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掌门人徐俊谈编辑往事：要有机会去打一口深井
11月27日晚志达书店，徐俊先生做客傅杰老师主持的名家讲座“我的读书经验”
我是1979年考入大学的。那个时候我们生活在乡村的孩子，根本不知道外面有些什么大学。填志愿的时候，所有志愿就抄在两个教室的黑板上，让我们从里面选。那时我们所有老师里上过的最好的大学就是南京师范学院，不知怎么赶巧了，我竟然考上了南京大学中文系。
在南京大学读了四年书后，我就直接到北京去了，进入了编辑行业。这时就要开始说到中华书局了。我从1983年开始工作到不久的将来退休，除却中间有不到三年时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史研究室做副研究员，基本上就是四十年在中华书局的编辑生涯。
在我三十多年的编辑出版经历里，前半段是从助理编辑、编辑到编辑室主任，做具体的编辑工作；后半段开始于2003年，那时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回到中华书局进入了领导班子，一路做副总编辑、总编辑、总经理，到现在的党委书记、执行董事，主要是管理工作。在中华书局108年的历史上，大概我是唯一一个总编辑、总经理、执行董事、党委书记全做过的人了。
在职场的三十多年连同读书的四年一共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我读书的机会其实特别少，编书也仅是在我工作的前半段，而且由于那时没个三五年出不了一本书，所以总体上编书的经验也是比较有限的。因此，今天就主要跟大家谈谈我过去经历过的与书有关的事儿，也希望大家有更多机会了解我们中华书局。
八十年代的中华书局是什么样的，年轻的读者可能不了解，我在第一次拿着毕业分配的派遣单去往北京之前也一直在想象。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系辅导员通知我说“你分配到中华书局了”，我立即就从南京大学的北园跑到南园的宿舍里，拿起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看版权页——王府井大街36号。在1983年8月8号这个日子，我从上海坐13次绿皮火车到了北京，又坐104路公交车到了王府井，拎着一个小包去中华书局报到了。
那时候的中华书局，简单概括地说，就是专业性和学术化体现得最为集中的阶段。中华书局108年的历史里，1954年以前在上海，是一个综合性的出版社。1954年迁京后经过四年的调整才恢复独立建制。对于现今格局的形成，起主要作用的就是1958年的恢复独立建制和第一届古籍小组的成立，从此开始，传统文化尤其是古籍整理出版成为中华书局的特色。中华书局的老书很多都是六十年代（主要是1963至1966年）整理出版的。这是形成中华书局品牌和品格的第一个阶段。
中华书局品牌和品格形成的第二个阶段是八十年代，特别是1982年第二届古籍小组成立之后。可以说，八十年代的中华书局，在恢复古籍整理出版、学术出版上的努力，为后五十年的发展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我们学文史哲学科的用到的最基础书，丛书套书，都是八十年代开设的，如“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新编诸子集成”等。别看现在我们的规模变大了很多，实际上我们每天做的工作都没有离开八十年代前辈们的“手掌心”，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前人工作上做的加法，无论是图书选题板块还是产品线，新辟出来的几乎是没有的。
1983年进入中华书局后，我先是在古籍小组办公室工作了一年多，当时组长是李一氓先生。李老大概算是我党老革命里最好古的一个人，藏了很多书，尤其是明清的词集，他任组长期间也安排编《全明词》和《全清词》。我经常到李老家，见到他收集的各种书画真迹和古董摆件，当时我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傻了”。那时李老写完稿子，会要我用稿纸誊抄下来，有时候也整本抄他借来的一些文人集子……
我进入中华书局后经历的很多事，都是之前根本没有接触过的，比如一项最基本的技能——“捆书”。一本书要捆，一摞书也要捆，不是简简单单地捆个“井”字，而要把四个交会处都捆成结。那时候全国各地每位古籍小组成员收到的新书，都是我捆的，邮寄地址也是我写的。
在古籍小组待了一年多之后我去了文学编辑室。每个刚进编辑室的编辑都要先定一个方向，一旦定了方向，很多人一辈子就专在这一个方向里做书。我初进文学编辑室的时候，还是个毫无经验的学徒，被安排做《中国文学家大词典》的近代卷。《大词典》开始只有清代卷，是钱仲联先生主编的，后来决定要加近代卷，就要从清代卷里拿出一部分来，于是就派我去苏州向钱先生汇报。为这件事，我去找过钱先生很多次。做后来的编辑工作中也交往过很多其他学者。
文学编辑室最年长的前辈要数周振甫先生。周先生那时已经退休，但每周都会挤公共汽车来局，然后又自己低调回去，不让单位用车送，为人十分谦逊。周先生的信箱就是我身后的柜子抽屉，每天都有读者来信，我就帮他收信，等他来了拿给他，有时也送去他的家里。周先生一直到九十岁都在坚持给读者回信。他每出一本书，还会用特别小的字写上“徐俊同志”，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盖上自己的章，不论对谁，都会恭恭敬敬地送到面前。
周先生与钱锺书先生的交往是学林佳话，我第一次从档案中看到周先生密密麻麻的《管锥编》审稿记录，深受触动，1996年我开始学习电脑打字，就把38页近五万字的周先生的审读意见和钱先生的批复，练习打字全部校录出来。记得2000年过后，傅杰老师找我，完整刊发在《钱锺书研究集刊》，现在网上也不难搜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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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甫关于《管锥编》的审读意见及钱锺书批注
开始做编辑最怕的是什么呢？是程毅中先生来谈稿子。程先生是当时文学编辑室的主管局领导，后来他在尚未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就引病辞去了副总编辑的职位。说到这里，今年疫情严重的时候，九十岁高龄的程先生，还把三万多稿费一次性捐赠给了武汉市中心医院的一线医务人员。
我们编辑做书稿审读加工，一般有两样东西必须有，一是审读报告，二是加工记录。我入职文学室后做的第一本书是一个《世说新语》的稿子，最后退稿了。审读意见，主要是对书稿体例和价值的判断，对古籍整理书稿来说，首先要审核选用的底本恰当不恰当，就要弄清楚本书的版本源流，不同版本系统中选什么本子来做底本、通校本、参校本，甚至还要去图书馆查有没有批校本之类的，都要像作者一样去研究一番，把判断写到审读报告里；对于书稿内容的意见，不能在稿子上写和划，意见要写在浮签上贴到相应位置，俗话说贴条子……稿子审完之后总是贴满了条子，然后交上去。这时候，程毅中先生可能就会突然站到你跟前，说：“徐俊同志啊，我要跟你商量商量。”最怕的就是这个时候，因为有的是贴的条子完全不对，有的是该贴条子的地方没有贴。
每接到一个稿子，从版本、前人研究到稿子本身的问题，一个个问题怎么解决，还都要写信和作者商量，作者同意了才能确定怎么做，怎么改。实际上，我所谓的读书，那时候就是读稿子，是从读稿子开始的。
周先生、程先生，这些老先生的学养和为人以及在工作上的敬业精神，确实对我们年轻人影响很大——不管你进局的时候是什么样，最后都被塑造成中华书局人的那个样子。
比周先生晚一辈的老编辑，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程毅中先生和傅璇琮先生，他们是前后直接分管我们编辑室的领导。我在九十年代初开始做文学室负责人的工作，会直接与他们打交道——责任编辑一审过后，我负责二审，然后就由他们负责三审……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有机会从编辑工作进入了古代文献的整理研究。
我们的同事里，每个人都学有专长，能写一些学术文章，最起码也都整理过一些古籍。所以，刚进编辑室感觉压力特别大，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该做什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唐诗补编》的稿子来了。
当时陈尚君老师的《全唐诗补编》列入出版计划，我被安排做责任编辑，于是我才开始接触一点唐诗和唐代文学。其实，我离开家乡去南京大学读书之前，连《唐诗三百首》都没见过，读的第一首唐诗就是小学课本里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了。我找到古典文学编辑出版的门径，并结合工作完成了敦煌诗歌的整理，就是从《全唐诗补编》开始的。所以说，陈尚君老师是我真正的老师。
当时学术界有一阵不小的热潮——补《全唐诗》之遗佚和纠正《全唐诗外编》之误辑。学术界已经发表的文章，我都要去找来核查；陈老师的每一篇辑佚及考辩按语，我都要一条条去核查。认真地说，我就是通过这样的核查审读，了解到唐代文献的大致框架结构，以及不同文献在考辨、辑佚中的价值和作用的，从一无所知，到逐渐进入。六年后这个稿子才出版成书，就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接触到唐诗本身、唐代诗人、别集、总集、类书、地方志等，才在实践中了有了审这类稿子必备的知识。
陈老师是我交往的作者里信件来往最多的，每过一段时间部分卷次审读完了，遇到不清楚的问题需要确认或者一些修改建议，就会给陈老师写信，长的短的都有。2000年我离开中华书局去了文学所，但仍保留着陈老师的信，一封也没少。
那时也特别能够体会到陈老师的工作方式。陈老师首先做的工作是清理清康熙年间《全唐诗》成书后新见的文献，换句话说，就是清编《全唐诗》没有用到的书是哪些。然后一本一本读过去，陈老师经常说，每天都要看一本新书，每天都要从新书里发现新的唐人佚诗，生活十分之快乐。
对我后来做相关研究工作影响最大的一点，就是陈老师做辑佚工作和前人的不同。前人关于唐诗辑佚的发现，大多是通过个人的阅读机缘偶尔得来的，可以说是“觅宝式”的，往往是看到一篇一首或者拿到一个敦煌卷子就写一篇文章，缺乏系统和完整的观照。陈老师所做的《全唐诗补编》区别于前人的最大不同，就是其系统性，他以地毯式的梳理最终形成了集成性的成果。
要说我进入学术领域，一个小的切口就是《全唐诗补编》里面包含的《全唐诗外编》。《全唐诗外编》的第一种是王重民先生的《补全唐诗》，他三十年代在伦敦就开始做《补全唐诗》的工作。用敦煌写卷补《全唐诗》的工作是很难的，因为那时候看敦煌卷子是非常难的，分藏于世界各地，没有影印本。在我接受《全唐诗补编》的八十年代，也只有缩微胶卷和台湾版《敦煌宝藏》可以利用。据我所知，那时在北京，140巨册的《敦煌宝藏》只在北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有，但中华书局也有一个好图书馆，其中就有一套完整的《敦煌宝藏》。这个时候我核校王重民先生的《补全唐诗》，就会借《敦煌宝藏》来核，实在看不清楚就去国家图书馆，钻进那个黑布盖着的阅读器仔细看。就是这样我开始接触敦煌遗书，也因为这项工作接触到了敦煌诗歌。
当时看到每个人都有专长，有自己的学术方向，于是自己就开始学着做。我觉得自己有所有人都不具备的条件——别人要到图书馆才能看到《敦煌宝藏》，很难完成翻检、抄录、查考等工作；而我们中华书局的《敦煌宝藏》是可以借到办公室里的。于是我就五册五册地借，用完再还回去，一段时间每天看到凌晨两三点，乐此不疲，就这样把140册《敦煌宝藏》一页不落地翻完了，对照《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对所有诗词作品做了校录。
那个时候没有好的检索工具，还好我们文学编辑室当时留存了河南大学李嘉言先生主持唐诗研究室的时候手抄的一套《全唐诗首句索引》，这又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便利的条件，陈老师的《补编》，我每一首都用这个索引查过，核查是否佚诗。很快，我又承担了《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的编辑工作，正好里面所有新见的诗人和诗人履历考证，都是陈尚君老师写的，由于和陈老师的工作联系，在我查考敦煌诗歌的时候，再次获得了这一重便利条件。
对于新见文献，我们往往首先重视的是他的补缺辑佚价值，当我把《敦煌宝藏》全都翻检完了，对诗词写本一个卷子一个卷子做了录文，关注到卷子里面的同类文献，关注到敦煌文学地域、时代（创作年代、传抄年代）的差别，有了一个整体判断之后，我有了一个体会：敦煌文书对于当时文学生态的还原价值，远远超过作品的辑佚价值。从中可以看出来，在敦煌那个区域里，唐五代到宋初这个时段，文学的发生、发展和传播的情境，文学传播过程中的改写以及和当地的宗教文学、民间文学的穿插，这是一个特别丰富的现场。
有一年在香港的敦煌会议上我提交了一篇文章叫《身临其境的诗坛》，这个“诗坛”与我们通过《全唐诗》读一篇一篇诗、一个一个诗人得出来的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后来我花了很大的功夫给《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写了五万字的前言，谈自己的认识和体会——对敦煌文学作品的认识、写本时代和刻本时代的区别、敦煌诗歌整理的原则等。目前，这篇文章仍然是我自己最满意的一篇。
讲过陈老师，就要讲讲这系列讲座的第一期嘉宾荣新江老师。当时，所有与敦煌有关的书我都是找荣老师借，经常向他请教问题，而荣老师得到与诗歌有关的资料也都会第一时间分享给我。记得有一年春节放假之前，我的稿子全部完成了，复印装订成三册，送给给荣老师看。荣老师在未名湖北岸健斋接待我。荣老师用全部寒假时间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做了大量批注，贴了条子。还有一次荣老师去巴黎开会，只有一天空闲时间，为了我发邮件询问的关于一些原卷的问题，就在巴黎图书馆给我校了一天的卷子，把我有疑问的地方全给解决了。
有些事儿，功夫下到了，就会有奇迹。荣老师对敦煌写本《张公德政碑》写本做过研究，这个写本由多个断片缀合而成，缀合之后仍然有有个小洞，缺若干文字。荣老师在英国为未定名残片编目的时候，神奇地找到了这个只有指甲大的残片，补得天衣无缝。《张公德政碑》的背面是诗抄，正面《德政碑》缀合天衣无缝，但是背面S.6973部分却是一片空白，我根据诗抄的情况判断空白之处一定有诗，应该是被褙纸遮盖了。于是请荣老师在伦敦向图书馆申请查看原卷，果然解开褙纸，里面就是与前后相接的诗抄。荣老师又帮我向英图申请了发表权，图片第一次刊发在了《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卷首。
我真的特别幸运。唐代文学方面有最顶级的陈尚君老师，敦煌文献方面又有最顶级的荣新江老师，才让我的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后来我的论文集《鸣沙习学集》出版，就想一定要邀请陈老师和荣老师作序。因为这本论文集对我这个已离开研究领域的人来说，是一个学术的纪念品，而纪念品要做得完美，就不可缺两位老师的在场。
……
讲了这么多，我的经验总结起来就是，学术研究也好，编辑工作也好，一定还是要有机会去打一口深井，触类旁通地去接触相关的文献。如果你曾经深入地做过一件事，再接触到其他事时，哪怕没有直接经验，你的认识、理解和敬畏之心，都会带给你很多的好处。
（本文整理自徐俊11月27日晚在志达书店讲座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