流水线上连续的生产“住宅系统”，而不是“住宅部件”。格鲁皮乌斯的理想已经不是神话和天方夜谈，如今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实现了在工厂流水线上制造住宅系统。
1996年，日本组织了一个以住宅产业化官员、学者和制造商组成的庞大团队到中国来推广他们的住宅产业化思想、技术和产品。
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华，和江泽民总书记签署了《中美合作发展住宅产业化的意向协议》。
至此，中国就刮起了“住宅产业化”的技术思潮，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都非常重视，并且配备了专门的组织机构——住宅产业化中心，这在世界住宅产业化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例子，可见中国政府发展“住宅产业化”的决心有多大。
但是国人们很快就发现，很难把钢筋混凝土梁柱和砌块维护墙搬上现代化的流水线连续生产，因此有必要去修正格鲁皮乌斯1910年所说的“住宅(系统)产业化”。
如果把“住宅(系统)产业化”(House System Industrialization)修改为“住宅(部品)产业化”(House ComponentsIndustrialization)，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这一修改，得到了地产商的大力支持，因为“住宅(部品)产业化”不但比“住宅(系统)产业化”容易得多，而且包括红砖、砂石、水泥和钢筋在内的所有住宅原材料，以及家用电器、厨卫设施和室内电气配件等部品都早已实现了在工厂流水线上的产业化生产(产业化率达到了100%)。
因此像海尔这样的家用电器生产商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住宅(部品)产业化”的主力军。
2009年就有地产商号称他们的地产项目工厂化程度达到了15%，实际上就是说他们的“住宅(部品)产业化”达到了15%。这一指标错了，由于中国地产商目前的住宅建造模式没有根本性的差异，如果有一家地产商“住宅(部品)产业化”达到了15%，那么就是全国的地产商“住宅(部品)产业化”都达到了15%，而且不应该是15%，应该是100%（因为红砖、砂石、水泥和钢筋等所有住宅原材料，以及家用电器、厨卫设施和室内电气配件等部品都早已100%的实现了产业化生产，根本就不需要有劳房地产商再去搞什么“住宅(部品)产业化”了）。
现在，可以谈谈“绿色住宅”问题了。
尽管全世界爱好“绿色住宅”的人们已经坐在一起商议了很多次，国际标准化组织也极力希望制定一套全球认可的“绿色住宅”标准。但由于美国人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因此目前国际上还没有通用的“绿色住宅”标准，而欧洲、日本、美国都采用各自的“绿色住宅”标准。
所以现阶段更换“绿色住宅”概念是“合理合法”的，不需要偷偷摸摸的更换。地产商们可以顺理成章的把“绿色”更换成“绿化”(即植树种草)和“绿色的颜色”（给毁坏的山体刷上绿色油漆）。
中国目前的“绿色住宅”大都是用钢筋混凝土梁柱和砌块维护墙建造的。由于钢筋混凝土梁柱和砌块维护墙的原材料生产和住宅建造(一次能源消耗)，以及建成住宅的使用(二次能源消耗)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和破坏生态环境，如果严格按照国内外常用的“绿色住宅”评估标准来评估这种住宅的话，它们甚至还不如老祖宗留下的窑洞、竹楼和砖瓦房“绿色”。
笔者认为，就像钢结构住宅一定是钢材建造的，“住宅产业化”一定是格鲁皮乌斯100前年定义的一样，经过全世界爱好“绿色住宅”的组织和人们的共同努力，最终一定会制定出全球一致认可的“绿色住宅”标准，绝不会允许偷换“绿色住宅”概念的做法长期存在。
但根据我的观察，很多热衷于钢结构住宅、绿色住宅，或住宅产业化的人并不真正懂得这些口号的内涵，喊口号只是期望达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回写诗也会吟”的功效。因为一篇文章，乃至一篇专著都不一定能够清楚地阐明钢结构住宅、绿色住宅，或住宅产业化的真正内涵，如果用一、二句口号就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建造钢结构住宅、绿色住宅，或实现住宅产业化就太容易了。
因此，结论就是：钢筋混凝土承重结构和砌块维护体系无法建造钢结构住宅、绿色住宅，或实现住宅产业化。
这一观点，希望有志于钢结构住宅、绿色住宅和住宅产业化的人们给予批评指正。
4、中国土地资源真的紧张吗？
这里我从农民的视觉和观点来分析这个问题。
笔者分别在东北、江浙和广东地区工作过，发现各地农民对他们所掌握土地的利用价值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东北地区，尤其是广袤的松辽平原，不但土地辽阔，而且肥沃。但由于当地市场经济发展水平与江浙和广东地区差距较大，农民只能依靠土地来生存，往往一家人起早摸黑种上几十亩地也不富裕。
自从秦汉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江浙地区人均占有土地量逐年减少(人均才有几分地)，但经济发展水平却反向快速增长，数千年来，这里一直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上大学时，曾有政治老师告诉我们，解放前，江浙的农民吃得就比东北的土财主都好)。笔者在浙江工作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当地很多农民都认为自己种地很不划算(费时又费力)，因而都把地租给了邻省的江西农民耕种，自己去发展商贸和工业生产(以获取更大的收益)。
广东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主要是深圳和东莞地区)，当地的农民甚至认为出租土地给外人耕种，仍然需要花费精力去管理，得不偿失，因而不如荒废土地，任其长满野草。流出精力来大力发展商贸和工业生产，才能获取最大利益。
因而当有网友询问我中国土地资源贫乏，能否发展低层住宅？我的回答一般是：能否发展低层住宅，与土地资源的多少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主要看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即工业化程度和城市化率)和经济运行模式（传统市场经济国家一般都居住低层住宅，而计划经济国家才居住多、高层住宅，虽然目前中国的大多数产业和产品都是按照市场经济模式在运行，但住宅的土地供给仍然是执行极其严格的计划经济模式，所以现阶段中国人只能居住多、高层住宅）。这一点我们的亚洲近邻——日本已经做出了很好的证明，国外已经有很多经济学家进行过研究，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所以在一年之内就取得了可喜的经济成果(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可以与之相比的发展速度)，与土地的自由买卖不无关系，因为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既释放出大量土地可供盖工厂用，又为工业化大生产提供了众多的劳动力，最重要的是产生了人口积聚效应，很快约50%的日本人口就都积聚到大东京都市圈附近生活和工作，因而在日本出现了专业分工细致的大都市，并带来了极高的生产效率，而在卖掉地的农民的家乡却空出了大片可供耕种或建设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