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文官政治
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发展到宋朝，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当完备、成熟的阶段，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成为宋朝政治的基本特色。考虑到宋朝统治具有比其他朝代尤其明显的重文轻武色彩，也可以将宋朝的官僚政治更确切地称之为文官政治，或是士大夫政治。由于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影响，宋朝文官政治的具体内容、因素在以后各朝代仅仅是得到了大部分保存，而并没有被全部继承下来。
文官政治发达的首要表现是考试选官制度——科举制的完备。此前唐朝的科举制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录取人数少，并存在荐举制的残余“行卷”，以致形成请托奔竞之风。宋朝则形成了严格的三级考试、三年一考制度。初级为地方性的解试，由州、转运司或国子监举行，合格者解送礼部。二级为省试，由尚书省礼部主持，合格者奏名于皇帝。三级为殿试，由皇帝亲自策试省试合格者，初尚有黜落，后不加淘汰，只是重定名次。科举的规模明显扩大，录取人数数倍于唐。据现有资料，唐朝登科总数为6603人，两宋则达到45640人。考试手段更加严格，力求做到公平竞争，“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为此采取了多种前所未有的防弊措施。一为搜身，以防考生挟带。二为弥封，亦称糊名，将考卷上的考生姓名籍贯封贴，使考官无法得知考生身份。三为誊录，将原卷封存，另抄副卷交考官批阅，以防考官辨认考生笔迹。四为锁院，考官皆为临时差遣，受命后即入住于考场——贡院，非至阅卷完毕，不得外出及接见亲友，以避免请托。五为别试，与考官有私人关系（如子弟、亲戚、门客之类）的考生应试仍须回避，由朝廷另遣考官，单设场屋考试。与唐朝相比，进士科已成为宋朝科举的主要名目，其他科目无足轻重。至北宋晚期，进士科又根据考试内容区分为诗赋进士、经义进士两类。科举考试向读书人广泛开放，不问家世，一旦录取，即刻授官，且升迁前景远较其他仕途优越。两宋宰相90%以上系科举出身，故朱熹曰“居今之世，虽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科举制的完备程度和重要地位，在以后明清两朝仍然保持，但其基本规模则奠定于宋朝。
文官政治发达的表现之二，是人事管理制度更加复杂、严密，在古代堪称首屈一指。其法规之细、条文之繁，任法而不任人，使官僚制作为“理性行政秩序”的特点得到了充分体现。官员通常带有包括实际职务、官阶、勋、爵、贴职、检校官、功臣号在内的多重头衔，其中最重要者为实际职务和官阶。官阶代表官员个人的资历，它决定官员的基本待遇，包括俸禄、恩荫亲属为官、封赠父母妻室等，职务则决定了官员的实际权力，同时还可由此领取高低不等的职务津贴“职钱”。官员的职、阶不一定对应，可能阶卑职高，也可能阶高职卑，甚至有阶无职。这种职、阶分立，各有权益的制度沿自唐朝而更加发达，反映出国家对官僚阶层的优遇。但后代对此并未予以承袭，而是转向职阶合一，待遇统一因职务而定。由于宋朝的职务和官阶各具重要意义，因此其迁转均有一套相当复杂的程序。
职务迁转——职务系列的高低次序称为资序，任某职满一定年限即可“成资”，有资格升任高一资序之职务。同一职务，又可以“副”、“权”、“权发遣”等名目分为不同的资序。任职期满、赴吏部注拟新职者，须先将各种文状（申请书、个人档案、推荐信等等）上呈供审查，合格后被定为“到部”，即获得参加铨选的资格。吏部将待除官阙张榜公布，到部者可根据自身条件及愿望报名“指射”某阙。多数情况下因一阙有多人指射，不得不令大部分人“待次”。吏部审查文状、拟定应阙者，通常以“循资”为首要原则，而宋朝职官分类和层次复杂，人事规定具体细致，用于指导具体操作的“条”、“例”累积繁多，乃至重复歧互，也为吏部官吏特别是从事文书工作的吏员提供了作弊机会。
官阶迁转——宋朝官阶共分朝官、京官（合称京朝官）、幕职州县官（又称选人）几大级别。升迁官阶时须经历一套复杂的考核手续，称为磨勘。凡幕职州县官升阶为京朝官，须经改官磨勘，京朝官系列内升级，须经转官磨勘。绝大多数官员初仕皆为幕职州县官，根据其不同出身、所任不同职务，在积累一定资考后，理论上皆有改入京朝官的可能，其政治地位、经济待遇均将因此大为提高。故改官成为官员仕宦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如苏洵所云“凡人为官，稍可以纾意快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仿佛耳。自此以下者，皆劳筋苦骨，摧折精神，为人所役使，去仆隶无几也”。〔40〕朝廷对改官磨勘这一关卡约束甚严，不但要严格考察其出身、资历、政绩、家庭背景（有无犯罪人员），还需要有数名中高级官员保荐并连带承担责任，称为“举主”，举主的人数、身份皆有具体要求，不得稍有差错。京朝官人数虽少，但分阶细密，北宋前期共有40余阶，元丰改制后亦有30阶。其转官三年一磨勘（后改为四年），手续较为简易，通常至即转阶，甚至双转、超转。范仲淹“庆历新政”企图对转官磨勘进行限制，结果招致官僚群起反对而失败。磨勘制度也成为宋廷奖惩官员的手段之一，对有功官员常予减少磨勘年限之奖励，有过者则增加磨勘年限以惩戒。官员同样对磨勘十分重视，苏轼即云“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
文官政治发达的表现之三，是宗室、外戚、宦官等各种非理性政治因素在政治领域受到了比较成功的抑制，两宋300余年间基本上做到“无内乱”，没有出现宗室谋篡、外戚干政、宦官专权以及因其而引起的内讧、残杀。这主要是因为在制度上有种种预防措施，且执行较好。如为防止宗室成员预政，规定除远亲外不许参加科举考试，担任官职也有诸多限制。与前后朝代不同，宋朝的皇子都不直接封王，通常先授防御使头衔，然后经由国公、郡王等级别，逐渐升至亲王。亲王又不得世袭，其子孙比照官员恩荫制度，爵位渐次递降，其中只有少数“历任年深，齿德稍尊”才有可能特封王位，但并不属于袭爵性质。亲王朝会班序居于宰相之下，官属亦从简。对外戚、宦官预政，也都防范甚密，使“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基本国策得以顺利保持。从纵向上看，宋朝可以说是历代王朝中“家天下”色彩最为薄弱的一个朝代，皇帝的家人、亲属、家奴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被控制到了最低程度。
文官政治发达的表现之四，是士大夫集团与皇权之间形成了相对合理的制衡关系。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从总体上来说是服务于专制皇权的，但官僚政治长期发展后也形成一定的自主性，对皇权形成限制，并且具有将皇帝包容于官僚机器之中的趋势，要求其尽可能扮演好自己的特定“角色”。经筵制度的形成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表现。经筵是专门为皇帝学习经书、史书而开设的课程，汉朝以来即有零散事例，但未成定制。宋朝经筵则完全制度化，除寒暑期外均隔日一讲。大儒程颐论述经筵的重要性说：“臣窃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威慑，莫敢仰视，万方承奉，所欲随得，苟非知道畏义，所养如此，其惑可知。”故云“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他在经筵讲书时以师道自居，表情严肃，多所规谏，使得皇帝畏惧，以致有“僭横”之称。另外宋朝台（御史台）谏（谏官）合一，共任言责，不仅起到了牵制宰相的作用，也对皇帝形成约束，常言人之所不能堪，有时还与宰相联合起来对抗皇帝。宋朝皇帝大多数时候也能做到从大局出发，节制自己的私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公天下”的面貌，如宋仁宗所谓“措置天下事，不欲从中出”。
宋朝士大夫虽然在具体问题上对皇权形成制衡，但在思想上又竭力鼓吹绝对、单方面和无条件的忠君观念（当然“忠”的范畴内仍然包含着斗争因素）。其背景主要是值晚唐五代乱离之后，士大夫致力于重建传统的伦理道德秩序以保证社会稳定，不免矫枉过正，将忠君观念提到了人生第一原则、“天理”所在、“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高度。五代时历仕四朝官位不坠而被人称羡的冯道，在宋朝则成为“无耻之尤”的反面教材，受到严厉抨击。唐朝的统治虽有过辉煌业绩，但也经常被宋人挑出“三纲不立”的毛病，冷嘲热讽。宋朝还出现了一部托名东汉马融所著的伪书《忠经》，以与传统儒家经典《孝经》相对应。总之忠君观念强化是宋朝的一个显著现象，对后代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过，宋朝的皇权在官僚体制约束下尚未膨胀到过高的程度，对臣下的基本人格和尊严还保留有一份尊重，与士大夫集团在政治领域也还能够较好地协调关系，这都是它与以后朝代不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