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 | 贾康：关于电商创新的两点探讨
本文系贾康先生在世界银行《电子商务发展：来自中国的经验》报告发布暨研讨会上的发言（2019.11）
谢谢希蘅，大家好！很荣幸能得到机会参加今天的发布会。我感觉前面发布的这份报告，意义非常重要，而且报告的内容很有份量。我以研究者的定位，试着谈一下自己由此特别想和各位交流的一些理论联系实际的看法。
显然，阿里公司和其他电商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对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已经给人们非常深刻的印象，应该讲这是在新的产业革命——所谓“新经济”的发展中，以电商自身的发展带动了城乡的经济社会发展，其现实意义是融入中国整个现代化战略的实现这样一个宏大命题的。当然这是造福于中国人民和拥抱全球化的，中国和世界互动中它的相关影响，也必然带来对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造福世界人民的影响——这方面的扩展效应会结合在一起。现在的“双11”实际发生的交易，是在全球形成的，中国未来的发展，也会更加坚定不移地高举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的旗帜，去打造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中国大地上已经发生的这样一种引人注目的超常规发展，我想在有限的时间里主要从两个角度谈谈理论联系实际的感想，试图探讨一些有关的理论诠释。
第一是对电商形成的“寡头垄断”局面，需要有新认识。阿里代表的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在前几年的评价中已经有人用了“颠覆性”的说法，一般人想象不出这样一种超常规发展和它迅速改变商业模式和相关经济社会生活的这种效应。新商业模式使这些公司本身在中国有了一个形象化的说法，就是被形容为“风口上的猪”，没有翅膀也一飞冲天了，直观上迅速形成了几年之内就做大的BAT+京东+苏宁（现在似乎后面还可以跟上一两家）这样一种过去称为“寡头垄断”的局面——在这个行业里面千百家、甚至更大数量规模的企业试图做互联网+的创新，在创业中烧钱——当然资金来源主要是风投、创投、天使投支持，但成功者是极少数。过去认为这种寡头垄断局面一旦形成，便需要有一个反垄断法去调整，对冲它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但现在我想比较直率地说，在新的发展中间，这种直观的寡头垄断现象后边，跟出来的新现象新概念，我认为需要做理论上进一步的分析。实际生活中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管理部门都注意到了现在这个直观看到的寡头垄断，跟过去概念上的寡头垄断有明显不同。今天报告的发布，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这样一个由一系列数据表明的超常规发展、爆炸式的发展，带来的特别造福于经济社会的效应，就是共赢的效应——它可以使中国中心区一些科技精英加上金融精英支持的这种“风口上的猪”式的成功创新，迅速地去造福于穷乡僻壤、欠发达区域的底层社会成员。所谓草根层面的创业创新，可以被它很快带起来，而且带出来的效应在地域上会迅速扩展，这个扩展也带有超常规的特点，它在普惠和扶贫、减贫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机制上的贡献和已经形成的非常明显的正面效应，又和仍然有巨大发展空间的这种前景结合在一起，使我觉得需要在经济学理论上结合着新技术革命，重新认识电商的所谓“寡头垄断”问题。这方面的分析，我发觉现在学术界基本还没有涉及，我愿意把这个概念先提出来，这对于中国也好、世界也好，认识以后电商概念之下的发展空间是很有意义的，也对于认识供给侧创新所带来的共赢、共享经济这样一个前景，是很有意义的。
顺便说一句，在这个空间里我想再提到，今天的报告可能给人们的印象更多的是怎么支持了农村区域的发展，怎么把农村区域并没有多少文化素养的妇女都拉到了创业创新者的行列里来，等等。但实际上观察一下电商，它不光在低端，而且在中端、在中高端，在提升消费者“用户体验”上，它现在也在发展。我注意到像阿里的高层人士早就在说，“电商”这个概念在模糊，因为线上线下在结合，我们已不是纯粹的电商。我也考察过阿里和其他一些电商平台公司现在称为“线上线下结合”的一些创新场景，比如在北京的亦庄，就有两家大公司唱对台戏的这种线上线下结合的超市，我特别希望它们能够成功。它们烧钱成功以后，在我住的地方三公里半径内我要能享受到那种中高端的服务就好了——吃的东西是五星级的最新鲜的三文鱼、最高品质的龙虾等等，但是价位就是中端的价位，中产阶级会非常欢迎，你手机上下单，或打一个电话，30分钟之内按你的要求送到指定的场所。这种信息时代科技创新支持的进一步的普惠，它在低端、中端、中高端都有望扩展的普照之光，我希望能够真正成气候。这是涉及刚才希蘅所说的远景，还值得探讨。
另外一个视角，是我想比较直率地谈一下民营企业在“互联网+”创新领域的独特贡献。这可能也会带上一点儿敏感性的问题。一般人认为现在阿里也好，其他的电商巨头也好，都是民营企业、民营公司，实际上我知道他们已经加入了一些混合所有制的创新过程，但是总体来说，要从股权结构来说，显然还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为什么在电商这个领域里，在新技术革命领域里，他们能够引领潮流？放眼看去，中国成功的BAT+京东+苏宁再加上两三家，是不是后面跟上的还有美团，还有拼多多，没有一家是国企。这个现象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深刻认识。我们不否定国企在另外一些领域里可能有相对优势，但是现在的事实、统计现象告诉我们，在这种需要“烧钱”的新经济领域的突破，国企在相对优势上是明显不行的。据我所知，在中国移动的决策层，早早就注意到了一个原创技术，拿来以后命名为“飞信”；这个原创技术腾讯拿来以后则命名为“微信”——两边都在努力创新，但是中国移动就是不能够冲破瓶颈期，不能成气候。要说得比较直截了当一点，我也在体制内多年，我观察，国企的决策机制是：它要烧钱的话，每一个环节都得集体决策，讨论来讨论去，在一些必须当机立断、必须承担特别的阵痛或压力的时候，过不去，或者放不开手脚。腾讯也很痛苦，但腾讯最痛苦的时候想卖掉微信而没人接盘，没想到经过一个瓶颈期以后，就一飞冲天了——这个微信不仅是处理社交朋友圈，它是跟阿里唱上对台戏以后，这边是微信扫码，那边是支付宝扫码，是金融服务在帮助使经济繁荣的底层交易这方面，一下变成非常便捷的方式。中国的老百姓在街头可以手机一扫码，打出租，买煎饼果子，这样的便捷是支撑了中国超常规发展中的经济景气的。国企为什么在这方面没有亮眼的表现？我们得承认，各自有相对优势和相对劣势。考虑中国的发展前景，在这个意义上，一定要特别注意前面文才司长和李刚司长他们都说到的非常关键的原则，就是“竞争中性”，我觉得“竞争中性”也必然引到有人批评的“所有制中性”，这在逻辑上其实是一个概念——你在所有制上不能再有传统思维里的一些实际的歧视。总书记都说了，民营企业是自己人。实际生活中间，我们也不讳言这个“自己人”要真正落实，可能还要解决一些问题。所以，从现在来看，前面领导部门所强调的“营商环境”，我觉得确实是非常关键的，这也是紧密关联着我们新供给研究中强调的有效制度供给是龙头因素，领导人说的改革是现代化的关键一招。把这个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在中国坚定不移地做好，哲理上就必须强调李克强总理当年观察微信而有人想把它掐住的时候说的话，不要着急，审慎包容，要看看。看的结果，就看出了一片新天地。政府有的时候不是“要出手”的问题，“不出手”却是政府最好的尽责。这些与改革相关的哲理，都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来分析和加深认识。谢谢大家！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