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画画抛妻弃子,转身娶14岁小娇妻,因滥交染上梅毒

高更传奇的一生给了不少作家灵感,他的故事数次被搬上舞台银幕,其中最有名的是毛姆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获过诺诺贝尔奖的略萨也以他为主人公写过长篇《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
高更与梵·高、塞尚并称后印象主义三杰,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中将他们称作“现代艺术中三次运动的理想典范”:塞尚导向立体主义,梵·高导向表现主义,高更导向原始主义。
1883 年,35 岁的证券经纪人高更决然辞去了收入颇丰的工作,要做一个前途未卜的全职画家,此前他已过了十几年稳定舒适的中产生活。
这样戏剧性的决定让亲朋好友都倍感震惊,毕沙罗就对儿子说:高更太天真了。
高更付出的代价是抛家弃子。妻子梅特原以为这不过是丈夫一种高雅无害的爱好,他在1871 年就与绘画结缘,后来越来越投入,几乎将全部的空闲时间都消磨在画架前,但如今竟要以此为业,全家的生活开销如何负担?
夫妻间爆发了战争。收入锐减后全家几临断炊,1884 年,只好投奔梅特在哥本哈根的娘家。
次年高更受不了梅特家族的冷嘲热讽,出走巴黎。
冬天里的陋室没有炉火取暖,作品毫无销路,高更最后不得不去巴黎火车站画广告画,以此获得零星的报酬,勉强活下去。
高更个性强烈,在他身上,粗鲁与高雅并存,执着追求艺术的背后也有“根深蒂固的自我主义”。朋友舒芬内克曾向赤贫的他伸出援手,但高更多次无情嘲讽舒芬内克平庸的才能和他想要绘画的意愿。
1886 年高更与梵·高相识,1888 年渴望知音的梵·高邀请他到阿尔勒共同创作,当年高更的首次个展就是梵·高的弟弟提奥帮忙组织的。后来在给提奥的信中,梵·高写道:“他喜欢我的画,但同时又总是喜欢挑剔毛病。在我们之间,他是随时可以爆发的火山,而我内心也是翻腾的沸水……”
高更的刺激加剧了梵·高癫狂的症状,这段著名友谊的结果是:梵·高起意向高更举起剃刀,未果,当晚割掉了自己的耳朵,后被送进精神病院。
1891年6月8日,结束了63天长途航程的高更来到了塔希提岛(大溪地),认为崭新的生活即将开始。
起意奔赴这座南太平洋小岛,是因为他偶然读到了一篇有关塔希提的报道,作者将它描述成一座不知金钱是何物的世外桃源,风光怡人,物产丰富,人人无忧无虑。塔希提之于他,是最后一线希望。
此时的高更早已潦倒至极,画卖不掉,多年来饱尝贫穷、饥饿的屈辱滋味,去塔希提有经济的考量。在艺术上,塔希提更符合他远离文明、寻找本真的美学向往。

高更说过:“我是野蛮人,也是小孩。野蛮人比文明人更优秀。我的画虽然不蓄意使人震惊、让人张皇失措,但是人人看了之后,都为之张皇失措。这都是我的血液里的野蛮人性格所造成的。”他的外祖母出生在秘鲁,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权主义先驱与社会活动家,高更一直以她为骄傲,深信自己血管里流着印加人的血液。这或许能部分解释他为什么一直对文明之外的世界那么着迷。17岁的高更就曾放弃学业,不顾家人阻拦当了一名海员,过了 6 年周游世界的海上生活。

1887 年他和画家拉瓦尔结伴去巴拿马,寻找“没被文明污染”的地方,失意后辗转大西洋法属的马提尼克岛,于是热带成为他迷恋的一个主题,尽管两人因水土不服险些命丧他乡。
塔希提,是高更寄托这种艺术理想的升级版。土著的简单生活让他满足,白天他会和村民去捕鱼、砍木、采果子,夜里常有土著女人来陪他共眠,当地风俗十分随性,高更后来还有了一个妻子泰瑚拉,一位 14 岁的原住民少女。
强烈的阳光,浓密的森林,女人们头戴花环,蜜色的皮肤,芒果、木瓜、马缨丹,每一种颜色都达到饱和的最高浓度,而时间的流逝慢得仿佛静止了。这一切都在高更的画布上再现。
高更的塔希提作品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描绘当地妇女闲适纯朴的生活,极富异域风情。高更非常喜欢她们那种粗野却健康的美,初次逗留期间,他共创作了 77 幅作品,其中 66 幅是女人肖像。
另一种则充满神秘主义的情绪与意象,这些标示着基督降生、天使、亚当与夏娃的作品,主人公形象无一例外都是土著,不觉违和。天地初开,文明伊始,这些人物就好像已经存在,有说不出的神圣庄严。
高更常常使用大面积的强烈色彩,对此他有直觉般的理解:“色彩虽然比线条变化少,但是更有说服力。”他的用色深深影响了后来的画家。
高更与梵·高一样,认为主观的色彩是创作的重要元素,但不同于梵·高的厚重笔触,高更在技法上多用平涂,注重和谐,不强调对比,更接近壁画的风格。
高更的艺术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步入创作的巅峰时期,但他在塔希提也快待不下去了。来之前举办画展卖画筹到的款,已迅速散尽,而他自信满满寄回法国的画反响寂寥;他接受了土著的生活方式,却不能接受他们的食物。
高更酷爱抽烟,来自法国的烟丝、苦艾酒同样所耗不菲,心脏也因水土不服出现问题。1893 年 8 月,弹尽粮绝的高更只得返回法国,到达马赛时口袋中只剩下 4 法郎。
回到法国的高更为从塔希提带回的 38 幅作品举行了画展,但评论界与绘画界均不能接受他夸张的色彩与造型,莫奈、雷诺阿、毕沙罗等人甚至认为这些画糟透了,太粗野,太原始,而这恰恰是高更所追求的,他对自己成为巴黎艺术界孤独而高傲的“野蛮人”倍感自豪。
高更很快又落入经济窘境,这时他的一位叔父病逝,一笔遗产突然从天而降。他开始大手大脚地花钱,他在香榭丽舍大街租了一间画室,装饰成塔希提的原始风格,此外还养了一只猴子和一位模特,后者也是他的情人,来自爪哇的混血女子安娜。
他经常穿着奇装异服,与肩膀上站着一只长尾鹦鹉的安娜并肩散步,以怪异的方式来对抗文明社会。
1894 年,高更又厌倦了巴黎,带着安娜共赴布列塔尼(法国西北部半岛地区)。安娜性情招摇,轻视当地人,不愿和他们来往。不久,将画室中所有值钱的东西一卷而空然后消失了。
遗产花费所剩无几,艺术又难得知音,倍受打击的高更对欧洲彻底恋无可恋,他觉得塔希提在召唤他。
1895 年,高更启程重返塔希提。泰瑚拉已嫁作他人妇,塔希提也昨是今非,首府帕皮提装上了电灯,留声机笙歌不绝,文明的入侵看来无法抵挡。
高更很快又有了一位当地的新妻子。47 岁的高更身体在走下坡路,滥交让他患上了梅毒,受气候影响,腿伤再次发作,双腿长满湿疹,视力也开始下降。走前他将一批画委托给法国的朋友售卖,定期给他寄钱,但没有下文。
读他这一时期写给朋友的信件,充溢着明知抗争无用却别无选择的斗士呜号。1897 年,高更得知了一个五雷轰顶的消息:他最心爱的女儿阿丽娜死于肺炎,这使他的精神几近崩溃。高更遭遇了有生以来最严重的精神危机,他怀疑一切事物,疲惫、枯竭、心力交瘁,在完成了一生中总结性的作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后决意赴死。
高更服下了砒霜,因剂量太大引起呕吐,自杀未遂。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画在近四米长的粗麻布上,是高更创作生涯中画得最大的一幅画,他称这幅作品甚至“可与《福音书》相比”,“我再也画不出更好的、有同样价值的画来了……这里有多少在种种可怕的环境中所体验过的悲伤之情,这里我的眼睛看得多么真切而且未经校正,它们看见的就是生活本身……”婴儿、孩童、女人、老妇,采摘果实的青年,神秘的偶像,原始洪荒的背景,这幅画布满各种寓意的象征,震撼地示意了人类的命运生死,如同一首生命哲思的梦幻交响曲,将文学性和绘画性毫无间隙地交融于一体。
置之死地而后生,高更不再沉沦,为了谋生,他甚至老老实实进入土木事业局,当了一名绘图员。在朋友帮忙卖出一些画后,高更第二年便辞了职,重新拿起画笔,这始终是他全部生趣所在。后期的《白马》《祭典的准备》《两位塔希提女子》等画作,在艺术上达到了成熟,有深邃的寂静,也有丰盈的优雅。高更曾专门研究过高棉的雕塑、日本的浮世绘、古埃及的壁画,在造型中借鉴融会,他的多才多艺还体现在木刻、雕塑、版画与陶艺制作上,用丰富的形式表现塔希提风情。
生性自由的高更,厌恶殖民统治,经常帮土著民说话,不惜与统治者发生冲突。他曾为了一批被赶出家园的百姓,在报纸上发表抨击当局的文章,犀利尖刻,颇有做记者的父亲当年的雄风。1899 年,他干脆自己办了一份《微笑报》,主要内容就是揭露当局丑闻、批判殖民政策,受到当地民众拥护。投稿的人少,他有时一人使用 9 个不同的笔名,填满整个版面。报纸一直撑到第二年,因负债而停刊。
重返塔希提的 6 年中,因为殖民开发,铁路修进了内陆,传教士的力量日益壮大,岛上食物的价格迅速飙升,高更开始对塔希提也感到失望,觉得它已经变得“太文明”。1901 年,53 岁的高更迁往马贵斯群岛,听说那里“破坏”尚不严重,生活水平也比较低。他最后到达其中一个小岛希瓦瓦岛,度过了生命最后的时光。
他的生活放浪故我,看不惯其作风的天主教传教士们跟他关系恶劣,高更为了激怒他们,故意在自己的小屋周围放置木雕的裸女雕塑,门楣上钉着“欢乐之家”的大字。他依然是维权斗士,当地的海关受贿腐败,高更马上写信向当局投诉,结果收到的是一张法院传票,最后判处他诽谤罪,处以三个月监禁和 500 法郎罚款。高更不服,正准备卖画筹款上诉,死亡却突然来袭。
1903 年 5 月 8 日,高更心脏病发作猝死,时年 55 岁。第二天传教士走进他的小屋,烧毁了他们认为不道德的二十几幅裸体画。

来源:兿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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