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秀枝丨三十五年前，我的那一场难忘的婚礼
最近我和丈夫去补照了结婚照,那天从化妆到照相用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换了八次服装，每种服装都要照几种姿式，共照了70多张。拍结婚照那天我的心情特别好，相片的效果也不错，有几张我笑得像朵花似的。看着一张张相片，我的思潮翻滚着，当年新婚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1980年乌盟师范毕业后，我和丈夫都分派到商都县范家村社中任教。1981年9月30号，是我们结婚的日子，昨天我们还都忙于工作。
结婚那天，天气格外好，阳光灿烂，晴空万里，风和日丽，今天是个好日子，我要嫁人了！ 乡村的人们都忙于秋收。我家也不例外，爷爷大早就去了打谷场，忙于收拾庄稼。奶奶在家为我准备着出嫁的早餐，白白的大米饭，炒鸡蛋，绿色的葱花，金黄的鸡蛋满满一大盘是我新婚的美餐。我和丈夫还有一个同事（我们的宾公），我们吃完饭每人骑一辆自行车回婆家完婚。当时正是秋收的时候，亲戚们或打谷场、或田间地头，都忙着自家手头的活。 我的家没有一丝聘姑娘的迹象，我的新婚没有首饰，没有鲜花，没有祝福，没有亲人的送行，更没有花轿，我悄静地嫁人了。
清楚地记得，我一条灰色裤子，红色高领毛衣和一件花格外套，丈夫一条灰色裤子，是我们所有的新装，其他内衣等都是洗干净的旧衣服。我们三人骑着自行车，爬坡上梁，蹬呀蹬，一个多小时，到了十八倾乡三娃村——丈夫的家。
来的婆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门上那鲜红的门红。这是一个没有大门的陈旧的三间土屋的院落，斑驳、脱落的院墙。一堂两屋，东边那间窗户两块不大的玻璃，西边那间是几块小玻璃组成的窗户。看见我们回来了，一群陌生的面孔迎了出来，丈夫和同事顺利地进了家，我被挡在了门外。我从窗户望着屋里的丈夫，请求他出来领我。筋疲力尽的我 说完一屁股坐在院里的一条凳子上 。丈夫出来了，连拉带扯把我带进了家。
我们的婚礼没有任何仪式，婆婆做了油炸糕，五六个菜，坐了一土炕的农村亲戚，没有任何表示，吃完饭，抹抹嘴，跳下炕走人。丈夫的两个同学，送给我们一个大花茶盘，一个很喜庆的脸盆。脸盆红边，底部是两个红色鸳鸯和一个大红喜字，盆壁的里边是八个喜字和八个好看的图案，交替排列着，外边是一圈连在一起的红色花儿。这是我们新婚收到的所以礼品。我非常喜欢这两件礼物。它象征着同学的友谊，也包含了他们诸多的祝愿。在生活中使用的时候我小心翼翼，生怕碰着。有心的同学袁为我们带来了相机，拍下了唯一的结婚照。如今结婚照不知流落谁家，袁也早早地走了，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他是丈夫和我高中最好的同窗，每当看到那个脸盆就会想起袁，眼睛就会湿润，永别和思念是令人痛苦的。
下午公婆忙着去干活，我在家里缝被单。晚上，婆婆做了面条，希望我们以后的日子长长久久。饭后没有人闹洞房，我们悄没声息地睡了。10岁的小姑和我们睡在婆婆平时住的屋里，小姑就睡在我的身边，家里其他人睡在西的间杂房。
早晨起来穿衣服时 ，发现我绿色的纯毛裤上，有两个连在一起的大个虱子，看着熟睡的像一头狮子一样的小姑，我哭笑不得，只好叫丈夫来处理这件令人龌龊的事情。我和他的家人共同生活了一天，第三天我们就重返工作岗位。这就是我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婚礼。
在现在人和富人的意识里，新郎新娘结婚那天，必须全身穿崭新的衣服。婚礼的场面尽量气派，规模宏大。这样一对新人以后的日子就会日渐富裕，幸福无比。我认为二者没有必然联系。我们当年的婚礼是寒酸的，但我们日后的光景越过越富裕，并没有比别人差。而今，我们在当地住进了新楼，我的儿子也在大上海有了自己的楼房。
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是品德好，心态好，心地善良，生活勤劳节俭，夫妻同心同德，公平对人、对事，天公才会作美。
作 者 简 介
龚秀枝，女，1956年出生在内蒙古偏僻的农村。80年毕业于乌盟师范语文班，参加工作一直从事小学语文教学。2012年退休，喜欢写记事散文、游记等，系中国著名行走散文作家联盟成员，自媒体《行参菩提》签约作家。